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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双:文明、进步与训政:孙中山训政思想与美帝的菲律宾经验*

更新时间:2019-12-04 01:01:21
作者: 吴双  

   【内容提要】 现有对“训政”的研究普遍预设了一个专制的前现代中国与一个民主共和宪政的现代西方,以及中国应当并最终会过渡到西方政治模式的线性进步史观,于是我们得到一种“中国/专制-西方/共和民主”的二元对立框架。在这一框架下,“训政”被视为西方理想政治模式对中国现实的妥协,因而是中国独有的现象。然而,这种二元对立框架是对中国和西方的双重简化,乃至扭曲。西方列强的政治模式往往建立在严格的“内外”之分的基础上,民主共和仅限于其本土,对殖民地则往往实行高度集权的统治。列强为这种内外之分辩护的话语,则是19世纪至20世纪初非常流行的“文明与进步论”。列强建构殖民帝国的实践和话语论述,对孙中山的“训政”思想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其中,美国殖民菲律宾,在孙中山的训政论述中扮演了尤其重要的角色。

   【关键词】 训政,文明,进步,美国,菲律宾

   在清末革命派阵营中,孙中山提出了较为完整的建国设想,这集中体现在他的革命程序论中。孙中山的革命程序论,以二次革命失败为节点,经历从“约法”到“训政”的重大转变。①“训政”不是孙中山的发明,它是个本土词汇,第一次出现于清代。例如,1898年戊戌政变前夕,御史杨崇伊曾给慈禧上过一道密折“吁恳太后训政”。②“训政”包含一种父权/家长主义逻辑,与强调天赋权利、人人平等,基于被治者同意的共和原则存在明显的矛盾。

   现有的对训政的研究,大部分聚焦于南京国民政府1928年—1948年实行的训政体制,同时简要回顾孙中山本人的训政思想。③这些研究普遍预设了一个专制的前现代中国与一个代表了民主共和宪政等理想政治模式的现代西方,以及中国应当并最终会过渡到西方政治模式的线性进步史观。在这种“中国/专制-西方/共和民主宪政”的二元对立框架下,训政“以民主宪政为目标,以较具集权特点的党治体制和分权特点的地方自治为手段,是西方的民主政治理想受到中国现实制约的产物”,④是“吸取了中国古代政治经验的政治发展模式”,因此是“世界政治史上的特有现象”。⑤进而,孙中山的训政论以及后继的南京国民政府训政体制的失败往往被归因于革命程序论的“基因缺陷”——它带有中国数千年专制传统的“劣根性”,试图用专制造就民主,因而难以长出西方式民主共和的参天大树。既然“光从西方来”,最后的结论,自然是继续用西方的光“照亮/启蒙”(enlighten)中国。

   这种二元对立视角存在很大的历史经验和知识上的盲区,是对中国和西方的双重简化,乃至扭曲——现实要比整齐的纸面理论复杂得多,中国未必专制,西方也并非是洁白无瑕的民主共和国,历史的发展更不是专制中国向现代西方看齐这么黑白分明。在孙中山以及其他同时代中国人的心目中,美国是共和建国的楷模,是现代西方的杰出代表。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此时孙中山尚在美国,他在回国途经法国接受《巴黎日报》采访时说,“似此情势,于政治上万不宜于中央集权,倘用北美联邦制度实最相宜”;“中国革命之目的,系欲建立共和政府,效法美国,除此之外,无论何项政体皆不宜于中国。因中国省份过多,人种复杂之故。美国共和政体甚合中国之用”。⑥

   然而,我们很难说,美国带给孙中山的政治经验只有共和、民主或者宪法,因为美国本身的面貌就是混杂的,就不止“共和国”这一个面相。美国在貌似平等的“共和”名义下,对内和对外都存在大量偏离共和原则的不平等政治实践。从孙中山的很多论述来看,他对此有非常理性的认识。美国人为这种不平等辩护的话语,就是欧洲人自地理大发现以来精心雕琢了几个世纪的“文明与进步”(civilization and progress)话语——一种殖民者的世界观。⑦

