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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剑涛:古罗马文明对世界有何独特贡献

更新时间:2019-12-03 23:02:33
作者: 任剑涛 (进入专栏)  

  

   在探询西方文明源头的时候,与古希腊相比,古罗马长期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其实,古罗马与古希腊对西方文明的兴起与兴盛,发挥了相互支撑的伟大作用。

   英国古典学家斯托巴特写了两部有名的作品,一部是赞美古希腊的《光荣属于希腊》,另一部则是称许古罗马的《伟大属于罗马》。仅从书名上看,人们就会觉察古希腊、罗马对西方文明所做的两种贡献,所具的两种风格。

   该书作者强调,由于19世纪史观的影响,历史学家们厌恶帝国,他们书写古罗马史的重点,落在了罗马共和国的历史上。他们认为罗马帝国史没有什么好写的,不过是一段靠物质力量、军事征服、政治统治的历史。这就将罗马帝国史的世界史意义遮蔽了。实际上,相比于罗马共和国史,无论是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发展上,尤其是在对中世纪的塑造上,罗马帝国史的重要性,都远远超过罗马共和国史。

   这里需要做两个双重强调:其一,重视古罗马,需要同时看重古罗马的共和史和帝国史;

   其二,重视欧洲文明,需要同时看重古希腊和古罗马。它们是欧洲文明的双引擎,缺少了哪一方面,都不可能全面理解欧洲文明,不可能理解历史学家麦克尼尔所讲的人类共同体发展进程中的“西方的兴起”。

   重视古罗马,关键在于确定它究竟对人类文明有什么独特贡献。

   一般古罗马史的作者、尤其是19世纪的伟大历史学家,大致是从如今所谓自由主义和物质主义的角度理解古罗马。

   他们的眼光紧盯在哪里呢?一般都紧盯着古罗马帝国强大的物质力量,以及它稳定有序的公法和私法传统,更重要的是,盯着依法统治的秩序因何无可挽回地崩溃了。这中间,极具代表性的吉本史观,它对整个古罗马史的写作发生了根本影响,论及罗马帝国史,大家都集中精力探讨帝国的晚期命运。

   至于今天人们究竟为什么要重视古罗马?我想简单提供三个理由:

   第一个理由,对于理解西方,古罗马比古希腊更重要。

   英国人在撰写古罗马史的时候,也相当注重英帝国与罗马帝国的比较。英帝国的土地遍及全球,古罗马的地域当然也很大,横跨欧亚非三洲。

   古罗马帝国确是欧洲或西方历史的伟大时代。英帝国在1943年将帝国权力易手给美国,美国今天也被称为新罗马帝国,这都有些重温罗马帝国梦的意味。这是为什么呢?

   最简单的讲,在欧洲历史上,政治体的规模一向都是个问题,尤其是他们的希腊源头时期,小小地方,邦国最多时候的竟然有一千多个。只有古罗马开疆拓土,在建立巨型政治体上为西方人垂范。

   所以直到今天,无论是欧盟建构、还是英国脱欧,表明欧洲人还在处理政治体的规模问题,还在帝国或准帝国结构中打转。即便德国的史学家,在面对德国的欧盟使命时,也有人评论德国是在致力于打造“第四帝国”。可见古罗马人给欧美打上了多么浓重的帝国烙印。

   由此可知,帝国形态,无论你喜不喜欢;帝国主义的阐述,无论你厌不厌恶,都是理解欧美国家历史的一把钥匙。

   第二个理由,当然跟我们中国人切近相关了。大家知道,《哈佛中国史》和《剑桥中国史》,是国际社会最有名的两部中国史。有人认为两书之间最大的区别是什么呢?前者力图以中国史种种专题为基础,刻画中国历史方方面面的形象。后者直截了当地将中国史书写为中华帝国史,书的线索是从秦帝国写到清帝国。

   我们关注古罗马,自然会比较中华帝国的结构跟古罗马的帝国结构有什么重大不同。其间,两个结构性的区别是明显的:一个是法治与人治,一个是神人关系问题。古罗马人确立了法治的国家体系,建立了普世宗教的结构和世界社会的结构。

   这两个东西,中华帝国都没有。中华帝国从秦一直到清,都是大一统帝国。国家统治的秘诀便是始皇帝确立的“车同轨,书同文,度同制,行同伦”,尽管借助了社会文化与伦理道德的手法,但主要诉诸国家强力维持统治。

