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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行福:论马克思的普遍主义

更新时间:2019-11-30 14:32:02
作者: 汪行福  
”(20)这样,马克思就解释了资产阶级普遍主义虚假化的客观根源和它的消亡条件。

   马克思对虚假普遍性批判的第二个方面是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具体内容的批判。在谈到资产阶级自由权的政治前提时,马克思指出:“资产阶级为了达到它的目的,就必然要取得自由讨论自身利益、观点以及政府的行动的可能。它把这叫作‘出版自由权’。它必然要取得毫无阻碍地结成社团的可能。它把这叫作‘结社自由权’。同样,它必然要取得信仰自由等等,而这是自由竞争的必然后果”。(21)在谈到资产阶级自由平等观念与其生产方式的联系时,马克思说:“流通中发展起来的交换价值过程,不但尊重自由和平等,而且自由和平等是它的产物;它是自由和平等的现实基础。作为纯粹观念,自由和平等是交换价值过程的各种要素的一种理想化的表现;作为在法律的、政治的和社会的关系上发展了的东西,自由和平等不过是另一次方上的再生产物而已。”(22)

   马克思对虚假普遍性的批判还包含着第三个方面的内容。他敏锐地看到,在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中,普遍性观念包含着超出其需要的剩余和过剩,为了消除这种剩余和过剩中包含的否定性,资产阶级的普遍主义往往受到自己的限制,这就意味着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往往是自相矛盾和自我否定的。马克思说:“1848年各种自由的必然总汇,人身、新闻出版、言论、结社、集会、教育和宗教等自由,都穿上了宪法制服而成为不可侵犯的了。这些自由中的每一种都被宣布为法国公民的绝对权利,然而总是加上一个附带条件,说明它只有在不受‘他人的同等权利和公共安全’或‘法律’限制时才是无限的,而这些法律正是要使各种个人自由彼此之间以及同安全协调起来。”(23)在这里,权利国家总是以治安国家为前提和界限,资产阶级自由以不损害私有财产权和社会秩序为前提条件。

   西方许多学者认为马克思是价值虚无主义和相对主义者,因为他对观念和思想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解取消了普遍主义的客观基础;他把观念和思想看作阶级利益的表达取消了普遍主义的道德基础。其实,马克思不仅批判了虚假普遍主义,而且致力于阐述真正的普遍主义。马克思说:“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24)这一理想具有鲜明的普遍性品质,它不仅是一种总体性的理想,而且是普遍性的理想,它要求的是一切人在一切方面的解放。正是这一普遍主义的理想,使得马克思对自由主义的批判不同于保守主义和小资产阶级的批判。

   正如齐泽克所指出,对普遍性的症候学阅读或意识形态批判并不完全是消极的、否定的,真正的批判不是取消和否定,而是拯救和超越,在某种意义上,一切真正的普遍主义都包含着对虚假普遍性的扬弃。具体来说:第一,对普遍性观念不能采取简单的否定态度,而应该进行历史的、具体的分析。既要揭示其虚假性和作为统治工具的消极方面,也要揭示其历史合理性和未实现的合理要求。恩格斯指出,资本主义社会的自由诚然是伪善和欺骗,“但是这种伪善的隐蔽的奴隶制至少在口头上是承认自由权的;它在爱好自由的舆论面前是要低头的;而比起旧的奴隶制来,这就是历史性的进步,至少是自由的原则已被承认了,而被压迫者自己也关心如何使这个原则实现”。(25)马克思对虚假普遍性的批判不仅是揭露和否定,而且也是对其合理内容的拯救和推进。第二,一切普遍主义都包含着自身无法消化的否定性和批判性潜能。在阶级社会,普遍主义的声称与其维护的特殊利益之间总是存在差距。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统治阶级往往会对普遍原则加以限制,这就为被压迫阶级的反抗和斗争提供了契机和条件。实际上,现代进步思潮往往是以反限制的内在批判方式为起点的,英国宪章运动要求取消对选举权的财产限制,海地独立革命打着它的宗主国法国的自由平等旗号要求独立和自由,女性主义解放运动质疑资产阶级普遍权利隐含着性别限制。凡此种种都表明,普遍主义既可以被统治阶级作为意识形态工具使用,也可以成为被统治阶级的反抗武器。

