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上一页 文章阅读 登录

刘岩:作为“现代”纪念碑的老城————历史化边缘视角下的东北区域变迁及现代性问题

更新时间:2019-12-03 11:33:44
作者: 刘岩  

   【内容提要】 聚焦现代交通枢纽、工业基地和中心城市讨论区域整体,是现代东北研究的常规视角。以克服该视角导致的本质主义叙事为目的,本文尝试从历史化边缘切入东北区域的形成、变迁及其现代性问题。所谓历史化边缘,具体指的是塑造开原老城这一当下边缘空间的历史过程。梳理从古代边疆要冲开原城到现代边缘镇街老城的历史演变,可以发现,开原老城因为东北内亚边疆的现代化而丧失自己的传统优势的时刻,正是东北作为现代区域形成和作为亚洲工业文明的前沿而崛起的时刻。另一方面,老城的衰败并不是一个线性过程,其工业废墟铭刻着它在东北作为“共和国长子”的时代改变衰败命运的历史可能性。东北作为“共和国长子”的意义,不在于区域自身的发展成就,而在于它在社会主义中国的另类现代性逻辑中所扮演的关键角色。因此,老城当下的凋敝空间实际上是两种“现代”的历史铭文,一是塑造了工业化东北的主流现代历史趋势,一是使东北成为“共和国长子”的另类现代性。

   【关键词】 东北,开原老城,区域变迁,历史化边缘,现代性

  

   一、引言

  

   2017年夏秋之际的清晨,在辽宁开原老城的塔子胡同,常能看到一位老牧羊人和在旷野上吃草的羊群。牧羊人将近六十岁,是老城本地人,过去一直在城外的清河河滩放羊,如今不用出城,在家门口就能找到一片牧场,这是开原古城复建工程给他带来的意想不到的便利。整体复建开原古城的计划是在2007年正式启动实施的,据当时媒体报道,“开原古城界定面积3.77平方公里,城内面积3平方公里,为全国县级古城之最”,除重建古城城墙外,城内“设有四国皇宫、黄龙府、总兵府和36座庙宇等景观”。①为了打造所谓“四国故都,五朝重镇”,开原市政府对老城进行了大规模拆迁。以城内十字大街为界,老城划分为四大片区,截至2012年(进行了范围最大的一次拆迁),南大街以西、西大街以南的居民住宅,除个别钉子户外,几乎被拆除殆尽。然而,在老居民区夷为平地之后,新的“古城”建造迟迟没有进展,整个老城西南片的寥廓空地闲置荒废多年,有些地方已经种起了庄稼,其余则成了蓬蒿丛生的旷野,以至风吹草低见羊群。

   拆迁旧城,新建“古城”,无疑是最近十多年城市改造中建设性破坏的常态,而开原古城复建工程的特殊之处在于,建设投入及开发能力与破坏的力度极端不成正比。在开原火车站的候车大厅里,展览着再现主城区棚户区改造前旧貌的照片,照片中的砖瓦旧宅早已被林立的高楼整体替代。而在距离开原主城区不到七公里的老城里,至今还没有建成一个居民小区,除了城西的烂尾楼,20世纪90年代为开原四中教职工建的一幢五层家属楼是唯一可见的多层住宅建筑。在一度以“棚户区改造”著称的辽宁省,开原老城仿佛被抛在城市现代化浪潮之外的孤岛。然而,这座当下的“孤岛”并不是中国东北区域发展史上一个可以忽略的地点。一方面,它的边缘状态是在现代历史中形成的,另一方面,正是塑造这一内部边缘的历史过程同时塑造了现代东北的区域整体。换言之,老城的凋敝空间正是区域现代史本身的碑铭,以其特殊的文体深刻铭写着现代东北的形成与变迁。

   在现代东北研究中,对区域整体的讨论往往聚焦于现代交通枢纽、工业基地和中心城市。在这一常规视角下,东北的百年变迁被再现为与特定时代本质相对应的“兴-衰”历程,围绕这一线性历史想象,大致形成了三种决定论的叙事模式:一是兴于工业时代,衰于后工业时代;二是兴于计划经济时代(作为近年讨论东北的一种潮流,计划经济体制的形成被从20世纪50年代上溯至伪满洲乃至奉系军阀时期),衰于市场经济时代;三是兴于冷战时代,衰于后冷战时代。尽管具体的二项对立范畴有所不同,但这些主流叙事都是把东北的区域特征转喻为某种时代特征,将东北和20世纪的历史同时本质化。②相对于聚焦区域中心建立的本质主义决定论的“兴-衰”叙事,作为历史化边缘的开原老城为探究东北区域变迁及其现代性问题提供了别样的视角。