   古罗马统治被征服民族,实行的不是大一统,而是分层法治的办法:在罗马帝国范围内颁行万民法,让被征服民族在自己管辖范围内实施市民法,让被征服民族觉得似乎是自己统治自己。这是一个高明的做法。

   面对古罗马政治史,私法的价值与作用得到了鲜明强调,但对公法地位与作用的认识是不够的。

   以前者论,古罗马确立了“商品社会的世界性法律”。他们解决了物权、债权人、债务人等等民商法的关键问题。现代人如果不落实这些问题,就不可能建构真正的市场经济。

   而罗马公法没有得到这样的重视:罗马公法涉及到国家健全的权力结构,元老院、执政官、保民官等等关联机构的设置与运作,让罗马可以运行在制权的政治平台上。这是其他古代国家所缺少的健全运行机制。

   第三个理由,就是古罗马对人类社会探寻超国家建构的努力具有启发意义。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促成了民族国家体系,可以说民族国家都是自私自利自立的国家,靠关税、靠补贴、靠壁垒,让民族国家发挥对内保卫、对外御敌的功能。

   进入现代社会,一些欧美领导人的思想和作为,也是在尝试超越自利性国家,构建互利型国家关系。他们这样做,可能也受到了古罗马帝国的启发。如果对此缺乏理解,可能就会对这种新兴的国家间关系反应迟钝。

   从一定意义讲,互利型国家正是古罗马帝国建构帝国的一种思路。现任美国总统在会见意大利首脑的时候,说美国跟意大利自古就有联系。人们嘲笑他,其实他说的是美国在罗马帝国那里寻找自己统治智慧。因此,我们谈论古罗马,是非常具有现实驱动力的。它对我们理解西方,理解我们自己,理解人类未来,都有切近性。

   确证古罗马话题对人类的重要性,促使我们深入一些去探究古罗马对人类文明发展重要性的实际理由。这是一个关乎古罗马对人们文明做出了何种独特贡献的问题。古罗马对人类文明发展的贡献当然很多。

   从文化气质上讲,希腊人对艺术、宗教、科学感觉敏锐、体察入微,在这些领域的独特贡献,罗马难以媲美。罗马人以勇敢见长,但硬币的另一面就是粗犷。

   现在的意大利人与古罗马人气质相差很大,完全是两种人:现在的意大利人是标准的南欧人,敏感、纤细、有艺术天赋,对艺术特别擅长,像搞设计,就推出了无数的名牌。古罗马人完全是从北方民族征服下来的,粗犷,暴烈,勇敢。虽没创造力,但是守纪律尚行动,诉诸军事行动,所向披靡。

   军事征服是古罗马具有广袤土地的最重要原因,但这不是罗马人的独特贡献。说到罗马人的伟大皇帝马可·奥勒留,军事征服与道德思考都留名青史。

   马可·奥勒留被称为西方政治上唯一的哲学王,其伟大著作是《沉思录》。这书使他把整个古罗马、希腊化的道德哲学跟政治权力的体验紧密联系在一起。

   但罗马人有两大独特贡献,足以使其名垂史册。一是罗马法治传统。古罗马人区分的公私两个世界,是十分不得了的成就。

   不能捍卫一个私人领域,公共权力就可能随时其中,国家统治就会随意褫夺人们的私利。罗马公法系统的元老院、执政官、保民官建构,让国家分权运行,从而杜绝了暴烈的权力。这是国家治理的伟大智慧。

   罗马法建构了公法世界和私法世界,对公私的区分,对公私权力的确立,都令人惊叹。

   二是政教关系的建构。人们一般不认为这是罗马人的贡献,但实际上这真是罗马人的伟大贡献。

   早期基督教是遭到罗马皇帝的残暴镇压,但是基督教有韧性力量,打了我的左脸,我送上我的右脸。这种宗教的韧性力量,与世俗权力靠当下暴力完全不同。罗马皇帝搞不定基督教,只好承认基督教为国教。这使罗马的世界国家与世界宗教平衡而在,成就了人类最精巧的精神生活和世俗生活的关联结构。其间,人类当然付出了血和泪的沉重代价,不过也由此学会了处理政教关系的方式方法。

   今天之所以必须面对古罗马,可以说不是为了满足一般的精神愉悦、艺术赏析、德性思辨的需要。更为重要的是,如何处理必须面对的社会政治生活,古罗马人随时在耳提面命。

  

   (本文为任剑涛教授闲谈系列“罗马文明的盛衰奥秘”活动上的发言,经嘉宾本人审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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