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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传剑 王新龙:理性看待俄罗斯的南中国海政策

更新时间:2019-11-30 13:52:20
作者: 王传剑   王新龙  

   内容提要:作为东南亚地区战略格局和南海争端大国博弈中的一支重要力量,俄罗斯通过其特有的路径与方式发挥着特殊作用,并对南海局势发展造成了双重影响。俄罗斯参与角力南中国海的一系列新的政策动向,是其调整对外战略进而谋求拓展的一种必然体现。中俄两国需要把南海问题纳入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框架之中加以战略统筹,在维护双方关系大局的前提之下对具体政策做出必要的调适。

   关 键 词:俄罗斯  南海问题  中俄关系  战略统筹  政策调适

  

   在大国关系深刻调整、国际秩序加速转型、当今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复杂形势下,中国的崛起复兴之路充满着各种各样的风险和挑战,也将不可避免地在类似于南海争端这样的敏感问题上承受越来越大的外部压力。伴随着以美国为主要代表的大国势力的深度介入,南海问题因为缠结了多种冲突与紧张态势,已经成为亚太地区以及全世界关注的焦点①,甚至引发了国际社会对于南海博弈会不会导致大国之间直接对抗的深度担忧②。值得注意的是,与中国互为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俄罗斯实际上也参与到了这场角力之中,并通过其特有的路径与方式发挥着自己特殊的作用,成为影响南海地区局势发展的一支重要力量。不过迄今为止,南海问题中的俄罗斯因素并未如美国因素,甚至也不如日本、印度、澳大利亚因素那样引起学界的足够重视,相关分析只是偶尔散见于论述南海地区形势、东南亚地区格局以及俄罗斯亚太地区政策时顺带展开的部分话题之中。虽然也有个别学者曾就苏联/俄罗斯南中国海政策的某些层面进行过一些有益的探讨,但却未能针对其相关立场背后所蕴含的政策取向乃至战略意向做出较为深入的解读。有鉴于此,本文拟在批判吸收国内外学界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俄罗斯的南中国海政策进行一种更为系统的理性分析,以求能够更为全面地把握其政策表现和形态,更为准确地揭示其政策实质和内涵,更为客观地评判其政策影响和作用,为有效应对南海局势未来发展特别是进一步探讨南海问题的疏解路径和管控方略提供一些有价值的参考。

  

   一 苏联时期南中国海政策的发展演变

  

   关于二战期间及至冷战时期苏联在南中国海问题上的态度和立场,郭渊、王静、吕雪峰、左凤荣等国内学者近年来都曾做出过一些极富价值的专门研究。比如他们认为,战时苏联通过《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等国际条约,承认南海诸岛属于中国的历史事实,对于当时民国政府争取恢复行使主权起到了积极作用③。其中,作为第一份确认南海诸岛属于中国且具备国际法效力的条约性文件,1943年12月1日正式发表的《开罗宣言》重申了此前中美英三国首脑会议公告的内容,郑重宣布“三国之宗旨在剥夺日本自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以后在太平洋所夺得的或占领之一切岛屿,在使日本所窃取于中国之领土,例如满洲、台湾、澎湖群岛等,归还中华民国。”④对于该宣言中有关日本归还其侵占领土的内容,罗斯福、丘吉尔在美英苏德黑兰会议期间曾特意问询斯大林的意见,后者明确表示赞成“宣言及其全部内容”,并认为这一决定是“正确的”,“朝鲜应该独立,满洲、台湾和澎湖等岛屿应该回归中国”⑤。在此之后,《中美英三国促令日本投降之波茨坦公告》再次重申“开罗宣言之条件必将实施,而日本之主权必将限于本州、北海道、九州、四国及吾人所决定其他小岛之内。”⑥随后苏联政府对日宣战并发表声明签署了该公告,而1945年9月2日《日本无条件投降书》则最终宣布“接受美利坚合众国、中华民国和大不列颠国政府首脑于1945年7月26日在波茨坦发表、后由苏维埃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参加的《公告》条款”⑦。

