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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雯:历史社会学视角下的东北工业单位制社会的变迁

更新时间:2019-12-03 11:30:59
作者: 谢雯  
如此看来,即便是在统一的再分配体制下,单位在解决职工生活问题的方式和能力上仍存在分化。毫无疑问,已有研究并未否认单位之间存在异质性,但单位组织与地方社会结构相互塑造的复杂性仍有待说明。对此,笔者的初步发现是:在计划经济中规模越大、重要性越强、级别越高的单位更接近于为成员提供方方面面社会服务和福利的“理想型”单位。这种单位层面的特征差别在地理区位上进一步造成差异:大规模单位聚集越多的地方,单位成员的生活越可能完全被单一单位所覆盖,跨单位解决问题的可能性越小,成员对于单位的依赖性越强,地方社会形态也越接近于国家控制资源,以单位边界做切割,单位成员对单位全面依赖的理想型“总体性社会”。

   同样,要理解改革进程开启后单位体制的动态变迁,势必也要超越市场化改革和单位制社会二元对立的线性认知,对此,笔者认为可以通过 “渐进式改革”的内容和时间性进一步把握。渐进式改革并未从一开始就取消单位制,而是首先改变了单位的资源来源:单位从最开始的依附于中央政府,逐渐变成从政府和市场两个渠道获取资源。21一旦当我们考虑到渐进式改革涉及资源的双重渠道的改变,再加上单位本身存在的异质性,我们就会发现“渐进式改革”并非是均匀渐变的,在一些时间节点上对于部分单位来说甚至是突变的,进而在地方社会变迁中造成了深远的影响。

   本文超越以往把单位视为一种理想型组织形式的视角,把单位体制的变革放到历史过程中,强调地区间单位集聚的方式不同造成了社会结构上的差异,并且基于对时间性要素的考察,呈现出渐进式改革其实并不均匀的历史轨迹。此几点理论思考对于我们理解改革以来东北地区的社会变迁具有重要作用。

  

   三、东北地区工业单位制社会的形成与特点

  

   (一)东北地区工业企业单位的确立

   新中国成立初期,为尽快恢复并发展国内经济建设,国家在东北地区投入大量资源,兴建了大量工厂22,建立起较为完整的工业体系。依托国家政策在东北建起的工业产业集群使得工业组织在该地区的城市化进程中起到了超常的重要性。与地方政府相比而言,工业组织成为了主导这一进程的关键力量。工业企业单位成形的同时,也对城市生活空间进行了形塑。

   在兴建东北的初期,“先厂后市”和“因矿兴市”是大型工矿单位坐落地区的典型特征。这些早期建造的厂矿,因其成立时间先于城市基础建设,因此都是自行投入资源,配置生产设施,满足工业生产和职工的生活需求。举例来说,新中国成立初期电力不足,一些大型厂矿,比如本溪煤铁公司和抚顺矿务局,便自建发电厂供电。23依托鞍钢而生的鞍山市,鞍钢的生活区建设便是鞍山市的城市建设。再比如,位于沈阳,偏居城市一隅的一家金属加工厂,在20世纪70年代出资修了一条从工厂到市中心的公路,这便是跨出了原有单位边界,承担了城市化的责任。24在“建厂便是建城”“兴矿就是兴市”的逻辑下,这些城市逐渐发展出社会公共事业。

   在这些地区,大型厂矿在地方事务上权威很高。不仅因其在建设生活区上的重要性,也和厂矿领导的政治级别高有关。由于我国经济管理体制长期存在条条经济和块块经济的分割,部分大型工矿的主管在政治级别上要高于地方政府的干部。例如,20世纪60年代鞍钢的党委书记同时也是鞍山市第一书记,高于区级干部。而东北地区的地方政府,在举国工业化的号召下,由于工业企业单位在政治经济上的重要性,曾出现“弱势化”的趋向。因此,在东北的城市中,位于城市中心地位的是以企事业机构为核心的单位及其制度,“街居制”(街道办事处和居委会)则属于“剩余体制”。25

