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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勒:民主真的处于危机之中吗

更新时间:2019-12-01 16:37:33
作者: 扬-维尔纳·穆勒  
那内容也可以不一样。

   需要注意的是,即使从未掌权,民粹主义者也会对民主的政治文化造成严重破坏。毕竟,在选举中表现不佳的民粹主义政党要面对一个显然的矛盾:民粹主义者是人民在道义上的唯一合法代表,却没能在投票箱中获得压倒性的多数,这该如何解释呢?为了纾解这一矛盾,并非所有民粹主义者都会选择那看起来最简单的方式,但当很多民粹主义者声称应该更多想到的是一个被禁声的(silenced)多数而非一个沉默的(silent)多数时,他们的方式实则就是最简单的。按理说,如果多数能够表达自己,民粹主义者就早已经掌权了——但是某些人或者某些东西却阻止了多数人的声音被听到。换言之,民粹主义者多多少少是在暗示他们实际上根本就没有选举失败,而是腐败的精英们在幕后操纵着选举的过程。如今任何人都理所当然地可以批评美国的选举制度(很多人确实也在批评着),而且正如之前所说的,这些批评会被看成是良好的民主参与的一个标志。但是,民粹主义者们的批评却与民主并不相容,他们归根到底说的是:“因为我们没有获胜,所以我们的制度必定是败坏和腐化的。”通过这种方式,民粹主义者系统性地动摇了民众对民主制度的信任,并因此对既有的政治文化造成了破坏(尽管他们不曾掌握任何实质的权力)。

   为了解释自己的失败,并非所有民粹主义者都必然地诉诸某种类似阴谋论的东西。不过,他们至少都会试图在道义上正当的与事实上无误的选举结果之间作出区分(回想一下欧尔班在2002年议会选举失利后所说的“国家不能在野”;或者回想一下安德烈斯·曼努埃尔·洛佩斯·奥夫拉多尔在2006年墨西哥总统竞选失败后所说的“这不可能是道义上正当的胜利”,并且他自称是“墨西哥唯一合法的总统”)。民粹主义者一直都在召唤一个无形的“真正之人民”,而这个“真正之人民”原本会做出不同的政治选择。比如,2016年奥地利总统选举中失利的候选人,右翼民粹主义者诺贝特·霍费尔,在谈及获胜者绿党政治家亚历山大·范德贝伦时,声称后者“在票数上没错,但是并未当选”;换言之,他暗指其对手虽然的确获得了更多选票,但却没有真正地当选(就好像真实的选择能够在欢呼声中,或者在其他不包含秘密投票的程序中呈现出来似的)。正如德国宪法学家克里斯托弗·缪勒斯(Christoph Mollers)所言,在计数上的多数与情感上的多数之间是存在区别的。民粹主义者倾向于凭靠情感来对抗数量,而不承认,数量以及准确的计数终归是我们在一个民主制度中所拥有的全部。

   就目前所言,似乎所有民粹主义者都处在一种政治幻觉中,因而在实践中注定会遭到失败。许多自由主义观察家认为,民粹主义者只是提供了非常简化的政策主张,这些主张将很快被证明是不可行的,甚至可以说民粹主义者在心底里实际上是害怕胜选的,因为他们对于接下来要做什么一无所知。传统的看法认为民粹主义政党主要是抗议型政党,而抗议是无法执政的,因为照理来说,一个人是不可能抗议自己的:反抗政治(anti-politics)难以产生真正的政策。更具体地说,如果民粹主义者关乎的只是反精英的言辞,那么一旦获得权力并且成为政治精英,他们显然就不再是民粹主义者了。

   掌权的民粹主义者必定会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失败,或者他们必将变得温和。这样一种想法令人感到安慰,但它却是一个错觉。事实上,近年来涌现的现象或许可被称作“民粹主义的治理技艺”(populist art of governance)。这些技艺不甚相同,但却共有着足够清晰可辨的要素。一方面,尽管民粹主义政党必然反对精英,但这并不意味着“民粹主义在政府中”就成为自相矛盾的了。政府中的民粹主义者依然可以把他们的所有失败归罪于幕后操纵的精英们,不论这些精英是在国内还是国外(这里我们再次看到了民粹主义与阴谋论之间并非偶然的关联)。许多民粹主义的胜利者仍旧表现得像是受害者,多数派仍然表现得像是受到了迫害的少数派。

