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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安奎 张旭斌:以人民为中心的双重代表模式——兼及政治代表中“利益”与“意志”的调和

更新时间:2019-12-04 00:53:10
作者: 谭安奎   张旭斌  

   【内容提要】 人民与代表在政治理论与政治修辞中常常紧密关联,几乎所有的现代政府均宣称它们在代表人民行使权力。但人民与代表之间的关系尚缺乏足够清晰的理论说明,这严重妨碍了我们对现代政治秩序与政治代表过程的理解。从人民与代表概念的学术和日常语境来看,作为主权者的人民实际上是通过两种不同的方式与代表关联在一起的:其一,人民以代表者的身份代表着分散的民众;其二,人民又作为被代表者被其代理人以“代行为”的方式所代表。我们可以由此阐明一种以人民为中心的双重代表模式。该模式借助于作为主权者的人民所具有的公共性,为调和传统政治代表模式尤其是西方代议制民主模式中利益代表与意志代表的持久冲突提供了新的思路。

   【关键词】 人民,双重代表,利益,意志,公共性

  

   一、人民与代表:一个由修辞引发的理论困惑

  

   人民与代表①均为政治学的重要概念,无论是在日常政治话语还是在政治学理论中,二者都可谓高频词汇。人民与代表概念的联合使用在政治修辞中也相当常见。当一位政治家试图说服民众认可他的权威时,他往往会宣称他是代表人民的。这方面的一个极端例子便是希特勒。他曾宣称他比任何其他的政治家都更有权利说自己代表了人民。②政治学者在总结政治现象或阐发政治理论时,也会将代表与人民联系在一起使用。如托克维尔在阐述美国的民主时就曾提到:“由普选出来的议员代表人民,在人民的直接监督下工作。”③

   人民与代表的密切联系同人民主权观念的兴起高度相关。自启蒙运动以降,随着洛克(John Locke)、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等政治思想家的大力倡导,神学与政治相分离的世俗化进程开始在全球范围内蔓延。在这一过程中,人民开始逐渐取代上帝成为政治合法性的主要来源,甚至是终极来源。从“人民的声音就是上帝的声音”④到“人民居于整个国家的政治生活之上,就像上帝居于世界之上一样,成为万物的原因和目的,万物生于斯又归于斯”,⑤在过去的两百多年间,“人民”的政治地位可谓如日中天,人民主权的观念在世界范围内不断深入人心。无论是代议制民主国家还是其他形态的国家,它们在建立政治共同体时的首要任务便是在共同体内把“人民”建构起来,继而组成政府⑥代表人民行使主权,进行治理或统治。因此,在现代政治中,几乎所有国家均倾向于宣称其最高主权属于人民,而任何谋求权力的政治家均须宣称他们是代表人民行使主权的。

   由此可见,人民与代表两个政治概念的紧密相伴不是修辞上的偶然,而是有着深刻的时代背景与理论蕴含的。但是在现有的政治理论中,二者之间的关系远未受到应有的重视。在政治代表研究中,“人民”几乎从未成为精心阐释的对象,代议制民主仍然在政治代表研究中占据着核心位置。无论是政治理论家在审视代表理论以反思现实中的政治代表模式时,还是在政治科学家综述有关代表的经验研究文献中,代议制民主一直是最热门的话题。而人民的概念虽然在政治代表研究中频频出现,却鲜有学者将人民本身看作政治代表研究中的一项关键议题。反过来,在关于人民的研究中,代表问题也没有得到足够的关注。当代人民问题的研究者对人民概念本身充满了兴趣,但是对人民与代表的关系则似乎兴味索然。例如,人民研究的核心人物卡诺万(Margaret Canovan)通过梳理“民众”(multitude)与人民之间的区别,分析出了迄今为止最为清晰的人民的概念,遗憾的是,卡诺万对人民如何在现代政治秩序中发挥作用却着墨甚少。⑦

