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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高华:忆几位前辈史家

更新时间:2019-12-02 23:08:23
作者: 陈高华  
孙先生和翁独健先生等被调回北京。一天早晨,我送孙先生到大路上,这几位老先生会合以后坐车到信阳,返回北京。

  

   一年多以后,我被调回北京,参加《中国史稿》的编写工作,有时遇到疑难问题,便求助于孙先生。但更多的来往,则是在打倒“四人帮” 以后。这时的孙先生,尽管体弱多病,仍以巨大的热情,全身心地投入到科研工作中去。晚年他主要忙于两件事,一是《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历史”卷的编纂,一是中外关系史和中亚史学科的建设。

  

   《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历史”卷的筹备工作由历史所承担,孙先生是负责人。他为此付出了大量的精力,从框架和词条的设计,到执笔者的选择,都有周密的考虑和细致的安排。中国历史卷能够顺利上马,和孙先生的辛勤工作是分不开的。后来成立了中国历史卷的编委会,侯外庐先生为主任,孙先生和其他几位前辈学者为副主任,他同时又是秦汉史分卷的主编。一直到去世以前,他都关心这一工作,甚至在病床上仍手不释卷,对稿件进行加工处理。我自己有幸在筹备阶段便参加了一些工作。“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孙先生的身教,使我受益匪浅。

  

   孙先生早年是诗人,发表过长诗《宝马》和许多短篇。《宝马》以汉武帝派遣李广利出征西域为题材,我闻名已久,无缘得见。在干校时曾因好奇向孙先生提起,他置之一笑。1992年孙先生的门人余太山同志将孙先生早年诗作整理出版,题为《宝马与渔夫》。拜读之后,对孙先生有更多的了解。这是一篇长达八百行的叙事诗。全诗“句句有来历,字字有出典”(卞之琳先生语),作者当时不到30岁,但可看出已具有深厚的史学功力,不能不令人由衷的钦佩。中国古代有无史诗,存在争论。咏史诗颇多,但那是对历史人物和事件发议论,而且大多为短篇,和严格意义上的史诗有别。《宝马》篇镕史入诗,文史交融,可以称为新型的史诗,就文学创作来说亦是可贵的探索,在现代诗歌史上应有其独特的地位。史学家和诗人,一实一虚,好像距离很远,但在孙先生身上得到了统一。

  

   孙先生早年说过:“思想和情绪经过艺术的雕镂、锻炼才能给你最大的‘痛快’。”晚年教导学生说:“一个史学家应是半个文学家。”这些话有丰富的内涵。史学家不一定是诗人、作家(对大多数史学家来说也不可能),但都应在加强文学艺术修养方面多作努力,这是孙先生身体力行也是值得我们认真学习体会的。

  

马雍

  

   一年一度出阳关,嚼雪眠沙只等闲,

  

   旧曲渭城君莫唱,此心今已许天山。

  

   这是一首充满豪情壮志的诗篇,如果原来不知道作者,谁也不会想到出自体弱多病的马雍先生之手。

  

   马雍先生在“文革”前长期在家休养,很少上班。“文革”后期身体有所恢复,参加国家文物局组织的土鲁番文书整理工作,作出了很好的贡献。上个世纪70年代后期历史所建立中外关系史研究室,孙毓棠先生任主任,马雍先生任副主任,协助孙先生工作,后来改为主任。同时他还担任了中亚文化协会和中外关系史学会的组织领导工作,为这两个学术团体付出了大量的精力。

  

   1982年以后,我和马雍先生接触渐多。1983年,我们二人往巴黎,参加中亚文明史编委会,彼此有更多的了解。中亚文明史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上个世纪70年代发起的,编委会成员约20人,其中中亚国家(中国、苏联、阿富汗、蒙古、巴基斯坦、印度、伊朗)每国代表2人,来自其他国家(有美国、匈牙利等)的学者数人。编委会的任务是拟订提纲,选择作者。中亚地区的历史极其复杂,而且与现实息息相关。中亚文明史的编写很自然受到各方面的重视。当时苏联在教科文组织中势力很大,编委会便由苏联代表塔吉克共和国科学院院长当主席。

  

