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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双:文明、进步与训政:孙中山训政思想与美帝的菲律宾经验*

更新时间:2019-12-04 01:01:21
作者: 吴双  
美国人的训政使菲律宾人从“半开化之蛮种”进化成“文明进化之民族”,习得了自治的能力。他在解释自己革命三时期思想的来源时说:“予之于革命建设也,本世界进化之潮流,循各国已行之先例,鉴其利弊得失,思之稔熟,筹之有素,而后订为革命方略,规定革命进行之时期为三:第一、军政时期,第二、训政时期,第三、宪政时期。”20既然革命三时期“循各国已行之先例”,我们如何能断定,当孙中山设想宪政等理想政治模式时,受到的是英美乃至西方的影响,而当他认定人民程度低下需要训政时,脑子里想的就是中国的传统呢?

   从根本上说,这种二元论是对中国和西方的双重简化,乃至扭曲,实情远不是“中国/专制-西方/共和民主”如此黑白分明。孙中山钟情的美国,除了“共和国”(republic)的面相以外,还有“帝国”(empire)的一面。一方面,美国国内存在大量印第安人、黑人、华人等异质性人口,共和政治仅仅局限于白人内部,而印第安人、黑人、华人则分别被强制迁徙/保留地、奴隶制/种族隔离、《排华法案》等机制排除在共和政治之外,他们与白人在政治与法律地位上是高度不平等的;另一方面,孙中山走出学校,步入政治舞台后不久,美国就踏上了建构殖民帝国的道路。1898年,羽翼渐丰的美国通过美西战争,从没落的西班牙手里夺得了菲律宾、古巴、波多黎各、关岛等殖民地,并于同年吞并了夏威夷。这些殖民地同样被排除在美国本土的共和政治之外。换言之,孙中山那个时代的美国,根本谈不上是纯粹的“共和国”,而是一个白人主导的复合政治体——白人在其内部实行“共和”,对印第安人、黑人、华人以及海外殖民地居民,则实行不同形式的“威权/专制”统治。从孙中山的大量论述来看,他很清楚美国的复合结构以及各种违背共和原则的政治实践。

   美国(白)人为这些明显违背共和原则的政治实践提供了相应的正当性论证,而这些话语论证共享了一套世界观——文明等级论与历史进步主义。文明与进步论,伴随着欧美列强的坚船利炮、廉价商品,以及教堂、学校传播到世界各地,规训了很多遭到欧美列强殖民侵略的民族的头脑,其中就包括一百多年前的中国知识分子,成为那个时代多数中国知识分子共享的一套世界观。孙中山在世界观形成的青少年时期接受了完整的英美教会学校的教育,自然不可能自外于文明与进步论。翻开《孙中山全集》,“文明/开化”“野蛮/蒙昧”“进步”“进化”这类字眼比比皆是,这些都是“文明与进步”话语的核心关键词,也是那个时代的中国非常流行的“大词”,即便立场与观点完全不同,甚至对立的派别,也都争相援引“文明与进步”为依据。这也从反面展示了“文明与进步”作为基本世界观的地位,它是对立双方都尽力争取的一杆大旗。孙中山在论证训政时援引的菲律宾的例子必须放到“文明与进步”论的语境中才能获得正确的理解。

  

   二、美国:共和国与帝国

  

   在晚清时期,许多反满民族主义者已经自觉以美国为共和建国的楷模。武昌起义以后,江苏都督程德全、浙江都督汤寿潜、沪军都督陈其美在联合通电中宣称:“自武汉起义,各省响应,共和政治已为全国舆论所公认。然事必有所取,则功乃易于观成。美利坚合众国之制当为吾国他日之模范。”21该电文的目的是模仿美国独立战争期间的大陆会议,号召各省公推代表赴上海组织联合机关,统一指挥接下来的革命行动。在革命派陈天华眼里,美国是“五洲万国,最平等,最自由,称为极乐世界者”。22革命派看到的美国,是平等、自由的共和国。但是美国的真实面貌,要比单纯的“共和国”复杂很多。

