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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雯:历史社会学视角下的东北工业单位制社会的变迁

更新时间:2019-12-03 11:30:59
作者: 谢雯  

   【内容提要】 本文从历史社会学的视角出发,通过探讨单位制和渐进式市场化改革的相互作用,来解释东北的社会变迁。本文首先指出以理想型为主的单位制研究的局限性,强调单位制内部的异质性,单位制社会形态在地域分布上的差异性,以及渐进式改革在历史时间上的不均匀性。受经济发展史影响,东北地区在市场化改革初期形成了一个以大中型工业企业为经济社会中心的“工业单位制社会”。在这样一个社会形态下,20世纪90年代末的国企改革在这一地区产生了一系列非预期性后果。原本作为地方经济中心的大中型企业解体后,地方政府重塑经济真空,权力增强,产生了一个两极分化的就业结构,加强了“关系”的重要性,也导致了大量年轻人的流失。市场化改革没能使东北社会从曾经的单位制社会转变为以市场契约精神为主导的市场社会,反而转变成了熟人网络社会。

   【关键词】 单位制,渐进式改革,东北,历史社会学

  

   一、引言

  

   经过四十年的市场化改革,曾经作为社会主义工业中心的中国东北地区,增长势头远落后于国内其他地区,风光不再。近年,东北的经济持续下滑,再度吸引了社会各界目光。作为最先解放的地区之一,东北一开始就肩负着恢复主要工业产品生产的重任。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恢复全国生产的策略是,先利用东北已有的残损工业基础,建成工业基地,再以此为基础尽快恢复国内工业生产。“一五”计划期间,苏联援助了156个项目,其中落实的150项中,56个在东北地区,占投资总额的44.3%,东北成为新中国工业化的中心地带。20世纪50年代,这里建成了重要的工业基地,发电量超过全国总量的一半,钢铁生产水平占全国总产量的三分之一以上,该地区的铁路密度也是全国最高。从50年代到80年代,东北的区域人口约占全国总人口的7%—9%,但区域总产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2%—14%。①

   辽宁省在1978年是全国第二大省级经济体,被称为“共和国的长子”,国内生产总值仅低于人口数量要大得多的江苏省,超过广东省23%。而到了2017年,辽宁省的国内生产总值在省级经济体制中仅列第12位,不到江苏省和广东省的三分之一(分别为28%和27%)。从2015年开始,东北地区的经济困局再度吸引了国内和国际的关注,因为三省2015年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均低于2%,辽宁省2016年甚至出现负增长。②过去一年,讨论东北问题的文章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不少作者将问题的症结归咎于“保守心态”“体制问题”“长子情结”“旧命令经济习惯”,官僚和腐败,以及该地区不适合投资的营商环境。③概言之,这些研究者大多认为东北地区在计划经济时代所形成的心态、制度与政治经济生态遗产,成为市场化改革这一新时期的负累与阻碍。

   有研究者将视野拓展至对不同国家的工业化历史的类比分析,如考察同样是经历过早期工业化的繁荣,又在后工业化时期衰落这一发展轨迹的中国东北和美国“锈带”(rust belt)地区④。二者的相通之处在于:都曾经是重工业生产中心,遭遇过大规模失业问题,又缺少后继发展动力,因此东北也被一些研究者称为“中国锈带”。⑤而另一方面,中国的社会主义体制,又使得东北问题的产生机理与在一以贯之的市场经济背景下形成的美国“锈带”问题有很大不同。与此同时,同处社会主义中国,东北地区的发展也与其他地区呈现出不同的走势:在整个中国经济奇迹的背景下,东北地区成了一个“失败案例”,既缺少像浙江盛行的自下而上的创业精神,又没能像珠三角地区一样,在全球化再分工中进行产业升级。概言之,在社会主义中国的背景下,东北地区既呈现出了与美国“锈带”的相似之处,又相异于中国其他地区。那么,怎样才能更好地理解东北地区展现出来的社会变迁的独特轨迹呢?为什么以市场为导向的改革政策没能使东北这一工业基地成功地生长出契约化、科层化、以市场规则配置稀缺资源的经济社会?

