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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瑞华:刑事辩护制度四十年来的回顾与展望

更新时间:2019-12-03 10:57:09
作者: 陈瑞华 (进入专栏)  

   来源:本文原载于《政法论坛》2019年第6期,本文注释已略,建议阅读原刊。

   摘要:我国刑事辩护制度四十年来的发展,可以被梳理成五条线索或脉络:一是律师从“国家法律工作者”向“法律代理人”的转变,律师职业伦理随之从原有的注重公益义务走向对忠诚义务的强化;二是律师辩护阶段从原有的“法庭辩护”逐步走向“全流程辩护”;三是从原有的注重被告人“有权获得辩护”走向保障被告人“获得律师帮助”;四是从原有的律师参与诉讼走向“律师有效辩护”;五是在辩护权利的保障机制上引入律师权利救济机制和法律风险防控机制。在上述五个方面,刑事辩护制度既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也存在深层的制度问题,更存在着进一步改革和发展的空间。

  

   一、刑事辩护制度发展的简要回顾

  

   辩护制度是刑事诉讼制度的组成部分,也是刑事诉讼中人权保障水平的重要体现。尽管辩护权是刑事被告人享有的一项诉讼权利,但由于被告人本身一般没有行使辩护权的能力,而只有在获得律师帮助的前提下才能进行有效的辩护活动,因此,辩护权的本质其实就是获得律师帮助的权利。在一定程度上,辩护权可以被视为“被告人享有辩护权”与“辩护律师行使辩护权”的有机结合,刑事辩护制度则同时包括被告人获得律师帮助、辩护律师行使辩护权以及被告人与辩护律师进行有效合作等三方面的制度安排。

   自1979年实施第一部刑事诉讼法以来,我国先后在1996年、2012年和2018年对该法进行了三次规模不等的修订,而每次修订都涉及刑事辩护制度的改革。可以说,在我国“文革”结束后启动的法制重建运动中,刑事辩护制度是随着这四部刑事诉讼法的修订而不断建立、发展和完善起来的。但是,刑事诉讼法的发展要受制于国家法律制度改革的推进程度,也要受到特定时期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教育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其中,宪法的修订、司法制度的改革、律师制度的发展以及法学研究和法律理念的更新,对于刑事辩护制度的影响尤为深刻而重大。

   作为新中国成立后颁行的第一部刑事诉讼法,1979年刑事诉讼法确立了被告人有权获得辩护的制度。该法确立了被告人自行辩护与辩护人辩护这两种辩护形式,首次允许被告人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委托律师、亲属、监护人、社会团体或单位推荐的人担任辩护人。对于辩护人辩护,该法规定了委托辩护与指定辩护这两种基本类型,为后来法律援助制度的建立埋下了伏笔。当然,该法允许辩护人参与辩护的范围只限于法庭审判阶段。

   被告人有权获得辩护的原则后来为1982年宪法所确立。这就使得刑事辩护制度具有了更为坚实的宪法基础。1980年,我国立法机关颁布了《律师暂行条例》,将律师的业务、资格、工作机构等纳入法律规范的框架之内,这为律师事业的发展提供了法律保障,也确立了被告人获得律师辩护的具体方式。当然,该部律师法将律师定位于“国家法律工作者”,律师工作机构是司法行政机关所属的法律顾问处,这显然留下了鲜明的时代痕迹。

   1996年刑事诉讼法的实施属于一次重大的刑事司法改革。通过该法的修订,我国废除了曾受到广为诟病的收容审查制度和免予起诉制度,对强制措施制度和公诉制度进行了全面的改革。立法者还借鉴英美刑事诉讼制度,确立了“抗辩式的审判方式”,强化了疑罪从无原则,加强了对被告人、被害人的权利保障。而在辩护制度方面,该法为保障律师有足够的时间,进行充分的辩护准备,将辩护律师参与刑事诉讼的时间提前到审查起诉阶段,同时允许嫌疑人在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后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可以聘请律师提供法律帮助。当然,律师在侦查阶段不具备辩护人的身份,而只能提供一些有限的法律帮助。