   有个别研究现代政治的理论家尝试解释人民的重要性以及政府应当如何代表人民行使主权。由于没有直面人民概念的模糊性以及代表理论的复杂性,他们研究结果的说服力似乎被明显地削弱了,这也让更多的理论家望而却步。例如,史密斯(Rogers M. Smith)论证了通过建构人民来凝聚民众对于建构共同体与建立政府的必要性,但是他没有给出一个清晰的人民的概念,甚至经常将人民和民族、国族、民众等概念混用,而在如何代表人民的问题上也仅仅是蜻蜓点水。所有这些缺陷最终导致他的研究显得有些混乱,无法形成一个清晰的理论。⑧

   目前为止,能够称得上同时使用人民与代表两个概念分析现代政治,且业已形成完备理论的学者当数阿克曼(Bruce Ackerman)。阿克曼围绕人民与民主建构了一套完整的、用以解释美国宪法与政治变迁的“二元民主”(dualist democracy)模式。阿克曼认为美国的政治结构包含两种不同类型的民主决策过程,第一元民主是指民众动员起来形成人民,从而启动宪法改革的公共审议,第二元民主是指民众回归私人生活,授权他们选出来的代理人去进行政治议题的民主审议。在这二元的民主过程中阿克曼既赋予了人民前所有未有的独立地位,又阐释出美国政治中复杂的代表结构。但是,阿克曼的理论具有非常强的区域局限性:首先,民主只是政治代表的一种实现形式,只关心民主与人民的关系有可能使得人民与代表的关系被严格限定在西方民主国家;其次,美国式的二元民主理论在结构上远比其他由日常民主决定的代议制民主复杂得多,这使得他的理论对美国以外的政治现象的解释力同样非常有限。总体而言,正如阿克曼自己所说,他的理论就是一个典型的“美国故事”。⑨

   上述研究对我们认识人民、了解政治代表过程和理解现代政治秩序均做出了突出贡献。但是,这些理论没有解答人民与代表的关系问题,甚至使这一问题更加扑朔迷离:作为政治主体的人民与作为政治行为方式的代表究竟以何种方式协同运作,从而完成了民众建构现代国家这一过程?

  

   二 、同时作为代表者与被代表者的人民

  

   人民概念本身有着复杂的含义,代表行为也有着多种多样的具体表现形式,因此人民与代表同时使用的已有理论就显得十分庞杂且混乱。为了厘清人民与代表之间的理论联系,我们需要完成两个步骤:首先,需要一个清晰的、较少争议的人民概念;其次,发掘现有研究中讨论到人民与代表关系的理论,并将这些理论整合起来,形成一个初步的关系结构框架。

   (一)具有公共性的人民概念

   无论是在严谨的学术著作还是在日常政治话语中,人民的概念并不统一,不同的学者在界定人民的概念时,甚至使用了迥异的定义。在马克思主义者的话语中,人民通常指处于阶级压迫下的工人阶级与农民阶级。例如,列宁认为,“当时只有把无产阶级和农民都包括进来的革命,才能成为真正把大多数吸引到运动中来的‘人民’革命。当时的‘人民’就是由这两个阶级构成的”。⑩迈克尔·曼(Michael Mann)则认为,世人对人民的诠释有两种,一种是“分层的人民”(stratified people),另外一种是“有机的人民”(organic people),前者把人民看成多阶层、多利益的多元政治构成,而后者把人民看成种族的、单一不可分的血缘团体。11萨托利(Giovanni Sartori)在整理历史上的人民概念时,甚至总结出了六种不同的定义。12但是,如上所述,人民与代表的密切联系同人民主权观念密不可分,而人民主权观念是早期现代以来政治理论的重要产物。因此,要想清晰地把握人民主权观念中人民的概念,我们就有必要回到早期现代经典理论家对人民的论述中去。

   对人民这一概念的界定历史悠长,而霍布斯(Thomas Hobbes)是最早尝试在理论层面明确分离人民与民众的学者:“‘人民’是一个单一的实体,有着单一的意志;你可以将一种行动归于它。而这一点却无法用在民众上。每个国家都是‘人民’统治;即使是在君主制中,‘人民’也行使着权力,只是人民的意志是通过某个人的意志来体现的。而公民即臣民则是民众。在民主制与贵族制中,公民是民众,但议事会是‘人民’;而在君主制中,臣民是民众,但君主是人民。”13在霍布斯的理论中,民众是共同体内的基本单位,它们的意志是杂乱而众多的;而人民则是单一的实体,只有主权者的意志才配称作人民意志。

