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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松磊 马华:家国关系新论——基于中西方相关学术史的考察

更新时间:2019-12-03 11:49:39
作者: 王松磊   马华  

   【内容提要】 人们普遍认为西方的家国关系是家国异构的,中国的家国关系是家国同构的。通过对家国关系研究的学术史梳理,可以发现中西方都存在家国关系的异构或同构现象。中西方语境中“家”和“国”具有不同的内涵。从古希腊到近代社会,西方家国关系论主要关注血缘亲属关系的家庭私领域与政治国家公领域的区别与分离问题。而在传统中国,“家”与“国”的含义比较复杂而且变化较大,家国关系远不只是私领域与公领域的简单关系。家国同构论以血缘宗法、伦理道德和父家长权为基础,强调家庭秩序与政治秩序的内在一致性。在现代中国,农耕经济被市场经济取代,“家”与“国”的功能和概念正在发生根本性改变,传统意义上的家国关系及其理论逐渐失去了赖以存在的现实基础。应当以契约法治、个人权利和平等自由等现代价值为依据,构建新型家国关系及理论。

   【关键词】 家国关系,家国异构论,家国同构论,现代反思

  

   家国关系是人类社会思想和实践的基本议题之一,中西方社会都给予了充分关注。在社会与国家二元对立框架下,家庭作为社会的基本组成部分,显然有别于政治国家,因而西方的家国关系给人以家国异构或家国分离的印象。在传统中国,通常的观念是家庭扩大为家族,家族扩大延伸至国家,因而家国同构或家国一体。细究起来,其中大有问题。中西方语境中的“家”与“国”的内涵是否相同?如不相同,为何以家国关系而论中西之别?摩尔根和恩格斯都曾指出,人类社会组织的最初形态是氏族而非个体家庭,那么,传统中国为何以家庭作为出发点而论家国关系?家庭—家族—国家的演绎路径是否合乎历史事实?又如何推导出家国同构论?现代中国已与传统中国大不相同,应是什么样的家国关系?本文通过中西方家国关系论的学术史梳理,尝试对上述疑问进行解答。

  

   一、西方社会的家国异构论

  

   从古希腊到近代欧洲,许多思想家对家国关系进行了深入思考,相关著作不可胜数,本文仅选取有代表性的理论进行论述,以期寻觅家国异构的内在逻辑与家国分离的变迁规律。

   (一)亚里士多德的异构论:家务管理异于城邦政治

   亚里士多德认为城邦政治与家务管理不同。家庭是人们为满足生活需要而建立的生活共同体。当需求扩大以后,许多家庭联合起来,便形成了村落共同体,而城邦是由若干村落共同体结合而成的。①家务管理之道与城邦政治之道有显著的差别,具体来说表现在三个方面,其一是家庭内有主奴、父子、夫妻三种权力关系,城邦政治则不存在主人与奴隶的权力关系;其二是城邦政体至少有三种类型,与此相对应的家庭权力关系仅有两种,一个人统治的君主制对应父子权力关系,公民轮流执政的共和制对应夫妻权力关系,而少数人统治的贵族(寡头)制在家庭中无对应的权力关系;其三是家庭中可以同时存在三种权力关系并且由家长来统领,城邦政治中却不可能有多种政体共存于同一城邦,一个城邦只能有一种政体,采用君主(僭主)制的城邦不可能同时是贵族(寡头)制或共和(平民)制的。亚里士多德提出的家庭—村庄—城邦演化路径影响深远,为家国异构论和分离论奠定了基调。