   苏联政府的上述态度显然有利于战后中国政府争取恢复在南海诸岛行使主权的行动,而且这样的立场自然也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的双方关系当中得以继续体现。在东西方冷战的大背景下,美英等国从遏制主义出发奉行对日片面媾和政策,不仅拒绝为抗日战争做出巨大贡献的中国政府参加旧金山会议,而且在其主导的对日和约中明显背离了《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关于归还中国领土的规定。在前期交涉过程中,苏联与中国方面积极沟通,密切配合,及时通报相关情况并主动征求中方意见,对于中国揭露美英等国图谋、捍卫南海诸岛主权的斗争给予了有力支持。在旧金山会议上,针对美英和约草案仅仅确认“日本放弃对南威岛及西沙群岛之一切权利、权利根据与要求”,而又拒不明确其归属的情况,苏联代表团进行了强烈的批驳,并且以政府文件的形式公开宣读了对美英和约草案的修改意见和新增条款,此即“日本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对满洲、台湾(福摩萨)及附近的一切岛屿、澎湖列岛(佩斯卡多尔群岛)、东沙群岛(普拉塔群岛)、西沙群岛、中沙群岛(巴拉塞尔群岛、阿穆非特里群岛和玛克斯费尔德沙洲)以及南沙群岛(包括南威岛在内)的完全主权,放弃对上述所列领土的一切权利、法律依据和要求”⑧。而在美国方面以不符合议程为由阻止会议对该提议进行讨论的情况之下,苏联代表团又明确宣布拒签对日合约,并且严厉谴责该和约“严重地侵犯了中国对于台湾(福摩萨)、澎湖列岛、西沙群岛和其他岛屿的权利”⑨。

   这一时期,苏联政府不仅在国际场合公开承认中国对南海诸岛拥有主权,而且对于中国政府捍卫海疆的正义行动也积极予以支持。比如1956年6月17日的《消息报》明确肯定南海诸岛属于中国的历史事实,并对当时菲律宾和越南企图侵犯南沙群岛进行了有力抨击。特别是在1958年9月4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关于领海的声明》颁布后,苏联政府照会表示“完全支持中国政府关于领海的决定”,并强调“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决定适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全部领土,包括中国大陆、台湾及其周围的岛屿、澎湖列岛以及其他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岛屿”⑩。在当时中苏友好的背景之下,不管是政府官员还是学者,苏联方面关于中国拥有南海诸岛主权的立场应该说是极为明确的,包括官方出版的地图集和一些权威性著作,均承认这些岛屿属于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比如1953年出版的《苏联大百科全书》、1955年出版的《苏联大百科辞典》、1957年出版的《外国行政区域》、1959年出版的《中国经济地理概论》,以及1954年和1958年分别由苏联内务部和苏军总参谋部绘制的《世界地图集》等,都准确清晰地将东沙、中沙、西沙和南沙群岛标注为中国领土。即使是到了六七十年代出版的一些学术著作和对外公开的地图集中,也仍然保留了一些相关记载,比如苏联测绘总局1961年出版的《世界地图集》、1973年出版的《菲律宾地图》,以及苏联国防部1974年11月28日印制的《海洋地图集》第一分册《太平洋地图》等(11)。