   笔者首先运用宏观历史分析的方法,找出回答此问题的切入点。东北地区和美国“锈带”都是曾经以大型工业企业为主导的区域,美国“锈带”进行工业化的外部经济环境是具有连续性的市场制度,而东北地区则经历了从计划经济体制到市场体制的转变,那么根据米尔的求同法(methods of agreement),初步可以推断,东北地区和美国“锈带”的相似性是由于大型工业企业的存在造成了“同”。将视野转向社会主义中国内部,粗略地讲,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转型的这一改革进程,东北地区、珠三角地区、长三角地区都作为亲历者共同参与其中。现阶段关于东北问题的思考多是指出计划经济对资源和经济行为的控制,进而影响了地方经济活力。但计划经济是在全国范围内实施的,这在上述地区间仍是“同”,不能解释地区发展结果的“异”。若控制了体制转变因素,通过求异法(methods of difference),笔者发现一个最主要的不同便是东北地区在进入改革进程时的起始经济结构与东南沿海地区不同:在改革初期,东北地区是一个以重型工业企业为经济中心的社会。以上的初步比较分析促使笔者进一步去思考大中型企业和东北地区的关系,以及大中型企业如何影响了东北地区的政治经济生态与社会结构。探讨社会主义体制下的工业企业则必须要考虑单位制的作用,而基于单位制的分析又必须关注到时间和空间上异质的因果机制,否则一个抽象的恒量没有办法解释清楚地区间的差异以及一个特定地区跨历史时段的社会变迁。⑥

   带着这些问题与思考,2016—2018年笔者在辽宁省进行了田野调查,收集了地方史志、档案、报纸和其他出版物,包括人口和经济统计材料、工厂档案,及个人私藏的档案,并对103位不同代际的工厂职工进行了个人生活史访谈。本文所做的尝试,意在超越现有的普遍以理想型分析为主的单位分析模式,以时空更为具体的历史社会学视角,把单位制放到长时段的历史变革当中,分析单位制度是如何与政治、经济和社会结构相互作用的。首先,通过探讨新中国成立以来单位组织的异质性在地理区位上产生的社会结构的差别,以及在渐进式改革时间线上的差别,进而讨论为什么一个突发性政策事件(event)会产生一系列非预期性后果(unintended consequences),从而使我们更好地理解单位制,把握东北的发展轨迹,以及丰富对中国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转型的认识。

  

   二、单位制与改革

  

   单位研究的核心文献往往把单位作为一种“理想型”社会组织来研究。⑦作为理想型的单位不仅是一个工作场所,而是中国社会结构的一个基本组成部分,控制和调节整个社会运转,个人依赖着单位组织,社会活动离不开单位。单位为个人提供退休金、医疗和住房,而个人的旅行、结婚或生孩子等“私人生活事务”必须获得单位许可。国家依赖单位组织整合社会,同时,也控制对单位组织的资源分配。⑧由此,单位现象实际上体现为双重依赖性:一方面,单位依赖国家提供资源;另一方面单位成员依赖单位提供福利。⑨这样的依附关系也产生出“依赖性结构”和成员间的庇护关系。⑩

   在以“理想型”的方式理解单位组织的主流讨论之外,有许多学者意图通过对于单位制的起源进行考察,来丰富对单位制内涵的理解,以甄别出这一组织形式的独特性所在。路风对单位体制的形成过程提供了系统的分析。在他看来,单位的雏形起源于根据地的组织形式和供给制,共产党继承了革命中群众运动这种组织手段,并继续在城市社会中执行以改善落后的城市经济,并发动工业化。由于“大跃进”和“文革”破坏了科层体制和规章制度,而正式的国家管理体制和法制又没有建起,因此,社会基层组织成了国家权力的行政工具。在这一情况下,单位体制主要建立在了人身依附的关系之上。11其他学者也曾指出,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单位制的成形是面对工业化的挑战,在社会资源总量有限的前提下,国家为了达成有效调控的目标,进行了一系列制度选择的结果。12田毅鹏指出,前人研究多忽略了单位制起源中工业主义这一面向,强调单位制是基于工业主义和社会革命的双重原则建立起来的社会组织方案。13卞历南指出中国的国有企业系统,包括这一系统的官僚体系、管理与激励系统、社会服务和福利的提供,皆可在1937—1945年的战争时期中找到制度原型,他将大型国营组织的制度化过程与全面而持续的战时危机与中国传统社会可资利用的思想资源与官僚体系联系起来,着力考察了社会主义中国的组织体制与传统社会的延续性。14

