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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勒:民主真的处于危机之中吗

更新时间:2019-12-01 16:37:33
作者: 扬-维尔纳·穆勒  
但他们却不能容忍一个像欧尔班这样的族群民族主义者,他寻求的是脱离西方多元文化的主流。

   在一个民主国家中,人们可以有许多合法的政策异见。不过,政策(policy)不同于政治体(polity):就后者而言,基本的民主权利要么受维护,要么被蓄意侵害(正如在匈牙利、波兰和土耳其等国那样)。鉴于自由主义的民主主义者们接受了那些敌视民主之人所提出的措辞,从而聚焦于意识形态-文化之争,可知他们并未理解政策与政治体之间的不同。

   从策略层面来看,“非自由主义的民主”一词使得自由主义者们毫无必要地将“D”字拱手让给了威权主义者们。对他们中的大多数来说,这是梦寐以求的政治奖赏。此外,对于像欧尔班这样的人,“非自由主义的民主主义者”一语肯定会令这位匈牙利领导人欣慰。毕竟,那也是他对自己的骄傲称呼。在这场关于“自由全球主义”(liberal globalism)的文化战争中,被淹没的是这样一个事实,即民主本身已经遭受到了蓄意的破坏。

   另外需要注意的是(尤其在欧洲背景之下),“非自由主义的民主”使法律-政治事务出现了某种割裂,其中民族国家被默认地留给了“民主”,而在确属必要的时候,来自布鲁塞尔的自由主义的维修队(比如欧盟官员)则会跳出来对法治进行修理。我们显然不能为了使之与政治层面的公共关系相符合,而去对理论层面的概念进行改造。但是,作为官方的“协定守卫者”(guardian of the treaties),欧盟委员会有各种各样的(包括规范性的)理由来声称自己对捍卫民主负有责任,而不是做一个仅仅看护自由主义的跨国守门人——对许多人来说,言下之意也是家长式的守门人。

   第三,民粹主义-威权主义的政权普遍采取一种法制(rule by law)策略,或者用一些观察家的说法,是“独裁的法律主义”(autocratic legalism)。在施行我前文所说的民粹主义治理技艺时,他们煞费苦心地恪守法律。可以肯定的是,他们的诸多行径是违背法律精神的,但却没有违反条文。这里只说一些非正式的规范遭到破坏是不够的。我们讨论的不只是礼仪方面的准则或者是保健垒球中一个约定俗成的设定。根本而言,我们所说的规范是建立在对多元主义进行维护的必要性,以及一个政体在深思熟虑后改弦易辙的可能性之上的。这些规范使得政治行动者能够与其自身之间保持距离,它们建立在一个理性的互动模式之上(所谓理性的,是说人们可以期望轮流地统治和被统治,并且认可权力的定期移交是合法的);而这正是那些新威权主义者们最为明确地要使之失效的一个功能。

   在回应批评时,许多新威权主义者也会试图将比较宪法(comparative constitutional law)作为武器:通过去背景化的、非历史的比较,他们试图证明,诸如欧盟委员会或者威尼斯委员会这样的批评者,并未对模式繁多的立宪民主制予以充分的考量,或者说他们只是浅薄的伪善者。这一策略通常以“宪法认同”(constitutional identity)这一辅助武器(或者更确切地说,是转移外界批评的盾牌)的使用作为补充。

   第四,套用一句老话:说到底是经济,傻瓜(克林顿语)。当今的民粹主义-威权主义政权并不以宏大意识形态方案的名义来对社会进行广泛动员,这也是其与法西斯主义的一个明显区别。诚然,他们高举着“真正的土耳其人”“真正的匈牙利人”,甚至(在某种程度上)“真正的美利坚人”的理想——在这个意义上,他们确实有着较大规模的文化方案,比如在土耳其和匈牙利,为了与这种集体性的自我表征相符合,教育体系和文化产业已经被深刻地重塑了。不过,这些旨在永久确立一种特殊形式的文化霸权的、或多或少强制性的企图,是与更为实际的自肥行为相伴随的。这种行为至少可以部分地做以下解释,即反对力量的阙如,使得俘获国家机构以谋取经济利益成了一个不可抗拒的主张。