   美国独立战争是以“天赋人权”(natural rights)的名义进行的。《独立宣言》宣称:“我们认为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造物主赋予他们若干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为了保障这些权利,人类才在他们之间建立政府,而政府之正当权力,是经被治理者的同意(consent of the governed)而产生的。”《独立宣言》将“人人平等地享有某些天赋权利”以及“政府的正当权力基于被治者的同意”确立为共和政治的核心原则。这种基于抽象原则的普遍主义政治模式,必然与平等联系在一起——共和国意味着平等保护所有人的天赋权利,它反对不平等,换言之,反对给予某些人特权或者剥夺某些人的权利。23

   作为启蒙意识的子嗣,《独立宣言》是对欧洲君主专制“帝国”的批判、否定与决裂,但此时的欧洲本身也正在经历一场深刻的大转型,因而赋予“帝国”一种新的含义。“帝国”可以指古代那种实行君主制,广土众民,内部存在种族、语言、宗教、生产方式、风俗习惯各不相同的多元异质群体,并对不同群体实行不同治法的“老大帝国”。现代资本主义兴起以后,又出现了新兴的“殖民帝国”。殖民帝国不一定有君主,往往在本土实行代议制,推进工业化与民族国家建设,在殖民地则实行高度集权化的统治,并将殖民地纳入以本土工业为中心的经济贸易圈,通过掠夺殖民地的资源供养本国工业,形成一种“中心-边缘”的复合结构。24无论哪层含义,“帝国”都意味着对内对外存在大量的强制(coercion)、区别对待(discrimination)与不平等,因而与“共和”原则存在深刻的矛盾和断裂。

   可以说,在“帝国”的两层含义上,19世纪至20世纪上半叶的美国都存在“帝国”的面相。对内,共和政治仅仅局限于白人内部,印第安人、黑人、华人则被排除在共和政治之外,可谓改头换面的“对不同人实行不同治法”。对外,占领海外殖民地以后,殖民地的法律地位介于州和外国之间,被排除在本土的三权分立、代议制、权利法案等共和政治之外,但又没有独立主权,形成了本土共和与殖民地威权的殖民帝国结构。菲律宾,就是美国建构殖民帝国的一个典型案例。面对现实中大量偏离共和原则的不平等政治实践,美国人需要额外发明一套“帝国理由”,25来弥合现实与共和话语之间深刻的矛盾和断裂,论证这种剥夺与不平等是合理的、有益的,甚至是必要的。这套话语,就是文明与进步论。

   (一)“帝国问题”:未经同意的统治

   1896年8月,菲律宾爆发了震撼全国的反西革命。26在西班牙殖民政府的镇压下,到1897年12月,独立运动遭到严重挫折,陷入低潮,独立运动领袖埃米利奥·阿奎纳多(Emilio Aguinaldo)与西班牙人妥协,接受其资助,退隐香港。1898年年初,美国酝酿对西班牙开战,但尚没有足够的兵力对付陆上的西班牙殖民军。3月—5月,为借助菲律宾独立运动分子的力量赶走西班牙人,美国亚洲舰队司令乔治·杜威(George Dewey)以帮助菲律宾获得独立为借口在香港多次会晤阿奎纳多。杜威保证“美国是一个伟大而富足的国家,不需要,也不要求殖民地”,于是阿奎纳多答应与美国人合作,加入反西战争。在菲律宾革命军的陆上打击下,西班牙殖民统治迅速瓦解,美军则击溃了西班牙海军。但是,美军占领马尼拉之后违背诺言,拒绝革命军进城,并成立军政府,持续向菲律宾增兵。1898年12月,美国撇开菲律宾革命军,单方面与西班牙签订《巴黎条约》,西班牙将菲律宾群岛、古巴、波多黎各、关岛割让给美国。1899年1月,菲律宾革命军在马洛洛斯建立菲律宾第一共和国,阿奎纳多当选为共和国总统。2月,完成战备工作的美军挑起战端,菲美战争爆发。1901年4月,阿奎纳多被俘并规劝人民接受美国统治,菲律宾第一共和国覆亡。27