  

   三、“现实普遍性”的历史考察

  

   马克思说:“共产主义对我们来说不是应当确立的状态,不是现实应当与之相适应的理想。我们所称为共产主义的是那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26)这一论述表明,普遍性问题不仅是观念和思想问题,也是现实的历史问题。正如恩格斯在《资本论》书评中所说:“应该承认,马克思与通常社会主义者比较起来的功绩是:他指出,甚至在现代条件的极端片面发展伴随着直接的恐惧的后果的地方也存在着进步。”(27)马克思把普遍主义从唯心主义的思辨带入到真正的现实领域。

   在某种意义上,马克思的历史理论可视为“现实普遍性的辩证法”。在马克思著名的人类历史三个阶段论中,人类历史的第一个阶段实际上是特殊主义阶段,在这里,劳动者直接受自然和他人的特殊统治。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的第二阶段是虚假普遍性的时代,在这一阶段中,人类解放的普遍性条件在各方面得到发展,但却以异化和物化形式出现的。只有到了共产主义社会,普遍性即自由个性的普遍实现才以合理的形式出现。在马克思的理论中,资本主义历史的根本特征是:它既为人类解放所要求的自由个性的普遍实现提供真实的可能性条件,同时又以其特殊的剥削和统治形式阻碍它的真正实现。马克思的“现实普遍性”理论内容非常丰富,涉及人类物质生产能力、活动和交往范围、人与人关系的性质以及精神普遍发展的条件等等。正是因为对这一“现实普遍性”条件的把握,马克思的理论超越了康德式的先验论和乌托邦主义,使普遍主义获得了真实的历史内容。

   首先,生产力的普遍发展是人类解放的物质条件。马克思指出:“只有在现实的世界中并使用现实的手段才能实现真正的解放;没有蒸汽机和珍妮走锭精纺机就不能消灭奴隶制;没有改良的农业就不能消灭农奴制;当人们还不能使自己的吃喝住穿在质和量方面得到充分保证的时候,人们就根本不能获得解放。”(28)共产主义只能建立在生产力的高度发展基础上,没有这种发展,“那就只会有贫穷、极端贫困的普遍化;而在极端贫困的情况下,必须重新开始争取必需品的斗争,全部陈腐污浊的东西又要死灰复燃”。(29)马克思充分肯定资本主义的贡献:“资本的伟大的历史方面就是创造这种剩余劳动,即从单纯使用价值的观点、从单纯生存的观点来看的多余劳动。”(30)充分发展的资本主义不仅使整个社会只需要极小的劳动就能够“占有并保持普遍财富”,而且使得人不再需要从事那种可以让物来从事的劳动,使以人的自由个性实现为目的的活动得以实现。

   其次,马克思指出,人类解放不能在狭隘的落后的生活条件下实现,只有交往的普遍化才能使全面发展的普遍个人成为可能,从而使自由个性的发展成为可能。马克思指出,“只有随着生产力的这种普遍发展,人们的普遍交往才能建立起来”,而只有在普遍交往的条件下,“地域性的个人为世界历史性的、经验上普遍的个人所代替”。(31)资本主义全球化之所以是进步的在于,“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32)虽然在资本主义社会,现实普遍性是以悖论的方式出现,“共同性只是劳动的共同性以及由共同的资本——作为普遍的资本家的共同体——所支付的工资的平等的共同性。相互关系的两个方面被提高到想象的普遍性;劳动是为每个人设定的天职,而资本是共同体的公认的普遍性和力量”。(33)然而,普遍性的颠倒和虚假形式中包含着真实内容,它不可逆转地使人摆脱了以前的种种特殊性的束缚,为自由个性普遍实现创造了一定的客观条件。