   虽然霍布斯对人民与民众的区分由于对主权者的过度推崇而备受争议,但是他的这一区分方式基本沿用到后来学者对人民概念的研究中。在当代对人民概念的界定中,学者们开始区分“具体的人民”和“抽象的人民”。“具体的人民”指在日常政治中活动的民众,是人们简单相加的集合;而“抽象的人民”则指抽象的单一实体,是民众的有机融合。14由于人民与民众在表述上常常发生混乱,为了行文的方便,下文中人民单指“抽象的人民”,而民众则指“具体的人民”。

   所谓“抽象的人民”,与分散的、作为纯粹集合概念的民众不一样,它指的是真正在政治共同体的历时变迁中,在民众的经验流变过程中保持稳定、掌握主权的那个主体,也就是作为主权者的人民。相较于“具体的人民”而言,“抽象的人民”具有非常强的公共性:一方面,由于人民是民众以契约或制宪的方式而成的共同体,民众的意志得以归于人民,形成具有公共性的人民意志,并集中体现在宪法文本和基本政治制度设计上;另一方面,人民的利益又不同于民众的利益加总或其中每一个人的利益,它更多地代表着一个共同体历时的长远利益,乃至超越代际差异,兼顾了子孙后代的利益。因此,“抽象的人民”代表着共同体内的每一个民众,而民众则很难反过来宣称他或者他们可以代表“抽象的人民”。然而,至少部分地正是由于我们没有区分流变不定的民众与作为主权者的人民,甚至把二者等同,才使得我们谈论人民与代表的关系时,陷入了简单化的思维,将政治代表关系轻率地理解为“民众——政府”之间的关系。一旦我们对这两个概念进行了区分,我们就会看到人民与代表之间更复杂的关系,在这里,人民同时扮演着代表者与被代表者的双重角色。

   将人民的概念界定清楚以后,通过梳理政治话语中人民与代表的关系,可以发现人民与代表实际上以两种不同的方式呈现在政治理论中:一种是人民作为代表者代表民众,另一种是人民作为被代表者被政治代理人所代表。接下来,我们将分别讨论作为代表者的人民与作为被代表者的人民是如何与代表联系在一起的,并通过代表理论阐释人民在这两次代表过程中分别发挥了怎样的作用。

   (二)作为代表者的人民

   如何整合分散的民众使其对共同体及其政府产生足够的认同感,是现代政治研究的一项重要议题,也是共同体维系自身合法性的重大考验。获得广泛的民众认同对于新生的共同体而言是首要的目标之一,而由民族问题、宗教问题、意识形态问题所产生的认同危机也会对一个稳固的共同体造成巨大的威胁。因此,如何建立和巩固公民认同是每一个共同体所必须关心的政治要务。在现代政治中,君权神授与世袭制已经失去了支撑国家合法性的基础,人民取代国王成为凝聚民众最为有效的方式。因此,即使是最专制的国家,专制者为了完成国家建构,首先也要完成人民建构以吸纳最广泛的公民认同。如此一来,人民便成了整合共同体中全体民众最为有效的方式,在人民建构完成之后,人民作为象征符号象征着共同体内跨越地域与代际的全体民众,这种代表方式就是典型的象征性代表。

象征性代表理论认为代表行为不仅仅是对被代表者的反映,代表者本身就具有意义:“代表是一种存在主义的事实(existential fact),一定意义上,它就是‘所在’;人们一般也如此看待它。”15象征性代表对于巩固共同体团结有着深远的意义,如皮特金(Hanna Fenichel Pitkin)所述,“倘若我们追求的主要目的是将整个民族融合成为一个统一的整体,创建一个国族,那么这样的观点(象征性代表)对我们是有诱惑力的:在实现这一目的上,一个单个的万众瞩目的象征比一整群的议会代表者更有效。”16典型的象征性代表事物包括国旗、国徽、纪念碑,(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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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开放时代》2019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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