   缺乏制约使得假公济私有可能披上合法的外衣,反过来,又强化了这样的需要,即俘获司法机关以避免将来受到惩罚。如果一切都可以归结为意识形态,那民粹主义者也就无须这么害怕失去权力了,毕竟他们名义上是服膺于民主价值的。至关重要的是,民粹主义领袖们至少是在有些时候建立起了大的“政治家庭”,它(以实打实的帮派方式)宣誓绝对的效忠,以此换取丰厚的物质奖励和(极其重要的)永久的保护。正如一位匈牙利观察家所指出的,“控制一个现代的官僚国家,最主要的益处不在于拥有权力去控告无辜者,而在于拥有权力来保护犯罪者”。⑨

   意识形态在这里可以部分地作为政治-家庭服从(political-familial submission)的标志;似乎对于那些被适当怀疑是否仍信奉“真正”民主准则的人来说,支持领袖进行煽动和粗暴地破坏规范,已经成为一个试金石了。对规范的破坏由此也便成了政治家庭成员间达成和解的途径,而他们的一致性反过来也建立起了互赖和信任(一个对初始形式的帮派而言长久的问题)。

   对于这种新的“帮派国家”来说,似乎还有另外一个需要指明的方面(我说“似乎”是因为我在此阐述的是我所认为的一个可信假设,就这一点而言它并非一个有坚实经验基础的论断):正如恩斯特·弗兰克尔(Ernst Fraenkel)出色论证的那样,全面的混乱和不受法律约束并不是纳粹国家的特征;用“任意的支配”(arbitrary domination)来描述许多生活领域,似乎是荒谬的。因为有如此多的领域都以“正常的”、可预期的方式运行:婚姻被缔结和终止,商业合同被签订和执行,等等。⑩然而,与这些法律常态的广大领域相伴随的,是一直都存在的“特权国家”的威胁,它可能以完全无法预测的,当然也完全不负责任的方式来行动。弗兰克尔创造了“二元国家”(dual state)一词来理解这样一种法律常态与权力的赤裸裸使用相伴随的特殊结构。

   如果我们今天再次面临“二元国家”,也即除了政治领域(大体而言)在许多方面仍保持某种常态(也有一些貌似合法的操纵)外,一个人在经济生活中的命运却要服从于随意的决策,那将会怎样呢?当然,可能也没那么随意。因为如果效忠于政治大家庭对任何的经济成功都成了至关重要,那距离被惩处也就不远了。而且,这些行为也没那么容易被外界察觉,因为它们常常会被说成是为经济或者财政必要性所迫。关于这些确保对民粹主义-威权主义政权表示顺从的机制,要想证明它们是否真的奏效并不容易。但它似乎是一个合理的假设,能够解释这些政权是如何在不进行直接政治压制的情况下维持相当的稳定的。

   要解释民粹主义-威权主义政权之所以能够维系,经济手段仅仅是一部分,另一部分(也是极为重要的部分)是这些政权对于媒体的俘获。这样的俘获并不需要很彻底;公然的全面一体化反倒太容易让民众和外界回想起典型的20世纪独裁。只要主流的电视台和地方报纸能报道正确的信息就够了;异见人士仍然有自由在不知名的网站上发博客,也可以偶尔组织游行。此外,“正确的信息”并不就意味着宣传——信息只要准确就够了,并且它的主要作用在于替代那些可能让政权难堪的报道。(11)由此来看,相比许多欧洲民主国家,美国着实更加接近于这类政权。伴随着有时迥然不同的“新闻报道”形式,公共领域碎片化了,而这助长了民粹主义者们所必需的当下的文化战争。

  

   需要做些什么:一些初步的想法

  

   人们时常断定,“民粹主义的兴起”必然是更深层次的民主内在问题的一个表征。从颇为抽象的层面看,这显然是对的:过去十多年里发生的事情并不是无缘无故的。但是,事情也不可能简单到如此地步,以至于无论我们在一长串恶性进展的清单(从不平等的加剧到政治进程受强大经济集团的控制)上发现什么,都自动地可以拿来解释关于民粹主义的一切。若要理解,则还需更多努力。