   (二)梅因的异构论:地域国家取代血缘政治

   英国法律史学家亨利·梅因循此思路论述了罗马社会共和政治的起源。他认为,在古罗马社会,人类最初是分散在完全孤立的、因对父辈服从而结合在一起的共同体中,这个共同体,就是家族。家族(而非个人)是古代社会的单位,家族联合起来形成氏族,许多氏族集合成为部落,而部落联合起来就形成了共和制的联盟或国家。共和政治的基础是血缘关系,其中包括真正的血缘关系和拟制的血缘关系。在此,梅因与亚里士多德有明显区别,血缘关系形成的共同体不再限于家庭内的父子关系,其范围更为广泛,家族、氏族、胞族、部落都涵盖在内;基于血缘关系形成的政体不只有君主制,还包括共和制。不过后来共和政治的基础发生了变化,随着外来移居人口的增加,政治活动无法再处处考虑共同的血缘身份,因而增加了“地方毗邻原则”。古老的血缘家族共同体在氏族部落时期就开始衰落,在以地域为基础的国家产生以后逐渐退出了政治生活,成为私法意义上的社会共同体。“家族也许比‘国家’、比‘部落’、比‘氏族’更加古老一些,但它在‘氏族’和‘部落’被长久遗忘,在血缘同国家的组成已长久失掉了联系以后,还在私法上留有残迹。”②家庭中的父子关系也发生了变化,专制的家长权或家父权仅存在于私法所创造的关系中,家长的直接权威仅限于未成年子女。成年的儿子可以获得和父亲同样的自由和公民权利,正如罗马法中的格言所说,“家父权”并不触及“公法”。父和子在城中一同选举,在战场上并肩作战;当子成为将军时,可能会指挥其父,成为高级官吏时,也许要审判其父的契约案件和惩罚其父的失职行为。当地域原则逐渐取代血缘关系成为政治生活的基本原则时,家庭越来越远离政治,越来越成为纯粹的生活共同体。在梅因这里,家国异构的理论色彩非常浓厚。

   (三)摩尔根的异构论:以血缘人身关系为联结的古代社会与以地域财产为基础的政治国家

   摩尔根非常强调以血缘为基础的社会向以地域为基础的社会转变的重要性,但不同于梅因,他更加关注该转变发生的原因,并且提出了更为深刻的见解。③摩尔根区分了古代社会和文明社会,这两种社会的政治形态有根本的区别。古代社会的基本单位是氏族,以人身和血缘关系作为联结,氏族的扩大形成了胞族,胞族的联合形成了部落,部落之间的联盟形成了部落联盟,同一地域的部落或部落联盟组成了一个民族。这种氏族性和社会性的组织形式虽然带有很强的政治性,又是文明社会产生的前提,但仍然不能称其为国家。当以地域和财产为组织原则的共同体出现以后,国家才真正产生了。以“地域和财产为基础,我们可以称之为国家。这种组织的基础或基本单位是用界碑划定范围的乡或区及其所辖之财产,政治社会由此产生……在古代社会,这种以地域为基础的方式是闻所未闻的,这个方式一旦出现,古代社会和近代社会之间的界限就分明了”。④

   古代社会的家庭是怎样的形态呢?以往人们习惯于把专偶制家庭看作自古以来一成不变的家庭形态,事实上并非如此。在专偶制出现以前,还有更为古老的家庭形态。人类社会从蒙昧阶段发展到野蛮阶段,家庭状态经历了血婚制家庭—伙婚制家庭—偶婚制家庭和父权制家庭—专偶制家庭等四个顺序相承的发展阶段。一般情况下,血婚制家庭存在于低级和中级蒙昧社会;伙婚制家庭存在于高级蒙昧社会,并持续到低级野蛮社会;偶婚制家庭存在于低级和中级野蛮社会,并持续到高级野蛮社会;父权制和专偶制家庭存在于高级野蛮社会,并持续到文明社会。在漫长的演进过程中,氏族组织结束了伙婚制家庭,造就了偶婚制家庭,人类社会从蒙昧阶段过渡到野蛮阶段。在偶婚制家庭中,随着家庭愈来愈个体化,确认孩子父亲身份变得逐渐重要起来,并形成了父权制家庭。闪族部落和罗马家庭是父权制家庭的典型,这种家庭的“核心及其得名的由来在于父亲具有生杀其子女、后裔和奴仆的权力,以及对于他们创造的一切财富的绝对所有权”。⑤父权制家庭处于野蛮社会的晚期,并在文明社会持续了一段时间。不过,在摩尔根看来,在罗马式的父权制家庭,父权超出了合理的范围,而流于过分的专制。随着财富的增加和财产的直系继承法的建立,专偶制逐渐成为文明社会的家庭形态。作为人类婚姻制度的最后形态,专偶制确认了子女与父亲的关系,以动产和不动产的个人所有权替代了氏族公社的共同所有权,以子女的绝对继承权替代了氏族内父党的继承权。文明社会开始以后,为了创造、保护和使用财产,用所谓的“公共权力”(即国家)永久确认了专偶制的婚姻家庭。