   东北地区的工业组织在地方政治经济上的重要性在改革初期得到进一步彰显,主要体现在解决了知青回城就业的危机。笔者强调这一就业危机的重要性,是因为注意到1962—1979年辽宁省动员下乡的知识青年总数在全国居首。26究其原因,一方面是辽宁省城市化程度高,另一方面则是后期企事业单位动员得力。27以具体数据来看,辽宁省1962—1979年动员下乡知青2013400人,占全国总数的11.3%,东北三省总共动员下乡知青4524000人,占全国总数的25.5%。相比之下,北京、上海和天津三大直辖市总共动员下乡知青2360600人,占全国总数的13.3%。28

   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知青(大多是50年代生人)大规模回城,同时,没有经历上山下乡的60年代生人也到了工作年龄,两股就业大潮的叠加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城市就业危机。面对这一危机,工业企业单位承担了安置子弟就业的政治任务。安置子弟就业的方式主要有二。其一是接班制度。在接班制度下,父母可以退休,其在单位的“位置”由子女接替。 但在这样的制度安排下,一位父亲或母亲仅能为一个子女提供工作岗位,这种“一对一”的置换并不能有效解决大规模的就业危机。由此,另一种具有更强吸纳能力的制度设置应运而生,即由全民所有制单位创建“大集体”,这在东北尤为突出。29

   在与同期东南沿海地区处理就业问题的模式对比中,我们能够更直观地把握东北地区的特点。有数据显示,1979—1982年辽宁省共安置城镇待业人员264万人,这其中全民所有制企业通过接班、招工以及全民办集体等方式安置了52%,相比之下,只有1.82%的人自谋职业,6.2%从事临时工作。30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广东省同一时期共安置城镇待业人员164万人,全民所有制单位仅安置了24.1%,有29.9%是个体就业或者临时就业。31

   总体而言,在计划经济时代及市场化改革初期的几年间,东北地区的工业企业单位始终是国家总体性政策最为得力的承担者。在此过程中,伴随着单位制度的进一步巩固及其意涵的扩展,其社会的向度也相应展开。从表1可以看出,1985年东北的大中型工业企业所占地方就业人口的比例 (43%),所占地方经济工业产出的比例(62%),皆高于其他地区的平均水平 (30%和45%)。与此同时,重工业这两个指标的占比也要明显高于全国其他地区(见表1)。笔者接下来会说明东北地区是怎样在80年代形成工业单位制社会的。

   (二)东北地区工业单位制社会的形成

   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所发生的就业危机,在东北以“谁家孩子谁抱走”的逻辑由单位平稳、快速地解决了,并未产生大规模的社会动荡。而此种短时间内大规模吸纳就业人员的做法与计划经济时期对全民所有制单位职工人数的严格控制大有不同。在70年代及以前,工厂自主招工的权力很有限,只有当指令性生产计划批准工厂扩大生产规模时,工厂才会按照指定名额扩大职工人数。80年代初期突击解决就业危机的权宜之计在解决了危机的同时也把地方的大部分人口都集中到了单位内部,在动荡的时期对于地方社会秩序的构建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如前所述,企业单位以“父爱式”的手段解决就业危机,“全民”套“大集体”的就业结构进一步促成了小家庭嵌套式的单位制社会,其结果表现为单位人的家庭和工作关系网络高度重合。这种小家庭的嵌套,其内涵已经超越了新中国成立初期形成的夫妻双方在同一工厂就业,而是扩展为两代人的嵌套。大量50年代和60年代生人进入单位后,多数人会与在同一单位工作的同龄人结婚,这导致了家庭关系与工作关系进一步在单位边界内部重合。这种“内婚”倾向在大中型工业企业单位中尤为明显。这首先是因为年轻人都想和“好单位”的人结婚,而在东北地区,80年代的好单位一般是指大中型重工业企业。笔者查阅的红旗机械厂的职工记录显示,有71%的职工配偶在同厂工作。32加之东北地区新中国成立以后出生率较高,家庭规模普遍较大,则更为明显。一位前机床厂的职工和笔者提到,他妻子一家五个女儿都是机床厂职工,且全部嫁给了机床厂的男性职工,而这五位丈夫中又有四位来自机床厂家庭。33