  

   二、从开原城到老城:东北内亚边疆的现代化

  

   开原老城始建于明初洪武年间。在元代开元路治土城旧址的东面,明朝新建砖城,并避明太祖朱元璋讳改“开元”为“开原”。明开原城周长约十三华里,规模远大于后来成为清盛京的沈阳中卫城,是仅次于辽阳城的辽东第二大城。开原城在明末遭到严重的战争破坏,清乾隆年间又依旧制重修,仍是以钟鼓楼为中心交叉点,东西南北四条大街呈十字形连接四座城门,将全城划分为四大区块,由此确定下来的城区格局一直延续至今。不同于明朝将开原城作为军事驻防空间,清朝设立了开原县,县城经过重修后,由民居市廛构成的胡同日益密集,咸丰七年版《开原县志》状之为“闾里繁稠”③。这部县志中的开原城地图描绘着与现代开原老城大致相契的胡同布局。其中,钟楼南街路西的第二条胡同清晰标示着“塔子胡同”,直到2012年被夷为荒地之前,这条老胡同一直名实俱存。

   开原城的兴起和发展,缘自它在传统中国边疆地理中的位置。明代开原城被辽东长城在东、西、北三面环抱,为明长城九边军镇之一辽东镇的北部门户。辽东镇诸城按军政建制分镇、路、卫、所、堡五级,开原城为路城,在军政级别上仅低于辽东都指挥使司治所辽阳城和都指挥使分司治所广宁城,而“因其三面临边,其规模和镇城相当,甚则已经超过了广宁镇城的尺度”。④除了军事战略意义,开原还是长城边疆重要的边贸地点,明朝设“开原马市”,与蒙古、女真诸部互市。如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所指出,作为华夏农耕文明与内亚游牧(及渔猎)文明以各种方式互动的空间,“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在很多历史时期“并没有长城那样清晰的界线,而只有一些边疆地带”。⑤长城的边界意义随明清鼎革而消失,但长城地带的边疆形态并未因此改变,具体到被现代中国人称作“东北”的地区,清朝为封禁“龙兴之地”而修建的柳条边,不仅成了辽东长城的物质形态替代物,而且以其“人”字形的走势更加分明地区隔出农耕、游牧和渔猎三大经济-文化区域,开原城由于扼守柳条边的“人”字形边墙交会处的边门,仍是这三种经济-文化往还互动的边疆枢纽。

   从19世纪后期开始,中国内亚边疆的东北部逐渐成为现代欧亚资本主义竞逐的前沿。1861年英国率先在营口——辽河入海口开埠,辽河航运由此进入历史上最活跃的时期,形成了“沿岸市镇带”和“梯级市场”⑥,地处辽河干流北部水系的开原城商贸因此更加繁盛。不同于英国最初借助传统边疆地理及其媒介进行资本渗透,沙皇俄国和日本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将争夺铁路修筑及控制权作为建构“满洲”殖民空间的首要前提。随着以铁路为标志的工业现代性的植入,传统的边疆形态被彻底改变,全新的交通媒介消弭了农田、草原和森林的区域地理界限,使从前相互区隔的三大经济-文化区域“结成一个新的统一体”⑦。晚清政府以设立“东三省”,全面开禁招垦,以及利用铁路移民实边等措施来回应这一过程,作为现代区域的“中国东北”由此渐次形成。⑧1903年东北的现代交通大动脉中东铁路全线通车,1905年日俄战争后,日本从沙俄手中夺取了中东铁路支线在长春以南的部分,改称“南满铁路”。中东铁路及南满铁路重塑了东北的城市体系,在哈尔滨、长春、大连等现代交通枢纽和区域中心城市迅速崛起的同时,传统边疆地理条件下的一些水陆要冲日益边缘化,开原城便是其中之一。但不同于那些因偏离铁路而衰落的城镇,开原城的边缘化恰恰是从“南满铁路”开原驿的兴起开始的。