   如果不能使民众相信其政治体是割裂的,一边是腐败的精英,另一边是有德的、同质的人民(而且重要的是,有些人根本就不属于这个政治体),那任何的民粹主义计划都是难获推行的。在那些并不存在这种二元图景的地方,我们或许也得应对实实在在的政治病态,但却应该避免使用“民粹主义”一词。纵使存在这一图景,但只要没有将自己说成是人民的唯一代表,从而否认所有其他权力竞争者的合法性,那我们也不应该使用“民粹主义”:杰里米·科尔宾和伯尼·桑德斯可能也谈及“多数”和“少数”,但是对建制派甚或寡头进行批评,与道德化的反多元主义(moralized anti-pluralism)并不相同,后者才是我所认为的民粹主义的关键特征。在存在这种道德化的反多元主义的地方,我们也不应该只是寻找“经济焦虑”、文化不和、不靠谱的演员伪装成新闻主播等等这些迹象,而是应该要去问一问,民粹主义者们所主张的那些“排斥”究竟是如何变成可信了的。

   我们需要区分出两种挑战。其一是作为民主政治基础的社会契约所遭受的压力(或者说有时候是它的崩解),这种压力的可能结果是政治自由和政治平等一同被削弱。其二则可以被概括为居间者的危机(crisis of mediation)。这一概念部分地指涉媒体环境所发生的深刻变革,而媒体一直是民主的制度基础;不过,“居间者的危机”也与另一个制度的突出问题相关,这一制度曾经最为成功地在民众与政治系统之间进行斡旋,它就是政党。

   然而更具挑战性的是,上述两种重大挑战之间彼此强化。可能也只有返回到民主的基础结构,并以适当方式对基础结构进行重塑,我们才能应对挑战。但虽说要“重塑”,却并不意味着都已经准备就绪了。当前的公共舆论存在一些问题,即那个我们粗略称为自由主义的主流,警告说民主国家正在死去;然而左派人士则回应称,民主从未真正诞生过。自由主义者们恳请捍卫既有的制度,而激进的左派则提醒我们,这些制度被深深刻上了种族主义和性别歧视的烙印——更不用说资本主义的罪恶了。双方都有道理,要同时给予他们公平的对待着实不易。

   民主政治内含着冲突与协作之间的精妙融合。它通过如下的方式给冲突保留了空间,即不因为分歧而完全把对方视作没有合法性的,一方也不因为分歧而试图在政治上(甚至肉体上)摧毁另一方。民主政治也可以确保一种对于人民整体的把握感。而且,它也是一种将不确定性加以制度化的方式:没有谁能不容置疑地说只有自己才代表人民;也没有任何政治的或政策的结果可以被确定无疑地预测,因为民主一直是一个动态的过程;甚至民主的条件本身都能以民主的方式被重新商定(这意味着我们民主政治的形式尚无最终的确定性)。一个社会契约会对以上这些一般原则的某一特定形式予以坚守;总之这意味着,在实践的层面,当胜者可以全得的时候需要做到自我约束。

   显然,在一些国家冲突与协作之间的那种精妙平衡已经被打破了(这在美国有时被误称为“极化”)。人们不再接受忠诚的(和合法的)反对派这种观念。有时,否认对手合法性甚或公然破坏民主规范的恰恰是当权者,因为他们害怕权力从自己手中溜走(比如在面对人口变迁时美国的情况);也有些时候,是逐渐丧失影响力的群体在那样做,但对他们而言,这样的否认和破坏更多表明的是一种歇斯底里。新兴的运动和政党可能会有助于一个体制重新确立起合法性,即使是在他们公开致力于克服那一体制之时(比如西班牙的Podemos):毕竟,它使现有体制有可能去反思其社会中的潜在冲突,从而令失意者也能够容忍自己的失败(民主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得其所愿;而是所有人都有机会去证明自己有理)。可是,这种实际上作出的改变或许仅是例外;更常见的是,实质层面的不平等会导致极不平等的政治参与,而这反过来则又加剧了实质的不平等,并因此使全体公民越来越不能切实感受到存在一个真实的社会契约。

更坦白地说,当今民粹主义的论调在讲述这样的真相,(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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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 《探索与争鸣》 2019年0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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