   立法机关推进刑事司法改革的同时,还对律师制度进行了大规模的改革。根据1996年颁布的律师法,律师被定位为“依法取得律师执业证书,为社会提供法律服务的职业人员”,律师的工作机构是律师事务所,律师的执业条件受到严格限制,律师的业务、权利得到更为明确的规定,律师的职业伦理规范开始建立,律师协会的地位和职能得到确立,法律援助制度得到建立。1996年律师法颁行后,立法机关在2001年进行了修订,在律师资格中引入国家司法考试的内容;而在2007年对律师法所进行的修订,则将律师的职业定位调整为“依法取得律师执业证书,接受委托或者指定,为当事人提供法律服务的执业人员”。立法机关在短短十年之间对律师法作出如此频繁的修订,显示出律师制度与社会发展和改革开放具有极为密切的联系。而在客观上,律师制度的不断改革也为刑事辩护制度的发展创造了更为有利的条件。

   2012年,伴随着人权保障条款进入宪法条文,立法机关对刑事诉讼法进行了又一次大规模的修订。2012年刑事诉讼法对证据制度作出了全面调整,对强制措施制度、审判制度作出了进一步的改革,确立了四种特殊诉讼程序。在辩护制度改革方面,该法允许嫌疑人在侦查阶段即可以委托辩护人,对律师会见、阅卷制度作出了全面的调整,扩大了法律援助的适用范围和适用阶段。同时,为减少辩护律师的执业风险,该法还对律师涉嫌犯罪案件的立案管辖问题作出了调整。

   2014年,我国启动了1979年以来规模最大的司法体制改革。这一轮司法体制改革除了推进省级以下司法机关人财物收归省级统管、司法人员员额制度、司法责任制度等制度安排以外,还从两个方面推动了刑事司法体制的改革:一是建立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二是推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改革。与此同时,国家监察体制改革也在充满争议的情况下得以完成,并最终通过宪法修订和监察法的颁行而被纳入法律框架之中。经过这一轮的司法体制改革,我国刑事诉讼制度的基本面貌发生了改变。在这一改革进程中,辩护制度发生的变化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刑事辩护全覆盖”制度的推进,有望使指定辩护的适用范围得到全方位的扩大;二是“法律援助值班律师”制度的推行,可以使部分嫌疑人、被告人获得值班律师的紧急法律帮助。当然,庭审实质化改革的推进,会使律师辩护的效果受到积极的影响;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改革的试点,可能会促使律师从事一种有别于传统辩护方式的“协商式辩护”活动。

   2018年,立法机关对刑事诉讼法作出了再次修订。该法从有效开展控制腐败的角度出发,对监察法与刑事诉讼法的相关制度进行了衔接,确立了缺席审判制度。与此同时,该法还确立了认罪认罚从宽的诉讼原则,确立了认罪认罚从宽的适用程序,并对刑事速裁程序作出了具体规定。与辩护制度密切相关的是,值班律师制度得到刑事诉讼法的正式确立,律师参与认罪认罚从宽程序的方式在法律上建立起来。但作为一个存在极大争议的问题,在涉及多达八十余种罪名的案件被纳入监察委员会立法调查范围之后,律师却无法为被调查人提供法律帮助,无法参与监察委员会的调查程序。而只有在监察委员会将案件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之后,嫌疑人、被告人才享有委托律师辩护或者被指定辩护的资格。

   简要回顾我国刑事辩护制度的发展历程,并不是以记流水账的方式记录这一制度发展的细枝末节,而应总结该制度的发展脉络,对其中所蕴含的深层次问题进行反思,并对这一制度的未来发展作出预测和建议。笔者发现,在我国刑事辩护制度的发展历程中,其实存在着五条基本的线索或者脉络:一是在辩护律师的职业定位上,存在着从国家法律工作者向法律专业人员的转型,而在职业伦理上则从过去侧重律师公益义务走向了对忠诚义务的强调;二是在辩护律师的参与阶段上,出现了从法庭辩护向审判前辩护的转型,进而逐渐出现了刑事诉讼全流程辩护的趋势;三是在辩护主体上,从过去重视被告人有权获得辩护,走向现在的强调辩护律师的专业辩护,而在法律援助的方式上出现了指定辩护与值班律师这两种基本模式;四是从辩护的效果来看,从过去简单地重视辩护律师的参与发展到推行辩护律师的有效辩护;五是从辩护的保障机制上,从过去的注重辩护权的法律宣示走向对辩护权的司法保障和救济。

