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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潇:当代社会行为方式嬗变的时空关系论

更新时间:2019-11-30 14:25:38
作者: 胡潇  
形成显著不同于单纯适应自然空间及固守传统社会交往空间的行为方式和思维特质。扼要而论,有这样几个问题很值得我们关注。

   其一,虚拟空间对真实空间的套嵌和代偿。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经济活动中空间的虚实相用。依托“互联网+……”等方式,展开全球化大空域生产作业,对产品实行元件分散化生产、虚拟化整合、即时性组装的方式经营,多方面地摆脱物质生产狭隘的在地性限制。如遍布全球的戴尔公司,现在有企业员工达75000余人,年营销额400多亿美元,其巨大成功不是技术原创,而是生产的组织方式在时空关系方面的独创。它利用“泛在”网络技术对经济交易的空间脱域形成强大推动作用,促进了世界市场空间的密实性拓展和营运的节律性提速。当今世界各种跨国性的超市、购物中心、交易中心、物流中心、仓储中心等,都随着产业新布局蓬勃发展起来。它们使经济交易由以往过于密集的中心区域向外围地带扩散,大面积地结束了许多地方自外于世界统一市场的封闭、孤独状态,引发了经济的世界空间同构与共振。二是生产作业由以往线性的历时态推进变为现在的网络化共时态并行。网络发挥其收集、加工、传输、存储和反馈信息的强大功能,极大地改变了社会生产的运作方式与时空结构。一个产品器件,由以往设计、生产、配送再到组装的线性过程,变为现在的以同时散布在众多不同位置的不同部门那样一种网状形态灵活地生产出来,以致很难说到底哪一作业先发生、又发生在什么地方。“整张网络同时在行动。营销、设计、制造、供应商、购买者都被卷入到创造一个成功产品的过程中。产品设计意味着要让营销、法律和工程团队同时都来参与,而不是像过去那样顺序完成”(13)。生产的网络化以其多要素集成、全方位并行、共时态推进的机制,根本改变了以往经营方式的时空结构。三是以经济活动内容的虚拟,置换实在空间,形成空间的功能代偿与物理超越。最直接而有效的方式,是以资本虚拟和经济符号化营运所展开的社会行为,使商品—货币简单的实物、现货交易,相当广泛地变为衍生品的代码交易,以时间灵便又压缩、空间拓展而不限的高效能,实现着对物理空间的超越与费用节省。例如每天发生的数万亿美元的交易行为,若都用现钞结算,真不知要增加多少仓储和运力。而货币虚拟、数字化核算、网上交易,则极大地提高速率、节约了空间。对此,《失控》一书作者凯利指出:引入市场的“网络逻辑已经塑造出了一些产品,而这些产品正在塑造着今天的商业。‘即时现金’,这种从ATM机里吐出来的东西,只有在网络环境下才会出现。类似的还有形形色色的信用卡、传真机,以及在我们生活中随处可见的彩色打印机”(14)。这意味着只要有计算机网络系统和精准的信息、完备的数据,社会主体就有极其广泛的时、空选择阈和组合方式,且能便捷高效地开展活动。

