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我们的大学，有白璧德、赫钦斯、布鲁姆等人所批评的一而切毛病，而且既踵事增华，又变本加厉。故他们所说之所有经典该读的理由，我们都适用，抑且比人家还要迫切，还应更加紧地读。

　　 然而，我们想读经典却也不易。梁实秋先生在介绍赫钦斯编的《西方经典》时，即曾感叹东方人也有东方的经典，而期待我们也能参照他们的书，编出一套《东方的经典》来，并希望中文版之外还有英文版。

　　 但我们都知道：目前我们可是甚么也没有呀！

　　 没有书，也没有读者。个别的人喜欢找点古书看，当然也是有的，但我说的是我们缺少经典的读者社会。社会不支持读古书，读经典的人也构不成普遍的社会群体。大家看手机、聊八卦、读畅销书、做明星起居注、打听时尚报导、读考过试以后就扔进字纸篓的教科书、看一切无聊图文垃圾、上网聊天打屁，可就是不读经典。

　　 想要读古书的人，则总是会碰到庞大的压力，问你为何要读、读了有甚么用、现代人何必钟情老古董、古书里面有毒素怎么办、经典为何只能是古籍、那些东西跟我的专业有何关系、对我们未来事业能有什么帮助……等等等。

　　 他要自己先说服自己，跟这些乱七八糟的问题纠缠一通，找出一个勉强自己去读读看的理由。然后再一一应付别人对你居然读经的询问，和没完没了的质疑。身心俱困，口弊唇焦，经典还没读呢，什么兴致全没了！

　　 当代大学生尤其不是经典的读者群。能考上大学，本身就是读教书参考书高手的明证。读那些东西把时间都占满了，故通常没机会读其他的书；读教科书把脑子读坏了，于是也不再能读什么经典；受限于专业体制，更不会去读与专业无关的韩文、杜诗、孔孟、老庄、《金刚经》、《红楼梦》。

　　 因此我们莫说比不上哈佛芝加哥，对早年提倡人文精神的吴宓等前辈，亦当有愧。

　　 其实那时的大学生，无论南北，都具有远比现今通博的精神，不为专业体制所限。

　　 傅斯年在北大读国学，去英国却读心理学，然后到德国再从文科读起，但地质、蒙学、藏学、相对论，什么都学。

　　 赵元任留美，先学电机，后读数学，再转哲学，获博士后再转研究语言。

　　 金岳霖去美国，先是学商，转学政治，得了博士后，又去英国学哲学，回国替赵元任教逻辑课，才最后以逻辑名家。

　　 闻一多在美国本来学美术，后来则以文学著称。

　　 马寅初，在哥伦比亚大学以研究纽约市财政获博士，后来则以人口学闻名。

　　 看来专业云云，对他们只如笑谈，根本视若无物。就是博士学位，也不看在眼里。闻一多、陈寅恪、梅光迪、陈衡哲、梅贻琦、任鸿隽等，都不是博士，吴宓也不是。难道凭陈寅恪、梅贻琦这些人的学问，还拿不到学位吗？当然不是。是他们根本不把学位当一回事。就像鲁迅兄弟在日本读书多年，从来也没想要拿个学位一样。

　　 读书、做学问，就是读书做学问。读书不是工具，学位不是目的，什么专业更是无关紧要。《论语》曰：「君子不器」，又曰：「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此之谓也！古人的智慧，即体现在他们的具体生活中。这类事例，不知还能给现在的大学生一些启示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