   当民粹主义者在议会中拥有绝对多数并且反对力量(比如机构或者被动员起来的公民团体)十分微弱时,他们要努力建立的政体或许在表面看来依然民主,但实则是为了维护作为人民唯一真正代表的民粹主义者们的权力。首先,民粹主义者殖民了国家本身。再想一想匈牙利和波兰吧。为了能够把效忠者安排到本不该有党派色彩的官僚岗位上,2010年掌权后,欧尔班及其青民盟所谋求的首要改革之一便是公务员法的修订。而且,青民盟和法律与公正党执政后都立马削弱了法院的独立性(而且可以说他们能完全将其废止)。权威媒体被俘获了,这意味着记者们不能以违背国家利益(等同于执政党的利益)的方式进行报道。无论是谁,只要批评那些举措,就会被贬斥为遵从旧精英之命,或者被斥作十足的叛徒(雅罗斯瓦夫·卡钦斯基谈到过那些据称“天生就叛逆”的“最败坏的波兰人”)。此外,正如拿破仑三世那样,民粹主义者通常驳斥律师和记者们携“谁选举了你”这类问题所作的任何批评,并且将新闻媒体描述为“公权力的不具合法性的对手”(拿破仑三世语)或者是“美国人民的敌人”(特朗普语)。⑥此种巩固权力的策略当然并非民粹主义者所独有。就民粹主义者而言,特殊之处在于,他们能够公然地进行这样的国家殖民化:民粹主义者们愤然地问道,为什么人民不能通过其唯一正当的代表来执掌他们的国家?为什么那些以公务员中立性之名妨碍真正人民意志的人不能被清除掉?

   民粹主义者还通过物质的或者非物质的利益交换来赢取民众的支持,这通常被政治学家们称为“大众庇护主义”(mass clientelism)。同样地,这种行为也并非民粹主义者所独有,许多政党都会给予现身其投票亭的主顾以回报。使得民粹主义者与众不同的还是,他们敢于公开地做这样的行为,并且在他们看来这有着道义上可靠的理由:对民粹主义者来说,终究只有某一些人才是真正的人民,而这些人也由此理应获得其国家的支持。如果不考虑到这一点,那就很难理解埃尔多安是如何在政治上幸免于关于其政权腐败的所有丑闻的,这些丑闻从2013年起就已经开始被揭露出来了。

   一些民粹主义者很幸运地拥有资源,他们用这些资源来建构所有阶层,使其支持自己的政权。查韦斯极大地得益于石油繁荣。而来自欧盟的资金对于中东欧的政权来说,与石油对于一些阿拉伯威权国家来说是一样的:政府可以策略性地利用补贴来收买支持或者至少使民众保持安静。进而,他们形塑社会阶层,使之与“真正之人民”的图像相一致,而这一阶层对他们的政权至为效忠。埃尔多安获得了安纳托利亚中产阶层看似坚定的支持,这个阶层是伴随着正义与发展党执政下的经济繁荣而出现的(它代表理想中虔诚的土耳其人,与西化的世俗精英以及诸如库尔德人这样的少数族群是截然不同的)。匈牙利青民盟也建构了一个新的群体,这一群体将经济的成功、家庭的价值(生育孩子好处很多)、宗教的虔诚融于一体,与欧尔班对于“基督教-民族”文化(“Christian-national” culture)的构想是相一致的。

   民粹主义治理技艺的另外一个要素也需要重点了解。那就是,掌权的民粹主义者们常常尽可能全盘地否定公民团体的抗议。对他们来说,这样的反抗是一种象征层面的特别挑战:它有可能削弱他们所宣称的道义上的排他性代表。因此,声言(并可能“证明”)那些看似公民团体的组织绝非公民团体,那些街头上貌似大众抗议的活动与真正的人民毫不相干,就变得至关重要了。这就提供了线索来理解普京、欧尔班以及波兰的法律与公正党为什么煞费苦心地尽力贬低非政府组织的抗议,称其受到外部势力的操纵(并且依法称之为“外国的代理人”)。至于特朗普,当民众站出来抵制其提出的“穆斯林旅行禁令”时,他发了一条关于“收受钱财的活跃分子”的推文。