   短短几个月,美国就占据了从大西洋到太平洋的大量群岛。然而,《巴黎条约》并没有规定这些领土(territories)的法律地位,于是这个问题留待美国国会决定。如何统治这些领土,成为美国必须面对的“帝国问题”(imperial problem),在美国统治集团内部引发了一场辩论。辩论的结果,是扩张主义者的“国会全权论”(a doctrine of plenary powers)28占据了上风。在此基础上,扩张主义者发明了“合并学说”(a doctrine of incorporation),正是这套学说,奠定了美国建构殖民帝国的基本政治法律模式。合并学说的经典表述是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怀特大法官在1901年“道恩斯诉比德维尔案”中撰写的判决意见。

   怀特反对“美国一旦取得某块土地,就必须给予它州的地位(statehood)”的观点,认为这种观点不但妨碍了国会缔约权的行使,也架空了国会的其他权力。他区分新领土的“取得”与新领土的“治理/处置”,因此“取得领土的权力”与“处置领土的权力”是相互独立的权力。而且,“州”与“领地”存在实质意义的区别:前者是“被合并的领土”,后者是“未被合并的领土”,“在国际法层面不是外国,但在国内层面,却仍然是外国”。这些“未被合并的领土”与联邦的关系,由国会决定;未经国会明示或默示同意,取得领土并不必然意味着将外来领土合并进合众国。这样一来,国会就至少有了以下几个政策选项:国会可以允许新领地加入联邦,成为平等的州,如夏威夷;也可以让它们独立,如菲律宾和古巴;还可以无限期搁置这一问题,从而保留自由处置的权力,如波多黎各和关岛。29这就在法律上给美国的帝国扩张提供了最大限度的自由裁量权。

   由此,怀特大法官为美国划出了两条边界,一条是共和国的边界,由当时的北美45个州、3个即将纳入联邦的领地、1个联邦直辖特区以及1个印第安领地组成;另一条边界则是富有弹性的、变动的帝国边界,由美国主权所及却又未被纳入联邦成为州的土地组成。前者经过内战的血与火,凝聚成不可分裂的“永久的联邦共和国”。对后者,美国则采取一种机会主义的态度:根据国际局势与国家利益,美国可以取得并管理这些土地,但美国本土的宪法与共和制度并不适用于这些地方,同时保留了分离的可能性,一旦情势变更,美国便可以全身而退。30

   于是我们看到,共和政治在其边界处,出现了明显的“断裂”,而菲律宾就处于美国的帝国边界之内,共和国边界之外。问题是,殖民统治既没有经过菲律宾人的同意——当时,阿奎纳多领导的菲律宾共和政府甚至在进行反抗美国殖民统治的战争,又没有给他们与本土各州平等的权利,岂不是违背了《独立宣言》与美国宪法确立的共和原则?

   (二)“帝国理由”:自治的训练

   面对殖民统治与共和原则之间刺眼的“断裂”,时任总统威廉·麦金莱(William Mckinley)在解释自己的菲律宾政策时说过一段非常有名的话:

   第三,我们不能放任它们不管,因为它们并不适合自治(self-government),如果我们放任不管,那里会很快陷入比西班牙统治更糟糕的无政府和暴政状态中;以及第四,我们别无选择,只能全盘接手这些岛屿,教育、提升(uplift)、教化(civilize)那些菲律宾人,并使他们皈依基督教……31

   麦金莱给出的论证是,占领、统治菲律宾是为了提升(uplift)、教化(civilize)菲律宾人,给他们带去文明和自治。这就是美国人为其殖民统治提供的“帝国理由”的核心逻辑。

   1899年1月,麦金莱总统任命了第一届菲律宾委员会(the Philippine Commission,又称“舒尔曼委员会”),其基本任务是调查菲律宾的基本情况,为政策制定提供信息。1900年1月,舒尔曼委员会向麦金莱总统提交了一份详细的报告,麦金莱随后将报告递交国会。显然,这份报告代表了美国官方为其菲律宾政策提供的“帝国理由”。

在报告中,舒尔曼委员会否定了美国国内的反帝主义者让菲律宾立刻独立的观点,认为菲律宾人“缺乏教育和政治经验,加上种族和语言的多样性,他们目前无力治理整个菲律宾群岛。至多,他们可以在美国人的控制或指导下,协助美国人处理全国性、省级以及市镇一级的事务”;如果美国势力撤出,(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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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开放时代》2019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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