   “文明与进步”,是那个时代非常流行的话语,是弥漫于那个时代的氛围,是当时欧美受教育阶层的基本世界观,对包括中国在内的非西方民族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孙中山也不例外。只有引入“文明与进步”话语,我们才能补上长久以来缺失的拼图,获得一个更完整的孙中山形象。换言之,孙中山的训政思想,固然包含了中国本土的要素,同时也受到19世纪至20世纪美国建构殖民帝国的政治实践与话语论述的深刻影响;“训政”并不是中国特有的现象,美国在殖民地同样存在大量类似“训政”的话语和实践。

   在美国建构殖民帝国的经验中,菲律宾是一个比较突出的例子。孙中山与菲律宾独立运动分子有过直接接触并采取实际行动支持对方的民族独立事业。与菲律宾人接触的经验以及美国人为殖民扩张提供的话语论证,都对他的革命程序论产生了影响。我国台湾地区的一些研究,注意到了孙中山训政思想的域外渊源,代表作如张朋园的《从民权到威权:孙中山的训政思想与转折兼论党人继志述事》,刘俊贤的《国父训政制度规划之研究》以及赵子琳的《训政理论与政治社会化之研究——三民主义政治社会化》。《从民权到威权:孙中山的训政思想与转折兼论党人继志述事》只是笼统提及孙中山训政思想受到西方启蒙主义的影响,并着重分析了德国社会民主党和俄国布尔什维克在其训政思想转折中的作用。⑧刘俊贤和赵子琳则指出“美于菲律宾施行之训政(监理)体制”是孙中山训政思想的渊源之一,但他们的分析仅限于引用孙中山自己的论述,而且同样接受前述流行的分析框架,缺少更进一步的历史挖掘和理论反思。⑨本文以美国建构殖民帝国中的菲律宾经验为例,揭示美国的殖民经验以及“文明与进步”话语对孙中山训政思想的影响。

  

   一、训政:本土或舶来?

  

   “训政”第一次出现于清代乾隆朝。《高宗纯皇帝实录序》的原文是:“(乾隆)晋称太上皇帝。授玺藐躬,训政三年,恩垂亿禩。”在清代文献中,它专指两件事,一是乾隆帝传位给嘉庆帝以后,又训政了三年;另一是咸丰帝驾崩后,两宫皇太后的训政,由于慈安太后早逝,所以主要指慈禧太后的训政,历经同治、光绪两朝。1898年戊戌政变以后,慈禧以光绪帝的名义颁布圣旨,宣称:“现在国事艰难,庶务待理。朕勤劳宵旰,日综万几,兢业之余,时虞丛脞。……因念宗社为重再三吁恳慈恩训政,仰蒙俯如所请,此乃天下臣民之福。”⑩换言之,皇帝虽然已经成年,可以亲政,但时局艰难,皇帝能力不足,应付不了,所以请慈禧训政。

   也因此,民国初年一提到训政,就会让人联想起乾隆帝、慈禧太后对年幼或者虽已成年但能力和资历不足的在位君主的训诫与教导。对反清起家的革命党人来说,这自然不是什么好词。在讨论中华革命党总章时,党人对军政、宪政都无异议,唯独“以为训政是皇帝时代把戏,以皇帝来训小百姓,革命党既不作皇帝,那里说得上训政”。11陈炯明说得更直接:

   训政之说,尤为失当。此属君政时代之口吻,不图党人袭而用之,以临吾民。试问政为何物?尚待于训耶!……毋庸效帝王之口吻,颁下训政时期,使吾民莫知圣明在上,将发生误解也。12

   陈炯明的论证是,民主政治的原则是主权在民,人民是至高无上的主权者,自然不可能有谁凌驾于主权者之上,训导主权者。这正是训政与共和民主原则冲突的关键所在。面对批评,孙中山对训政的解释是:

   你们太不读书了,《尚书·伊训》不是说太甲是皇帝,伊尹是臣子,太甲年幼无知,伊尹训之不听,还政于桐宫。我们建立民国,主权在民,这四万万人民就是我们的皇帝,帝民之说,由此而来。这四万万皇帝,一者幼稚,二者不能亲政。我们革命党既以武力扫除残暴,拯救无知可怜的皇帝于水火之中,就是要行伊尹之志,以“阿衡”自任,保卫而训育之,使一些皇帝如太甲之“克终允德”,则民国之根基巩固,帝民亦永赖万世无疆之休。是不仅训字有根据,且训政名词,是比同盟会约法名词,用得庄典而恰当了。若说到不必由军事经过训政,就进入宪政,则简直是自欺欺人,不要建立民国了。……这个训政时期,是革命时期中必不可省略的过程,革命成否,全于此时期卜之。13