   对单位制起源问题的各种解释为单位研究带入了历史视角,但这类考察仍是集中于历史向度的一端。对单位组织与改革关系的研究,目前看来还未有定论。对此问题的讨论,始于20世纪90年代,一部分学者将单位制作为一种和市场化改革目标相对立的组织形态,认为它和市场是此消彼长的关系。路风认为,“无论人们是否愿意,单位体制终究是会被改变的。单位组织形式是国营经济部门效率低下的主要原因之一。”15而改革的核心内容之一,“就是将个人和社会从单位以及任何具有人身依附和封闭特征的组织结构中解放出来,并创造出新的社会组织体系”16。曹锦清和陈中亚认为,在单位组织中,个人并不是独立的一员,而是社会有机体的一个部件,需要服从集体利益,而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组织形态是契约化和科层化的,参与市场经济活动的主体应当是高度个人利益导向的。因此,随着市场经济的迅速发展,单位组织必然会逐渐衰落和解体。17与此相对的,另一种观点是单位制和市场化改革并不是完全对立和相互否定的关系。刘建军指出,市场经济并非否定单位体制,而是通过单位体制内在逻辑的更新,实现社会调控体系的再造。18刘平则从不同时期的社会分工出发,提出新单位制和二元社会的视角,进而指出,在新的社会分工要求下,单位体制和市场体制可以共存。19上述两种观点虽然道出了单位制与单位组织在市场化改革中的不同命运或出路,但仍旧未能较为清晰地呈现出不同单位在渐进式改革过程中与市场机制和国家政策的互动,以及与先在的地方政治经济和社会结构的互构过程。

   那么,既有研究对于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中国社会又是如何认识的呢?以“理想型”单位为依托,多数研究对改革前的社会形态的描述也是理想型的。其中颇具代表性的观点来自孙立平,他把改革前的再分配体制社会理解为“总体性社会”,并指出这样一个总体性社会的特点是结构分化程度很低,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中心高度重叠,国家全面垄断经济和社会资源,实现对社会生活的全面控制。20这样一个总体性社会的形成,是通过单位作为组织中介实现的。相较于上述从资源配置和控制的视角来总体把握社会的思路,研究者还注意到单位组织间“高度同构”的现象,将单位制社会的形态比作蜂窝状社会:每一个蜂窝单元的组织功能是综合式的,像一个小社会,而每一个组织单元都高度相似,相互独立,大小相近,组织之间没有本质区别。以上通过“理想型”单位组织的方式来认识改革前中国社会的观点,尽管能在总体上把握单位及其现象的特点,但是将“单位”作无差别化理解的尝试,导致我们无法深入其中去洞悉在制度环境和经济变迁的大背景下,单位组织内部、组织边界,以及单位深嵌其中的社会结构的深远变化。

如果我们走向具体的历史情境,探究单位组织、国家与地方社会之间的现实关系,我们就会发现单位制内部的异质性和单位制社会形态的地域差别。举例而言,在计划经济之下,名义上城镇居民的生活皆由“单位”解决,但并不是所有的单位都会建立自己的学校,为单位子女提供小学、初中、高中的教育,只有规模足够大的单位才会这样做。因为只有当职工人数足够多,单位才会觉得自己建校解决职工子女的教育问题比让他们去市属或者区属学校更为便利。有些单位,比如说中央直属的汽车厂,拥有设备齐全的医院,但另一些单位,如市属的小型自行车配件厂,则只有配置的卫生所。(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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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开放时代》2019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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