   第三,马克思指出,即使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也包含着现实普遍性的内容。在谈到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建立的前提和影响时,马克思指出:“首先第一个前提,是奴隶制或农奴制关系的消灭。活劳动能力属于本人自己,并且通过交换才能支配它的力的表现。双方作为人格相互对立。在形式上他们之间的关系是一般交换者之间的平等和自由的关系。”(34)然而,“就单个的、现实的人格来说,在这种情况下,工人有选择和任意行动的广阔余地,因而有形式上的自由的广阔余地”。(35)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劳动方式的批判是辩证的,它既揭示了商品交换关系对自由的外在物质限制,即工人必须把自己的劳动力当作谋生手段来出卖,又指出单个的工人在新的生产方式中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自由选择余地。

   马克思对历史的解释带有明确的现代主义意识。马克思指出:“古代的观点和现代世界相比,就显得崇高得多。根据古代的观点,人,不管是处在怎样狭隘的民族的、宗教的、政治的规定上,总是表现为生产的目的。在现代世界,生产表现为人的目的,而财富则表现为生产的目的。事实上,如果抛掉狭隘的资产阶级形式,那么,财富不就是在普遍交换中产生的个人的需要、才能、享用和生产力等等的普遍性吗?”(36)换言之,资本主义文明之所以优于古代文明在于它的普遍化能力,“只有资本才创造出资产阶级社会,并创造出社会成员对自然界和社会联系本身的普遍占有。由此产生了资本的伟大的文明作用;它创造了这样一个社会阶段,与这个社会阶段相比,一切以前的社会阶段都只表现为人类的地方性发展和对自然的崇拜”。(37)而对地方性和自然的崇拜在任何地方都表现为对自由和个性的阻碍。

   总之,马克思在资本主义历史现实中看到两个矛盾的方面:一方面,资本主义不断消解地域和文化的特殊性限制,使人的生活越来越处在流动性的联系之中,只有这种解域化的生活条件,才能创造出共产主义所预设的普遍个体;另一方面,虽然资本主义为人类解放创造了普遍的条件,但它不是通过人的自觉意识和行动自觉自愿地创造的,而是以黑格尔式的“理性狡计”方式创造的,在这里,“个人从属于像命运一样存在于他们之外的社会生产;但社会生产并不从属于把这种生产当做共同财富来对待的个人”。(38)这就要求我们以自觉的行动改变这种状态,拯救资本主义文明的成果。

   马克思的“现实普遍性”具有重要意义,它是我们解开资本主义文明奥秘的钥匙。第一,它为我们提供了理解历史的正确方法,即现实普遍性的辩证法。普遍性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是以异化和片面形式出现的,但不能否定它的历史进步性。就此而言,我们既要拒绝对资本主义秩序做神正论的辩护,也要拒绝贵族阶级的“崇高”和小农社会的“温情”的诱惑。在这个意义上,任何普遍主义的局限性都必须通过普遍主义自身的发展来克服。第二,马克思给我们提供了全面考察历史的方法。西方思想家批判马克思是生产主义者,但从我们的讨论中可以看出,马克思对人类解放条件的理解是全面的、系统的,既涉及人与自然的物质生产层面、人与人的社会交往层面与个人能力发展层面,同时还涉及人的精神的普遍发展的文化条件。在这个意义上,现实普遍性是衡量历史的全方位坐标。

   正如马克思对虚假普遍性的批判没有过时一样,马克思的现实普遍性理论也具有现实意义。虽然我们的时代与马克思的时代有很大的不同,资本主义发生了重大变化,从国家资本主义发展到全球资本主义,从工业资本主义发展到后工业资本主义,从机械生产发展到自动化和智能生产。即使如此,如果我们不想陷入对现实的上帝与魔鬼、天堂与地狱对立的摩尼教式简单化看法,我们同样需要把社会批判和诊断的核心放在我们时代的现实普遍性发展和限制之上。

  

   四、“例外普遍性”的发现

  

除了对虚假普遍性的批判和现实普遍性的诊断外,马克思的普遍主义还包含着政治普遍主义一维。阿兰·巴丢正确地指出:“如果马克思主义在根本意义上就是历史唯物主义,即一种历史科学的话,(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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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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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复旦学报》2019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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