   其二,社会生活突破全球与地方传统的空间关系。英国学者房龙认为,“卫星等媒介—连通方式的出现,把越来越多的人与媒介技术联系起来。……这就要求我们不仅要对‘全球性’的‘社会’概念进行重新考虑,还要重新考虑‘地方’概念的含义。‘地方’现在正在迅速地脱离其传统环境,以致达到了这样的程度:‘位置’本身只是一种位移的临时现象。”“我们发现越来越难以给自己在时间和空间上定位。我们面对着由位移、迷失和不合节拍组成的洪流。”(15)这类空间社会关系变迁的情形,最突出而又吊诡地体现在主体空间行为的“泛在”和“脱域”之联系中。所谓“泛在”,即主体能在社会空间无界域地展开自身的行为,可以无所不在甚至无所不能地在场或出场。进入了移动网络技术系统中的人们,在任何空间都能享用其无所不在甚至无所不能的服务,因而主体能在同一时间跨空间距离、界域地处理多重事务,其活动空间可以是全域的,信息处理可以是全息的,位置是移动的,功力是多重的。这是网络信息系统对人身主体多维度地延伸和放大,亦是社会活动空间全景式地向主体的集中展开,其必然结果就是社会组织和主体行为方式对空间束缚的超越而形成地理空间的“脱域”。人们在空间中虽然其生理身躯总是居有其所,处于具体场所中,但社会事务的办理,交往的展开,信息的收集、加工和反馈,却不受具体场所限制,“随处”、“即刻”可行。随处可行即为脱域,它根本改变了地方与全球的异在关系,全球是可以地方化的,地方也可以是全球性的。这不仅是实践活动的便利及其空间关系的紧致、密切以至于无间,更是人们可将全球性事务运作于掌中在任何时空办理;其空间效应必然是中心和边缘的融汇、地域和位置关系的漂移、主体空间认同的泛化及其对空间角色、自身定位的迷失或超脱。“社会空间朝着我们内爆的感受所引发的预兆,转译成为认同的危机。我们是谁?我们属于什么空间/地方?我是世界的公民,还是国家或地域的成员?……空间障碍的消除,激发了高涨的民族主义和地域主义感受”(16)。由此一来,人们的地域文化、故园情结、乡党意识也在大大淡化的趋势中演变为一种寻根意识的反弹。时下,国人普遍性地在感情世界生发出了一种强烈的“乡愁”,不仅是因城市化破坏了故园的乡土空间格局和人们的地缘关系所致;还在于人们云浮四海处处是家而终无定所这样一种身心异置的尴尬处境,长期的奔波和虚幻的漫游所形成的“故乡沦陷”,强烈唤起了人们对往日家乡温情的回味和地域归属的期盼所致。它们多面向地透露出了社会主体广泛存在的栖居位置或空间身份迷失的心理焦虑。

   其三,此在与彼在、在场与出场关系的错位性重合。在寻常的物理空间中,人的身心及其活动是同时空的,此时此地身、心、行同在,此人此时在此地做此事,就不能又此时在彼地做彼事。活动空间的此在与彼在严格区分,事务承担者之出场和在场高度一致。但在现代网络信息技术支持下建构起来的虚拟空间和泛在服务的环境里,情况就离奇了。行为主体不仅分身有术,而且可让活动空间的此在叠合或嵌入彼在、遥在。如宇航中心的指挥员操作万里之外的航天器那样,亦如北京医科大学教授借助遥控技术给广州某医院患者做疑难手术那般,出场作业者无需在场,实现了“缺席主导在场”那样一种空间神奇的行为方式(17)。从形而上学角度讲,声、光、电、影形象和符号能帮助我们的视听甚至触觉挑战固体物理世界的本体论。它们可以把人带入一种虚拟的现场,并实现与真实环境那样的诸多回馈性交流。“在这种感知中,人就不会因为一心关注未来而无视甚至脱离现在,而且会强烈地意识到自己居于空间中的有形在场,并且是与无数其他在场相互关联的。”(18)在虚拟世界,人觉得空间就是融我于其中的周围一切。梅洛·庞蒂描述过这样的空间意识:“我的视觉再也看不到物体之间的关系网络了,几何学者欲从外部察看和重建它也看不见它了。它更像是一个以我为空间关系的零点或零度、以我为起始点的空间。我不是从它的外部来看它的;我生活在它的内部;我身在其中。总之,世界就是我周围的一切,而不是在我的面前。”(19)知觉现象学家对虚拟空间中之主体空间意识的描述,完全切断了人与真实空间所有的那些物理互动作用和思维对存在的迁就,或主体对环境的追随。主体“我”是空间的零度与起点,我与空间中的存在物有机地构成了这种空间,我在其中。另一方面,它们也因我而设、而在,因此也可以说在我之中。“世界是我周围的一切”,施以倒装句法便成为“我的一切是周围世界”,或者“我是周围世界的一切”。这种看似极端唯我论的空间意识,大胆地颠覆了存在优先的本体论,但作为真实空间的模拟,它们的确是因人而起、由人所设、为人所用的。因而,不是人跟随空间,而是空间跟随人;不是人被空间之位置、距离、环境所限,而是这些环境因素皆为人所拟、所设。正是由于虚拟空间这样的极端主体性,当人类把它们和遥感、遥控、计算机网络技术联成一体时,人的行为、认知、作业、交往等活动的物理空间、环境制约便大大被超越、被克服。泛在技术让人们的栖居之所和行为、处事、作业、交往等活动空间得以分置、虚拟,因而可以实现物理性脱域。股掌之上的手机指令玩转世界;电脑鼠标的点击、移动能瞬间调动亿万资金进出银行、市场,可以指令千万吨物资漂洋过海;数字符号的网上视屏搏杀可使世界市场风云突变;帷幄之内的信息处理可指挥千军万马的海陆空立体战争,等等。距离不再使人分割,边界不再让人闭锁,地理障碍不再置人关山阻隔,环境背景不再给人烙上土著特色。因此,网络空间对地理空间的超越,更强烈而鲜明地促成并彰显了“全球化就是‘对距离的行动’;缺席主导在场”的社会化空间特质(20)。空间对人类行为的制约被虚拟手段多方面超越,具有极大的实际意义。它们广泛而深刻地让行为主体从地域囚困中解放出来,在空间的生产、组织和利用中有了巨大的创造力、自主性,似乎获得了一种克服地球引力而遨游天宇那样的空间自由。