   开原驿最初是开原城西南十八里一个叫“小孙家台”的村屯,沙俄修筑中东铁路时在这里选址营建火车站及铁路附属地,日本取得小孙家台站的控制权后,铁路附属地的商贸规模迅速扩张,以致开原城内的商家纷纷“被其吸收,相继歇业”,开原县境的“商务之中心点遂移于小孙家台车站”。⑨日本“满铁”在改扩建小孙家台站的过程中将其更名为“开原驿”,“开原”由此成为两个分裂对立的城市空间的共同能指。铁路附属地与传统城关的对立,不是20世纪初开原的特殊境况,而是中东铁路及南满铁路沿线的东北古城在现代转型中的一种普遍经历,如在沈阳,就曾出现过奉天驿“满铁”附属地与奉天古城的对立,只是在这两个“奉天”的中间地带,还存在着第三种空间,即清政府自行开埠,民国奉系军阀政府着力建设的商埠地。商埠地不仅在经济上有制衡日本资本扩张的作用,而且在地理上将分裂的城市空间连成一片,最终构成了现代沈阳的中心城区。与沈阳形成对照,自建商埠地的失败正是决定现代开原城市格局的关键。

   开原地方政府自辟商埠,缘起于20年代中期开丰线铁路的营建。为建开丰路而成立的开拓长途铁轨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名义上是民营公司,但从该公司股东名簿和董事履历表来看,许多大股东和董事会成员是奉系军政要员,其中张学良位列投资最多的大股东的第20位。⑩作为奉系官僚资本实际控制的“民办”铁路,开丰路以开原驿东北的石家台为起点,经开原城通往西丰县,并计划续建延伸至海龙县,与奉系最重要的自建铁路奉海线相连,明显蕴含着和日本“满铁”竞争路权的意图。开原县知事以此为契机,在石家台辟市招商,并规划了包括公园、学校、医院、电灯场等在内的现代城市空间,试图建立专门的城市管理机构市政公所。但兴办市政的计划并未获得奉天省长公署的批准,奉系高层尽管重视开丰铁路的修建,对石家台商埠的定位却是“究属乡镇之一”,认为其所谓“市政”只是不必要地靡费财力,申令当地官员不得“妄事铺张”。11由于无法获得市政建设的支持,石家台商埠始终没能发展起来,开原城市空间的整合因此失去了前提和基础,开原驿“满铁”附属地相对于开原城的优势地位也终于无法逆转。

   据伪满大同学院1934年组织编写的《满洲国地方事情》之《奉天省开原县事情》,开原城内最大商号的年销售额仅为开原驿“满铁”附属地资本金不到其一半的商号的六分之一。12与此同时,对照1918年、1929年两版民国《开原县志》和1934年伪满《奉天省开原县事情》中的开原城地图,可以明显发现,开原城内的菜地持续从方形城区的四角向东西南北四边拓展。也就是说,在开原城的商业空间因开原驿挤压而萎缩的同时,它的传统农业(蔬菜种植业)空间在不断扩大,呈现出日益显著的乡镇化趋势。1939年伪满当局将开原县署从开原城迁移至开原驿,抗日战争胜利后,国共两党的开原县政府都没有再改变这一行政中心的地点,由火车站发展起来的现代城市空间因此成了“开原”的唯一城市所指,而承续明清两朝五百多年建城史的开原城则失去了其固有的名字,改称“老城”。一方面,老城不再是开原县的经济和政治中心;另一方面,它作为县蔬菜生产基地的身份从此固定下来,此后数十年间,只有当人们谈起驰名东北的开原大蒜时,老城才是“开原”的代表。

  

   三、老城的命运与“共和国长子”的意味

  

在20世纪下半叶,老城先后是开原县和县级开原市的一个镇。2002年开原市老城镇更名为“老城街道”,这个新的命名意味着老城又重新成为开原城市空间的一部分。但不同于作为开原主城区的新城街道,老城城区包括四个行政村,四个村的分界线恰好是把老城分为四大片区的城内十字大街。换言之,老城的城与村是合而为一的。这种城村叠合的状况是从清代开原城到社会主义时期的老城镇在人口地理上的延续。清咸丰七年版《开原县志》明确记载县城内“士农工商杂处其间”13,由于在中东铁路带动的东北城市体系重构中被边缘化,开原城没能发展为现代城市,也因此没有将农业生产和农业人口排斥为他者。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时期,不同于城乡二元体制中单纯的城市或乡村,老城居民既有城镇户口,也有农村户口,农户与非农户无区隔地共享着同一个社区生活空间。(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本文链接:http://m.aisixiang.com/data/119277.html
文章来源:《开放时代》2019年第6期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