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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飞腾:特朗普主义与美国同盟体系的转型

更新时间:2019-12-03 23:25:25
作者: 钟飞腾  

  

   【内容提要】特朗普给美国的内政外交带来巨变,人们正在普遍关注"特朗普主义"的内涵及其影响。"特朗普主义"具有深厚的思想基础,在美国历史上不乏身影,但"特朗普主义"并不完全等同于特朗普的政策与言论。"特朗普主义"的核心特征在于:不重视盟友和希望减少美国承担的国际责任。由此引发学者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前途的担忧。与美国政策界致力于维护自由主义国际秩序不同,美国学术界的讨论倾向于将盟友体系与自由主义国际秩序脱钩。从理论上说,一个没有盟友的亚太新秩序是完全可能的,因为支撑结盟的无政府状态早已转向了等级制。而且,随着全球价值链的崛起,在无政府(市场)和等级制之间,更为重要的是网络化的治理方式。而这一形态不仅将重塑国际秩序,也将为中国的崛起创造新的空间和方式。

  

   【关键词】美国同盟体系;美国外交政策;自由主义国际秩序;价值链;“特朗普主义”

  

   美国总统曾被称作帝王式总统。就对当前的国际形势的影响而言,特朗普总统似乎正在行使帝王般的权力,全面颠覆美国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对外政策。人们给特朗普贴上了许多标签,其中最为显著的标签是“商人”,认为特朗普是非理性的,缺少美国历史上伟大的政治家所具备的政治品格。尽管大多数人认识到美国是一个商业国家,但似乎并不愿意将商人与政治家画等号,而且均认为商人的治国能力明显不如政治家。但从美国目前的政策进展来看,特朗普却是美国总统中更加愿意兑现竞选承诺的一位总统,他表现出少有的言行一致。由于缺乏对特朗普的准确认知,全世界都在猜测特朗普治下的美国究竟将在多大程度上背离传统的美国。

  

   就对外关系而言,美国传统上对外政策的支柱之一是盟友体系,而特朗普引人关注的言论之一却是非常不重视盟友的作用。因此,人们普遍关心特朗普政府的对外政策对美国盟友体系的冲击究竟会有多严重。从研究对外政策的学术文献看,特朗普个人层面的影响只是因素之一,更为重要的影响似乎是国际结构、力量对比以及美国国内的政治博弈。因此,有必要区分特朗普本人以及在美国对外政策运行中的“特朗普主义”,后者的内涵更为丰富,甚至具有政治哲学的色彩。由此,对特朗普的认知也不能仅仅停留在“商人”的层面,而是要深入研究美国对外关系理论思想渊源中被遗忘的一些信条。

  

   在特朗普执政之后,美国学术界从理论层面进一步反思了美国传统的同盟关系,特别是支撑同盟关系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理论。在特朗普屡次发表言论挑战盟友不可动摇这一铁律之后,美国的盟友实际上不得不增强自主性,加大防卫支出。尤其令人称奇的是,美国的盟友要比特朗普政府更加坚持维护美国领导缔造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美国学术界在讨论自由主义国际秩序面临的外部挑战时,没有将盟友视作挑战的来源,而是将传统盟友秩序之外或者部分之外的中国和俄罗斯视作最大的挑战。但是,美国学术界的讨论和认知,与特朗普同时将盟友和中俄两国视作战略挑战有很大的差别。对于这种分歧,有学者将原因之一归于特朗普不懂国际政治,有人声称特朗普不懂结盟。

  

