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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森:经济社会理论研究的一个缺环

更新时间:2019-12-03 10:38:08
作者: 韦森 (进入专栏)  
其实质仍然是“国家主权是最高产权”。程念祺在一些著作中也持相似的观点。实际上,在1987年发表在《东岳论丛》上一篇文章中,我当时也提出过:“在两三千年前的西周时期,中国就曾出现过‘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国有经济’及其与之相适应的财产归属观念,在西周之后漫长的封建社会中,虽然屡屡出现社会的大动乱和王朝更替,经济政治制度也发生了一定的演变,但总的来看,王朝官僚政治机器一直对经济过程有着超强的一体化的控制力量。以至近代工业在中国萌生出现时,其主体形式也基本上是官办和官商合办经济。民国时期中国的资本主义经济,更主要以官僚资本占主导地位并为其基本特征。因此,除了从理论上说我们今天的国有是劳动人民的公有从而与中国封建社会的皇亲国戚、官僚地主的私有有着本质区别外,仅就形式而论,‘国有’在中国已经有了几千年的历史传统。从这一点上来看,建国后我国之所以能从国外移植来一套高度集权的统制经济运行模式以及与之相配套的、相适应的国有制这种虚所有制的潜构架,原因之一就在于中国几千年的社会制度、经济结构、文化传统、民族心理中都有它的遗传模板。”(见李维森,《“硬化”企业的财产关系是建立完备的市场机制的先决条件》,《东岳论丛》1987年,第1期,45页)

   在第四章和第五章,方钦则探讨了在人类历史上尤其是中世纪后期到近代在西方国家中观念与制度的协同演化,回顾了从中世纪罗马教廷反对和禁止高利贷到十三世纪之后近代商业活动从威尼斯、佛罗伦萨、热那亚等意大利城市国家开始兴起这一段时间里的观念史和制度史的变迁过程,并随后在第六章讨论了韦伯命题,即基督教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制度的观念基础之间的关系。第七章及其附录则讨论了传统中国社会中的文化观念尤其是宗教与制度的问题。虽然这些探讨从很大程度上还是思想史的回顾和分析,但却得出“当宗教表达了社会中个人普遍遵循的一种思维模式、一种共同的直觉上的伦理要求的时候,宗教与制度之间就出现了一种必然的同构性:每一种社会制度,都需要有一种因与其意见一致而相互结合的宗教信仰。因此可以说,有什么样的宗教,就有什么样的制度”(见本书《附录二》)。这一判断有点过强。这里的问题在于如何界定和认识不同的“宗教”,以及在不同社会的历史时期中某种宗教的地位及其为民众所信仰的范围和程度,还取决于在不同历史时期某种宗教为国家的统治者所接受的程度。但整体而论,不理解不同社会文明中的“主流”或言占主导地位的宗教信仰,就很难能理解不同国家的不同历史时期的种种政治、经济、与法律制度,这确实是有道理的。

   研究观念与制度的关系,不但在研究大范围的人类社会制度变迁上是不可或缺的,在具体的制度经济学分析中也应该是一个重要的且不可或缺的一环。研究宗教信仰与不同社会和文化中制度实存之间的关系,当是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方钦的这部《观念与制度》,正是朝着这一方向所做的初步理论努力。就全世界范围来看,这种研究到目前基本上还是一片空白——尽管哈耶克、诺思、马科斯·韦伯(Max Weber,1864-1920)以及桑巴特(Werner Sombart,1863-1941)等等经济和社会思想家在他们的一些著作中在某些方面实际上已经做了一些这样的工作,其中包括哈耶克的《通往奴役之路》(1944)、《自由的构成》(1960)和《致命的自负》(1988),诺思的《理解经济变迁过程》(2005)、诺思、瓦利斯和温加斯特的《暴力与社会秩序》(2013)、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1905)、《中国的宗教:儒教与道教》(1915)、《印度的宗教:印度教与佛教》(1917)、《古犹太教》(1919),以及桑巴特的《19世纪的社会主义和社会运动》(1896)、《现代资本主义》(1902)、《犹太人与经济生活》(1911)、《资本主义》(1930)和《新社会哲学》(1934),等等。当然,这里也毋庸讳言,方钦的这本《观念与制度》,还没有像当代思想史上的一些大家那样提出一个整全的理论框架,从某种程度上来看这部著作还像是一本论文集,其中有些章节还是以一些理论思考的片段形式发表的。尽管如此,这部学术专著的每一章都包含着作者这些年的艰苦思考,无疑已经提出了诸多重要的理论观点和洞见。尤其是在现代经济学的制度分析思想史的文献回顾和梳理上,这本专著给出了诸多之前著作所没有给出的理论发现。因此,我相信,这本《观念与制度》定能为社会制度的经济与社会理论分析做出它自己的“边际”理论贡献。

   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曾说过:“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最初是直接与人们的物质活动,与人们的物质交往,与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的。……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实际生活过程。如果在全部意识形态(in der ganzen Ideologie)中人们和他们的关系就像在照相机中一样是倒现着的,那么,这种现象也是从人们生活的历史过程中产生的,正如物象在眼网膜上的倒影是直接从人们生活的物理过程中产生的一样。”马克思还说:“我们的出发点是从事实际活动的人,而且从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中我们还可以揭示出这一生活过程在意识形态上的反射和回声的发展。……因此,道德、宗教、形而上学和其它的意识形态,以及与它们相适应的意识形式便失去独立性的外观。它们没有历史,没有发展,那些发展着自己物质生产和物质交往的人们,在改变自己的这个现实的同时,也改变着自己的思维和思维的产物。”(《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29-30页)熟悉马克思的经济与社会思想的我们都知道,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曾提出了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历史唯物史观,这一唯物史观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就有了其理论雏形。尽管如此,在《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序言一开篇,马克思就指出:“人们迄今总是为自己造出关于自己本身、关于自己是为何物或应该成为何物的种种虚假观念。他们按照自己关于神、关于模范人物等等观念来建立自己的关系。他们头脑中的产物就统治他们。他们这些创造者就屈从于自己的创造物。我们要把他们从幻象、观念、教条和想象的存在物中解放出来,使他们不再在这些东西的枷锁下呻吟喘息。我们要起来反抗这些思想的统治。”(《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15页)马克思的这些话是在十九世纪中期(1845-1846年)说的。现在,人类社会都走到二十一世纪了,在一些国家和社会中,人们与某些统治性意识形态的关系是否还是如此?正因为因此,研究观念与制度的关系,以及探究什么样的观念和什么的制度才是正义的和最能增进人类福祉的,就变得极具理论和现实意义了。

   方钦这本《观念与制度》给出了前所未有的理论解释与深入思考,启发人们更多地从这些方面去探索文化观念和理论信念与人类社会制度生成和变迁的过程和机理。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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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 上海书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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