   其四,主体的空间行为全面沉入非历时态的即刻性中。虚拟空间形成的“脱域”情境,让人类行为“异区同工”地实现了空间超越。房龙认为,“三维电脑仿真让我们可以与其所显示的‘再表现’形式进行互动或直接参与其中。它们获得了将其外在环境内化的能力,这种能力造就了它们自己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在场’被扩展和控制的程度远远大于其他的‘表现’式。这种‘在场’立刻具有了空间性(在被定位于‘即将到来之前’——亦即‘这里’的意义上)和时间性(‘现在’的即时时刻)。人工智能视频图形的‘这里’和‘现在’被彻底地从其‘发源’和‘被接受’的时空中‘去背景化’了。它们可以以电子化的形式储存和传输,并进而被及时地带入全球性‘在场’的意义。作为结果,这种‘在场’在瞬时间已经扩展得远远超出了‘即将到来之前’的‘这里’和‘现在’的范围之外。”(21)空间、环境、作业乃至行为主体的仿真性再现,脱离现实环境背景被传送到遥远的彼在空间,让接受者同时作为当事人介入虚拟空间,在没有真实现场的条件下完成真实的行为。这是主体不在场的出场,不着地的就地作业,使“在场”及其“场所”泛化而有了全球性意义,世界任意空间都可即时成为特定行为主体的活动场所。故“这里”不是从“那里”而来,因为“此在”即是任意的“彼在”。主体活动内容的特殊,与其空间的“泛在”和“普适”,即借助科技手段去掉活动之空间形式在物理学上的特殊性,人为地将异质空间同化并结合在一起,造成普适空间。各类特殊行为的空间成为无穷多的全球化“这里”,舍弃了差异和距离,也省去了移动过程和由此达彼的时间。主体活动空间的“地方”与“全球”在地理位置、地理差异方面的被克服,其必然的结果只能是行为的碎片化刹那(22),它适应着行为主体即刻就在世界任意地点那样一种空间瞬息万变的场所泛在性。其空间意蕴亦如房龙所说:“信息传播媒介的扩散以及媒介之间联结种类的增加(例如卫星—电话—电脑—电视),重组了社会相互作用的时空流。然而,聚合不仅意味着技术的连通性,而且意味着功能上的交叉以及新的社会互动形式和规则的建立”(23)。这一系列新的社会交互形式,使物质、能量和信息交流、变换有了新的技术条件和传输方式,更抽象地分析,则是它们有了新的时空形式。人类以高新科技推动的行为之空间方式变革,基本目的就是拓展空间和节约时间,甚至以空间的泛在技术“消灭”克服空间距离、空间阻碍、空间限制因素所需要的时间。时间虽然还在生活世界的舞台上伴随人类生命的律动,但“被规划、被碎片化的空间试图将它消除。……空间包含着时间。人们……通过空间,被生产和再生产出来的,是一种社会时间”(24)。这种社会化的时间形式,作为空间生产和重构的必然产物与支持条件,其发展趋势和利用方式,就是在人类单位活动中尽可能地将其缩微、小化而达到包括空间生产和利用在内的效益最大化;其行为方式的微观表现,也就是社会生活场所空间泛在化、全球空间地方化、地域空间全球化、特殊空间普适化所带来的时间挤压与节省。它们以无时间限制的即刻性方式、无特定时段限制的全天候方式,贯彻和体现在社会主体的各类微观活动中。

  

   三、生活世界时空关系重构引发的认知变革

  

在生活世界中,时间与空间的地位以及和社会行为的关系因为是一个变量,在不同社会具有不同的结构,(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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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 《天津社会科学》 2019年0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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