   民粹主义者们还利用这些抗议来延续和深化他们所助推的文化战争:他们指斥那些抗议者是并不属于“真正之人民”的少数派——按照民粹主义者的说法,那些人是在积极背叛祖国——并且安慰他们自己的支持者才是真正的正直人民。这其中的教义当然不是说民众应该避免抗议,而是我们必须意识到,当民粹主义者将抗议纳入自身话语之中,以为其排他性的认同政治作辩护时,是何等的敏锐和老练。

   从某种意义来说,民粹主义者通过压制或贬抑那些拒绝其主张的人(并且有时尽可能地刺激他们离境,借此将他们从纯粹的人民中分离出去,50万匈牙利人已经在近些年离开了),来努力造就“统一的人民”,并始终以它的名义来讲述现实。这样看来,一个法律与公正党的政府或者青民盟的政府,并不仅仅只是塑就一个法律与公正党的或者青民盟的国家,他还会寻求产生一个法律与公正党的或者青民盟的人民。换言之,民粹主义者一直以人民的名义进行言说,而这个同质的人民却又是民粹主义者自己塑造的:民粹主义成了一个自证预言似的东西。

  

   “非自由主义的民主”用词不当

  

   民粹主义领袖们所造就的政治世界实际上有巨大的差异,在这种情况下,将迥然不同的现象归为同类显然会有风险:欧尔班不是莫迪,莫迪不是埃尔多安,埃尔多安也不是特朗普。不过,家族相似仍然足够地清晰可辨,而且我认为,我们终将发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个民粹主义的家族(one populist family)。

   用来描述这个家族画像的语词是至关重要的。第一,“倒退”与“滑坡”这样的常见话语不免会让人产生误解。它会使人以为我们正在回到某种已知的东西。当然,在时间中对变化加以理解(这正是“倒退”“滑坡”所表达的)是重要的。而且,基于量度和清单来对时间中的A点与B点进行比较也是富有意义的(尽管在出现对清单的刻板使用时会遭到不少批评⑦),所以如果国家在各种排名和指标中出现下滑,那也可谓是重要的发现。不过,通常所使用的主要隐喻却不是“向下滑”(sliding down)而是“向后滑”(sliding backwards),然而事实则是就我们当下的经历而言并无明确先例可循。有一点值得再次强调:没有明确先例的原因之一是民粹主义-威权主义的领导者们也获益于后见之明。他们知道,其所做的任何事情都不应过于明显,以免让国际社会回想起人们在20世纪所目睹过的对人权的大规模侵犯。

   第二,对于许多观察家来说,要理解当前形式各异的政权更替,一个已经默认的概念是“非自由主义的民主”(illiberal democracy)。但无论是在规范性的理论层面还是在策略层面,这样一个名称都极易产生问题。在规范层面成问题,是因为它认定举行选举便是民主的足够门槛(并且在“非自由主义的民主”中,暗含的意思是仅有法治、公民权和对少数的保护受到了威胁或者遭到了破坏)。这一框架忽略了在民粹主义-威权主义的政权之下,那些作为民主构成要素的权利(最明显的如自由言论、自由集会以及媒体多元)实际上是遭到削弱的。⑧换言之,受难的不只是“自由主义”,民主本身也遭受了蓄意的破坏。“非自由主义的民主”错误地使人认为,不管怎样“民主”是完好无损的。

   欧尔班与其他的所谓“非自由主义的民主主义者”,常常设法将那些指责他们破坏民主和法治的批评,重新界定为只是主观性的价值选择。在他为一个“非自由主义的国家”(或者是他2018年所宣布的一个“21世纪的基督教民主制”计划)所作的辩护中,欧尔班控诉称,自由主义者们只是不喜欢匈牙利政府保守的家庭政策、在欧盟内部的强民族国家主张,以及(最重要的)对移民和难民定居的拒绝。现如今,民主政体中的每个人都可以合法地对这些议题持有异见。但是,通过使所有人的注意力聚焦于这些议题,欧尔班将一场本应是关于基本民主制度的争论,重塑为又一场文化战争,并呼吁欧洲各地的保守主义者加入他的阵营。

一旦冲突被宣称为只是看似主观性的价值信念的事情,局面便被扭转了。指责那些自由主义者实为非自由主义者也就变得容易了:尽管他们被认为是捍卫多样性的,(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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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 《探索与争鸣》 2019年0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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