   市场化改革的最初十年,追求终身的稳定就业是单位人相当普遍的倾向。若要在一个固定的单位干一辈子,便自然会重视此一固定就业场所中的上升渠道和荣誉获得。当时,大部分单位人的生活条件相差无几,居住条件上均为单位统一分房,工资提升和计算由单位按照既有政策进行,和职工的职务级别以及职称挂钩。在各家经济条件都差不多的情况下,单位人重视的是好好工作,获得荣誉和上级的承认,从而在单位内部慢慢产生向上流动。“三八红旗手”的奖状、刻有“劳动模范”的搪瓷杯、写着“模范职工”的背心,都是当时单位内部荣誉的具象表征。80年代企业效益好,大部分新职工工作积极性高涨。笔者在田野中遇到的多位访谈对象都曾经回忆80年代清晨上班时铁西区的自行车壮景,每个人都觉得生活充满了希望。

   想要在这一时期的单位中实现上升性流动就要遵循这个小世界的规则,“一老本实”地把本职工作做好就是最稳妥的方式。34相比较而言,做小生意等经济行为则是不受社会尊重的,有时地方上还会产生对小生意人的蔑视。在东北,一种典型的现象是,市场化改革初期单位人普遍认为,一个合格的单位人并不应该参与市场或商业行为,因为这些行为被认为是低“社会评价”的,只有那些处于边缘地位的人才会去追求。35访谈时,不止一位受访者提到,80年代在东北做生意的大多是监狱里放出来的。现在已经难以求证这是一个事实,还是仅仅是当地人共享的一种对于生意人的污名化想象。但这样一种想象的存在,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生意人并不那么受欢迎的社会现实,或者说只有边缘群体才会通过做生意谋生活的普遍观念。可以确认的是,至少在当时占据东北社会主体的单位人的心目中,只有当地社会中的“边缘人”,无法通过地方社会主流渠道找到工作或进行向上流动,才会追求自营职业。

   以上种种迹象表明,在应对就业危机的过程中,大中型工业企业单位自身内部的结构被重塑的同时,也同步塑造了地方的经济和社会结构。大中型工业企业把大量经济人口纳入自身,强化了地方人口对“大单位”的就业偏好和认同,也加剧了后续进行企业转型的困难。重构后的工业企业单位塑造了其成员的社区和家庭社会网络,对就业和流动性的理解,以及对荣誉的偏好。东北地区由此形成了一个工业单位制社会。36具体来说,这一工业单位制社会的特点是:大中型工业企业作为地方经济中心和就业中心,地方人员的社会网络、工作内容以及社会流动围绕企业单位展开。

  

   四、渐进式改革:双重资源渠道与政策调整

  

   在上述的分析中,笔者关注的主要是改革初期,在再分配体制下国家政策是如何经由单位制度在东北地区塑造了一个以大中型工业企业为主导的政治和社会生态的,接下来要将市场化改革这一“变量”纳入讨论。前文曾指出,在考察单位制在渐进式改革中的变迁时,要着重分析的一个变化是:单位获取资源的渠道从一开始的单一渠道,变成了市场和国家共同配置资源的双重渠道。区分出双重渠道,再加上单位制本身就存在的异质性,渐变式改革就不是单一、抽象、均匀的“渐变”,而是很可能呈现出多种时间性。

在双重渠道下,大中型工业企业一开始从两种渠道中汲取资源的能力都较强。因此,中国市场经济起步的头十年,大多数国有企业并不是一下子就受到新兴私营企业的威胁,反而显示出前所未有的优越性。37国有企业对于技术和原材料的垄断造成了市场化改革初期的卖方市场。不过,这些企业的起始优势并非指高精尖的技术,毋宁是指东北地区诸企业具备生产时钟、自行车、彩电等基本消费品的基本生产原料、流水线生产设施和组装知识,相较而言,刚刚起步的私营经济显然不具备生产能力。重工业企业与生产普通消费品的国有企业相比,具有额外的优势,因为其原材料供应往往是受国家控制的,并非随处可得,产品流通也多是依照计划进行。(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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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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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开放时代》2019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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