   70年代后期,中国百废待举,原本顾不上这些事情,但是有些友好国家因苏联影响过大,希望中国能派代表参加,在编委会内起平衡的作用。中国有关方面考虑这一要求,权衡利弊,决定派代表参加。成立中亚文化协会,实际上为了这项工作的需要。原来派出的代表是南京大学韩儒林先生和马雍先生二人,韩先生因病去世,领导上决定由我来顶替。这一年5月,我在长沙开会,临时被召回北京,马雍简单介绍了情况,便匆忙出发了。

  

   一到巴黎参加会议,才知道厉害。这不是一般的学术会议,而是充满了火药味的战场。当时中苏关系很紧张,在会上苏联代表处处与中国为难,有些国家的代表则与之呼应,一吹一唱,攻击中国,从历史到现实,公开污蔑中国是民族沙文主义。我们忍无可忍,据理力争,还以颜色,彼此针锋相对,常常激烈到会议开不下去的地步。遇到这样的场面,只好休会,然后由第三方出面说合,求得妥协。从6月6日到9日,休息半天,实际开会三天半,吵了三天,只有最后半天通过决议时比较平静,因为前面吵够了,该说的话也都说过了。那几天我们的神经都处于高度紧张的状态,开会时竖起耳朵,生怕漏掉对方的每一句话(教科文组织的同声翻译水平很高,也很认真),并要及时作出反应。会下要分析情况,商量对策。马雍先生的咯血旧疾因此复发,但他坚持与会,直到结束。他比我有经验,既能坚持原则,击中要害,又能掌握分寸,有利有节。我们两人互相配合,终于使苏方的意图未能得逞。这次巴黎之行,使我大长见识,也从马雍先生身上学到了很多东西,毕生难忘。

  

   马雍先生的身体本来就不好,患有多种疾病,但他视学术重于生命,不顾亲友的规劝,经常抱病超负荷地工作,伏案写作之外,还不时到外地去考察。除了自己的研究,还热情培养年青人。同时又有许多学术组织工作。鉴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主持的《中亚文明史》难以充分反映我们的意见,他有志组织中国学者用自己的力量写作一部《中亚史》,阐明我们的观点,此项计划得到院、所的支持,并付诸实施。

  

   过重的负担,消耗了大量的精力,对他的健康造成了伤害。从巴黎回来不久,这一年8月中亚文化协会在乌鲁木齐开会,一个重要内容便是汇报巴黎会议情况,并组织力量参加中亚文明史有关中国部分的撰写。会议原定由马雍先生主持,但开会前夕,他突然发病,住进医院,我只好临时赶去顶替他的角色。到乌鲁木齐以后我去医院探望,他的精神不错,还是谈笑风生,挂念着工作。回北京后他的身体状况时好时坏,终于再次住院冶疗。1985年6月,中亚文明史编委会在巴黎召开例会,他已无法前往。出发以前我去医院看望,他不顾病痛讲了很多应注意的问题。这次会议同样充满了火药味,发生多次面对面的交锋,我常想,如果老马能一起来多好,这已是无法实现的愿望。

  

   马雍先生博学多识,才智过人,长于谈吐,常为友人及后辈所称道。畏友中山大学姜伯勤教授,是当今的敦煌学权威,当年亦曾参加土鲁番文书的整理,至今谈及马雍先生,仍为其才华倾倒,赞叹不已。我国的中亚史研究和中外关系史研究,严格来说,是在20世纪20年代起步的,不少前辈学者如冯承钧、张星烺、向达等为之付出了心血,打下了一定的基础。但是,不可否认,直到70年代,这两个学科的总体水平,还是很落后的。“文革”结束以后,在党和政府关怀下,在一些学者提倡和组织下,这两个学科得到飞快的发展,至今已面目一新。孙毓棠先生和马雍先生,为此作出了很大的贡献。马雍先生不幸中年谢世,未能实现他将中国中亚史研究推向世界前沿的宏愿。但是他的杰出贡献是不会被后继者忘记的。

  

   学问之道,薪火相传,优良的学术传统,是科研工作进步的极其重要的财富,而这种优良的传统,常常在一些杰出的学者身上体现出来。我在前面说到的历史所几位已故学者,就是这样的典型,他们的道德文章,永远是我学习的榜样,也是留给历史所的一笔巨大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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