   但从理论层面看,这种归因过于简单,因为联盟的形成和瓦解、联盟对经济增长和安全的贡献,以及联盟对国际体系的影响均是十分复杂的,学术界长期存在不同的观点。正是因为学者存在不同的观点,在客观上也为特朗普的言论提供了不同的理论支撑。特朗普多次批评美国盟友“搭便车”,要求美国的盟友增加军费开支。显然,如果这种言论在美国国内有支持者,那么特朗普将继续利用此话题赢得选票。从特朗普的角度看,挑战传统盟友关系的合理性不仅在于竞选的需要,也在于借此重振美国。但从美国选民的角度看,美国的同盟可能确实没有满足当下选民所关注的问题和挑战,比如,经济增长、就业以及社会保障等。由此,需要根据最新的研究进展,准确评估特朗普政府时期美国同盟体系的经济与社会效应。此外,从东亚地区的发展经验看,中国崛起的动力之一来自地区生产网络,因此,对中美关系的解读也要有超越西方语境的意识。本文力图通过分析表明,美国的同盟体系正在发生重大转型,从过去的等级制转向更加扁平化的网络结构。

  

一、联盟转型与特朗普政府盟友政策的争论


   (一)联盟转型的概念及其分类

  

   随着美国亚太同盟体系向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第三个时代转变,“联盟转型”已成为近年来中国学者在分析美国对外政策中使用较多的一个术语。左希迎认为,美国实力的相对下降,导致其对盟友的承诺存在较大难题。美国采取美日同盟再平衡、构建网络化的亚太同盟以及实施双重保障等措施确保联盟转型。凌胜利认为,美国亚太同盟也在经历明显的转型,表现为联盟区域扩大、联盟利益拓展等。受到中美力量对比的影响,美国亚太同盟的未来将呈现北约化、岛链化、雁阵化和赫尔辛基化的四大趋势。还有一种观点从经贸关系出发,分析美国盟友转型的动力。郭锐和凌胜利等学者认为,在美国的东亚联盟中,盟国之间经济实力的变迁、经贸关系的拓展、对外援助的变化以及贸易摩擦的增多都有力地推动了联盟转型。而且,美日同盟和美韩同盟已基本实现转型,美菲和美泰签署自由贸易协定后也将推动联盟的调整与变革。与这一观点相对立的是,崔荣伟在《联盟转型与〈美韩自由贸易协定〉》一文中认为,并非经济动因促使联盟转型,其因果关系恰好是颠倒的,美韩同盟转型的需要促使美韩之间签订了自由贸易协定。

  

   从上述中文文献来看,在联盟转型的动力、因果机制以及结果几个方面,中国学术界均有不同的意见。此外,笔者还注意到,在表述“联盟转型”时,中国学者使用的英文译法有较大的差别。如凌胜利在不同的文章中曾使用过“美国联盟的转移”(A Shifting American Alliance)以及“联盟转型”(Transformation of Alliance)来表述中文的“联盟转型”。笔者通过考察英文文献发现,最为常用的表述是“联盟的转型”(Transformation of Alliance),而且英文文献对此的研究远早于中国学界。例如,1965年,兰德公司苏联问题专家赫伯特·迪纳斯坦(Herbert S. Dinerstein)在《美国政治学评论》上刊发《联盟体系的转型》一文,提出,20世纪60年代的联盟与历史上的联盟存在三个不同之处:一是政治目标已取代军事目标;二是相对实力和参与国的数量已发生重大变化;三是意识形态已成为主要因素。迪纳斯坦还进一步分析了苏联联盟体系的三个特点:一是旨在实现普遍性的支离破碎的体系;二是被划分为修正主义和维持现状的两种国家;三是成员国之间拥有领土和经济主张。

  