   孙中山承认主权在民,但在他那里,人民作为主权者的权利不是无条件的,而与行使权利的能力挂钩,因而是有条件的。在论证中,孙中山故意隐去了乾隆、慈禧的清代旧例,把训政追溯到商朝初年的伊尹训太甲。后来,他又在《建国方略》中说:

   是故民国之主人者,实等于初生之婴儿耳,革命党者即产此婴儿之母也。既产之矣,则当保养之,教育之,方尽革命之责也。此革命方略之所以有训政时期者,为保养、教育此主人成年而后还之政也。在昔专制之世,犹有伊尹、周公者,于其国主太甲、成王不能为政之时,已有训政之事。专制时代之臣仆尚且如此,况为开中国未有之基之革命党,不尤当负伊尹、周公之责,使民国之主人长成,国基巩固耶?14

   这里他同样避开了乾隆与慈禧,又增加了周公辅成王的例子。他还反问批评“训政”的人:

   当日革命党员多注重于民族主义,而鲜留心于民权主义,故破坏成功之后,官僚则曰人民程度不足也,而吾党之士又从而和之,曰人民程度不足,不可以行直接民权也。呜呼!是何异谓小孩曰:“孩子不识字,不可入校读书也。”试问今之为人父兄者,有是言乎?而革命志士自负为先知先觉者,即新进国民之父兄,有训导之责任者也。乃有以国民程度太低,不能行直接民权为言,而又不欲训练之以行其权,是真可怪之甚也。……以是故也,予所以有训政时期之主张,而此辈又群起而反对之。予又试问:今之所谓志士、党人、官僚、政客者,将欲何为也?既不甘为诸葛亮、文天祥之鞠躬尽瘁,以事其主,又不肯为伊尹、周公之训政以辅其君,则其势必至大者为王莽、曹操、袁世凯之僭夺,而小者则图私害民为国之贼也。此非民国所宜有,当归于天然淘汰之列也。15

   遍观孙中山对训政的论述,取自中国的主要范例就是伊尹训太甲、周公辅成王。此外,他还经常把人民比作“阿斗”,把自己或国民党比作诸葛亮,所以诸葛亮辅佐刘禅也是他反复引用的典故。在孙中山那里,革命精英与人民的关系,类似父母、兄长与幼儿的关系,显然是一种父权/家长主义逻辑。

   不少研究者看到孙中山反复援引中国古代的例子论证训政,便以为孙中山的训政思想源自中国自身的传统,而与西方无关。例如有论者认为,“‘训政’不是翻译过来的,它是一个‘土生土长’的汉语词汇。这也就意味着,我们的训政是有传统的”,“至于国外,无论英美还是法德,都没有训政这样的制度设计,孙中山也找不到相关的论据”。16

   然而,这种观点存在很大的经验盲区,因为孙中山论证训政的例子,不止来自中国。1920年11月在上海中国国民党本部会议的演说中,他说:

   中国奴制已经行了数千年之久,所以民国虽然有了九年,一般人民还不晓得自己去站那主人的地位。我们现在没有别法,只好用些强迫的手段,迫着他来做主人,教他练习练习。这就是我用“训政”的意思。斐律宾的自治,也是美国人去训政,现在二十年了,他们已经懂得自治,所以美国给他自治;不过中央政府还要美国派一个监督去训练他。17

   在这里,孙中山为训政增加了一个新的范例:美国殖民菲律宾。美西战争以及美国殖民菲律宾,是当时中国知识分子尽人皆知的事情,18也是孙中山论述训政时援引的主要论据之一,频率与伊尹训太甲、周公辅成王不相上下。在《孙文学说》里,他又说:

   美国之欲扶助菲岛人民以独立也,乃先从训政着手,以造就其地方自治为基础。至今不过二十年,而已丕变一半开化之蛮种,以成为文明进化之民族。今菲岛之地方自治已极发达,全岛官吏,除总督尚为美人,馀多为土人所充任,不日必能完全独立。将来其政治之进步,民智之发达,当不亚于世界文明之国。此即训政之效果也。美国对于菲岛何以不即许其独立,  而必经一度训政之时期?此殆有鉴于当年黑奴释放后之纷扰,故行此策也。19

孙中山认为,(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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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开放时代》2019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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