   本文拟根据上述五条线索,对我国刑事辩护制度作出简要的总结、反思和展望。笔者将对我国辩护制度内生性动力机制作出总结,对困扰我国辩护制度发展的外部体制因素进行分析。本文的基本观点是,与国家的刑事司法改革保持同步,辩护制度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步,还有望沿着既有的轨道继续向前发展,但对于困扰着制度发展的若干制约因素必须予以高度重视,惟有克服这些制度和体制上的困扰,刑事辩护制度的发展才有可能取得实质性的突破。

  

   二、律师定位:从“国家法律工作者”走向“法律代理人”

  

   我国法律曾对律师确立过三种职业定位,这些职业定位对辩护律师的职业伦理产生了重大影响。通过观察这种职业定位上的变化,我们可以发现辩护律师职业伦理已经发生的重大转型,并预测这种变化和转型对于刑事辩护制度的影响。

   1980通过的《律师暂行条例》曾将律师定位为“国家法律工作者”,将其工作机构设定为司法行政机关所属的法律顾问处,并将律师设置为司法行政机关所属的事业编制人员。与此身份定位相适应,律师在为委托人提供法律帮助的同时,承担着一种国家责任,注重“维护法律的正确实施”“维护国家、集体利益和公民的合法权益”。1996年律师法对律师的法律定位作出重大的调整,将其定位为“为社会提供法律服务的执业人员”(以下简称“社会法律工作者”),律师工作机构是通过提供法律服务而获取利益的律师事务所。律师从国家法律工作者向社会法律工作者的转变,绝不仅仅是一种“名称”上的变化,而意味着其国家责任的减弱,其法律服务属性得到前所未有的强调。自此以后,“维护委托人的合法权益”,成为律师首要的执业目标。而自2007年以后,我国律师法将律师的职业定位进一步调整为“为当事人提供法律服务的执业人员”。这里所说的“当事人”其实就是“委托人”或者“客户”的代名词,律师因为接受委托或者指定与委托人建立了代理关系。对此律师职业定位,可以简称为“法律服务人员”。律师无论是在合伙律师事务所还是在个人律师事务所执业,所接受的委托也无论来自企业、个人、政府、社会团体还是国家,都要为委托人或被代理人提供法律服务,维护其合法权益。所谓“受人之托,忠人之事”,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从“国家法律工作者”到“社会法律工作者”,再到“法律服务人员”,律师职业定位的变化带来的是其国家责任的逐步弱化,而其维护委托人合法权益的责任则得到越来越明显的强化。迄今为止,律师法仍然要求律师“维护法律正确实施”“维护社会公平和正义”,甚至“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对于律师所承担的这种类似于司法机关的责任,我们通常称其为“公益义务”,也就是维护国家和社会利益的职业伦理。而从1996年以来,我国律师法越来越重视律师维护委托人合法权益的义务,强调律师只能“提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无罪、罪轻或者减轻、免除其刑事责任的材料和意见”,维护其诉讼权利和其他合法权益。对于这种只从有利于委托人的角度开展法律服务活动的义务,我们通常称其为“忠诚义务”。从偏重对公益义务的履行,到对忠诚义务的高度强调,这显然是与律师的职业定位同步发生的律师职业伦理的变化。

所谓职业伦理,不同于一般的社会道德或者公共伦理,属于某一特定职业为其从业人员确立的基本行为准则。违反这些行为准则的从业人员要受到相应的纪律惩戒,直至被免除从业资格。律师的职业伦理体现了律师职业本质属性,贯彻了律师职业特有的价值观念,维护着律师职业的声誉。过去,在“国家法律工作者”的职业定位下,律师必然要承担那种以公益义务为核心的职业伦理规范。在律师转变为“社会法律工作者”之后,其职业伦理的国家责任色彩有所削弱,(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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