   第二种用法是“联盟转型”(Alliance Transition)。例如,崔荣伟在《联盟转型与〈美韩自由贸易协定〉》一文的英文标题和英文摘要中使用了这一表述。还有,袁伟华和田光强的《权力转移、战略依赖与联盟转型》一文也使用了这一表述。但从英文文献看,国际关系学科中经常使用的是“权力转移理论”(Power Transition Theory)。1991年,韩国学者金宇尚(Woosang Kim)在《美国政治学杂志》上发表《联盟转移与大国战争》一文。金宇尚认为,传统的权力转移理论和霸权稳定论过于集中分析单个国家的权力对比,如果增加一个联盟的变量,则可以更好地预测大国之间的战争。例如,对现状不满意的挑战国如得到盟友的支持,那么更有可能对主导国发动战争。不过,需要注意的是,该文对联盟的定义比较宽泛,也包括那些并没有签订正式双边条约但拥有共同价值观(比如共同的盟友)的国家。按照该文的定义,所谓“联盟转移”指的是,如果考虑到盟国的支持,两个大国之间的权力交接也没有发生,那么它就被编码为零。如果得到盟国的支持,并且权力转移已经发生,则该变量被衡量为两个大国在每20年期间平均调整后的国家实力得分之比。根据该文的结论,在理解战争方面,联盟也是一个重要的变量。衡量一个霸权国家的能力,还要根据其所拥有的联盟数量。一个处于衰落状态的霸权国家往往会形成联盟,因而即便两个国家的权力对比已经明显转变,但真正的权力转移要晚一些才会发生。总体而言,中国学者比较认同韩国学者得出的这个结论,美国霸权与美国的同盟体系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如果没有盟友的支持,美国权势的下降将更快。这也是很多西方学者担忧特朗普政府的对外政策的原因所在。

  

   20世纪90年代初,在中文语境中,将“transition”翻译为“过渡”。但从90年代后期起,便更正式地使用“转型”进行表述。按照“华盛顿共识”对苏联和东欧地区的判断,从计划经济到自由市场经济的转型用十年左右时间就可以完成。因此,这个“转型”的含义是比较短期的,通过某种战略或者政策,可以比较快地从旧阵营换到新阵营,也可以说是一种转移。在更一般的含义上说,这也接近于历史上联盟的状态,历史上一个国家的联盟对象是经常变化的。而“transformation”所指的“转型”体现出一种更长期、更宏大的结构性变化。对于这种含义,比较好的一个参考文本是《伟大的中国经济转型》的表述。笔者更加倾向于使用结构性意义上的“转型”,即美国当前的盟友体系正在经历的变化,不是一个短期的而是长期和深远的变革,并且在动力机制上将更加凸显两方面的含义:一是特朗普政府的特点,这是目前已有文献还未进行系统分析的领域;二是从国际秩序变化的角度加以衡量,而不仅仅集中在美国、中国或者中美关系等层面。

  

   (二)围绕特朗普政府同盟政策的争论

  

   从特朗普参与竞选美国总统开始,盟友就担心美国是否将继续维护盟友体系,这预示着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美国大战略的一个重要支柱 ——美国盟友体系受到根本性的挑战。在2016年美国总统竞选期间,特朗普多次强调美国的盟友承担的义务太少,在经费承担上欠缺更大。布鲁金斯学会的托马斯·赖特(Thomas Wright)曾在一份报告中指出,特朗普有着非常连贯一致的世界观,其中很多观点在19世纪的美国有深厚的思想基础。如果特朗普当选总统,他的这种世界观不太可能发生改变。在对待盟友的态度上,特朗普与20世纪40年代的美国参议员罗伯特·塔夫脱(Robert Taft)有着特别的相似之处,反对扩大贸易,反对联盟,也反对建立北约。在特朗普看来,结盟的想法本身似乎是错误的。特朗普对美国同盟体系的轻蔑态度,引发了美国盟友的强烈担忧,盟友希望美国政府对此做出解释。在美国精英阶层看来,这是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美国首次被盟友要求就美国外交政策的最基本问题发表看法,美国是否仍将领导自己创立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

  

在特朗普执政之后,盟友的这种担心愈演愈烈。特朗普似乎并没有扭转观念,听取传统阶层重视盟友的意见,仍然一意孤行,不仅要求盟友加大经费承担的力度,而且很多时候并未与盟友协商就单方面地调整了外交政策。特朗普执政之初,第一个提名的内阁成员是国防部长马蒂斯,此人被认为是美国传统派的代表。2017年1月初,马蒂斯访问韩国和日本两国之后,舆论甚至认为特朗普对盟友的姿态超出了常规的预期,但很快美国的政策风向就起了变化。(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lim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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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当代美国评论》2019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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