   从摩尔根的论述中可以看到,在从野蛮时代向文明时代过渡的过程中,人类社会走向了社会结构与政治结构的分化,以血缘和人身关系为基础的家庭关系逐渐成为社会结构的一部分,而以地域和财产为基础的国家制度逐渐成为政治结构的一部分。因此,家庭与国家俨然属于两个不同领域,除了王室和贵族家庭,大多数平民家庭逐渐退出政治生活,走向私法和社会领域。当然,家庭与国家、社会与政治的分离是漫长的渐进过程,私有制的确立、社会大分工以及基督教文化在欧洲的兴起等因素进一步摧毁了家庭伦理和血缘关系对国家政治的公开影响。

   (四)恩格斯的异构论:血缘亲属与阶级国家

   作为人类学家,摩尔根仅提出了原始社会进化到文明社会的粗略构想,未能揭示私有制的起源与国家的起源之间的本质联系,也未深入探讨家庭与国家的分离机制和根本原因。恩格斯完成了该项工作,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第一版序言中,他写道:“在一定历史时代和一定地区内的人们生活于其下的制度,受着两种生产的制约:一方面受劳动的发展阶段的制约;另一方面受家庭的发展阶段的制约。劳动越不发展,劳动产品的数量,从而社会的财富越受限制,社会制度就越在较大程度上受血族关系的支配。”⑥原始社会初期,在生产力极为低下的情况下,不仅仅是劳动,还有建立在婚姻家庭基础上的亲属关系使人脱离了动物状态。“父亲、子女、兄弟、姐妹等称呼,并不是单纯的荣誉称号,而是代表着完全确定、异常郑重的相互义务,这些义务的总和构成了这些民族的社会制度的实质部分”。⑦人类社会产生以后,并非一开始就是父权社会,也不是偶婚制的个体家庭,之前还存在过母权社会和群婚制的家庭形态。通过自然选择,血缘亲属结婚成了婚姻禁忌,对偶制家庭取代了群婚制家庭。在成对配偶制中,人类的共同体已经缩减到了最小单位,即一男一女组成的家庭。按照亲属关系的原则,在群婚制时代和对偶婚时代初期,女性在原始社会和家庭中占统治地位。在共产制家户经济中,大多数或全体妇女属于氏族,而男子则来自不同的氏族,这种共产制家户经济是原始时代妇女占统治地位的经济基础。⑧是什么原因导致了女性地位的衰落?在恩格斯看来,人类自身再生产即亲属关系是无法解释这个转变的,需要从其他方面来寻找新的、社会发展的动力,这个动力就是生活资料的生产。随着畜群和奴隶等财富转归家庭所有并迅速增加,母权制社会和对偶制家庭受到了重重打击而覆灭。在父权社会下的专偶制家庭中,妻子、子女和奴隶受到父权的支配,家庭所有的财产由家长管理逐渐变为家长所有,完全的个人私有制就产生了。这样一来,专偶制家庭就不是以自然的亲属关系为基础,而是以财产的私有为基础,根本目的在于生育只可能是丈夫的并且确定继承丈夫财产的子女。为此,这需要妻子方面的专偶,而不是丈夫方面的专偶。尽管同样强调财产的重要性,但不同于摩尔根,恩格斯认为基于经济原因而产生的男权专偶制并不是人类婚姻家庭的最后状态,当生产资料转归社会所有以后,个体家庭不再是社会的经济单位了,妇女也将获得与男子一样的地位,就会形成基于爱情的、自由的、平等的专偶制。

从母系社会向父系社会的转变以及家庭形态的演变中,我们可以看到,经济因素在人类社会发展的过程中越来越起到决定性的作用。经济因素对社会发展起决定作用的机制具体是什么?为了获取更多生产资料而产生的社会分工是其中的关键因素。在原始社会的最初阶段,人们只是为了自身的消费而生产,偶尔发生少量剩余物的交换行为。后来,专门从事驯养牲畜的游牧部落从野蛮人群中分离出来——这是第一次社会大分工,他们生产出了比其他部落更多的乳肉食物,可以用来同其他部落进行交换。起初,部落之间的交换是通过各氏族首长来进行的,但当畜群开始变为特殊财产(私人财产)后,交换就变成了个人之间的事情了。畜群的迅速繁殖带来了家庭劳动力不足的问题,战争提供了新的劳动力,战俘不再被杀害而成了可以为家庭劳动并增加财富的奴隶。父权制下由自由人和奴隶组成的个体家庭占有了越来越多的财富,逐渐成为可以瓦解氏族的力量。个人财富的迅速增加,生产的日益多样化引致人类社会的第二次大分工,即手工业和农业的分离,劳动产品中日益增加的部分是为了交换而生产的,(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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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开放时代》2019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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