   不过,苏联方面的这种立场并未延续保持下去,而是在20世纪60-70年代出现反转。1964年勃列日涅夫上台后奉行与美国争霸的战略,苏联的东南亚政策开始出现重大调整,而印度支那则成为其扩张地区影响力的重要场所。其间伴随中苏关系的恶化和中美关系的改善,中美苏大三角格局影响下的南海地缘战略形势也因此发生了巨大变化。为达到排挤美国、孤立中国、抢占东南亚战略制高点的目的,苏联于1969年提出建立所谓“亚洲集体安全体系”,而后则不断派遣舰机在南中国海地区活动,甚至一度造成了1971年“台尔曼号”内燃机船撞沉中国渔船,导致11人死亡11人受伤的严重海损事件(12)。越战期间,苏联在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不遗余力地支持越南,而在美国退出印度支那之后,更是显著加强了对越南的扶助和渗透。1976年初苏越签订了《经济和技术新协定》,1978年底又签署了具有军事同盟性质的《苏越友好合作条约》,并很快就苏联使用金兰湾基地一事达成了秘密协议。这样,在苏联不断强化南海地区军事存在,以及支持越南入侵柬埔寨并实现对老挝控制的情势之下,“中国的战略后院变成了苏联的战略范围”(13)。在中国被迫进行的对越自卫反击战中,苏联继续公开支持越南。据统计,在1978年秋至1979年末,越南总额871万美元的武器进口几乎全部来自苏联(14)。期间苏联甚至派出了以明斯克号航空母舰为首的作战编队穿越南海,目的是“拦截中国战场的(陆、海)通信系统,并将有关信息传递给越南”(15)。

   与此相适应,由于把越南视为牵制中国和拓展自己在东南亚势力的平台,苏联在这一时期出现的南海争端中开始明显偏袒越南,不仅在主权归属问题上出尔反尔,而且积极支持和鼓动越南侵占岛屿的行为,蓄意歪曲和指责中国捍卫主权的行动。在1974年中越西沙海战前后,曾有三艘“目的不明”的苏联军舰在附近海域游弋,而《消息报》和塔斯社则利用东南亚和西方个别媒体的错误材料拼凑题为“事件还是路线?”的文章,旨在反华挺越(16)。实际上,在中苏关系破裂之后陆续出版的《苏联百科全书》《苏联百科词典》等官方工具书中,关于西沙和南沙群岛的词条就已大多不再指明其归属,《劳动报》等苏联媒体转而诬蔑中国对印度支那等东南亚国家搞“地图侵略”,把这些国家的领水“画成了中国内海”。比如针对中国在西沙群岛发现商朝遗址的报道,《消息报》曾专门发表评论文章《新华社的考古学家》,攻击中国的西沙考古“无视许多国家,包括越南、菲律宾、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都申明自己对这些岛屿的权利”。另外针对中国政府1978年12月29日关于西沙、南沙群岛的主权声明,塔斯社又进而发表评论文章《危险的打算》,指责中国捍卫主权的行为是“大汉族扩张主义”,污蔑中美关系缓和为中国在东南亚“扩张”找到了极好借口(17)。尽管在戈尔巴乔夫上台以后,苏联对于南海问题的态度发生了较明显变化,比如针对1988年中越南沙海战选择了中立的“不介入”政策,但也并未就此恢复到以前承认南海诸岛属于中国的立场上来。

   由此可见,苏联针对南中国海并没有形成一种相对稳定且一以贯之的政策,而对于南海诸岛的主权归属也并不存在一个长期不变且始终如一的立场。在争端频发数经变迁的南海问题上,苏联的行为和表现更多是属于“策略性”选择的结果,并因此呈现出某种“机会主义”特征,而“中国因素”是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符合其总体战略需求和地区战略目标,则是决定其政策向度的最关键考量因素。实际上,在战后两极格局和东西方冷战的大背景下,中苏两国关系中所发生的每一次阶段性变化,都会对全球战略形势产生结构性影响,并因此导致苏联在南中国海所追求的地缘战略目标出现较大幅度调整。具体来说,最初苏联之所以赞同《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关于南海诸岛主权问题的处理方式,应该说很大程度上是出于维护和保持盟国之间战时团结的目的;而它之所以又能在旧金山会议上据理力争甚至不惜为此拒签和约,则完全是因为中苏同盟关系的存在特别是应对冷战大势的需要。同样,导致苏联的立场态度在20世纪60-70年代出现明显反转的主要原因,归根结底还是源于中美苏大三角结构的形成以及由它所塑造的一种新的地缘战略观念;而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苏联/俄罗斯一直坚持不再就南海诸岛主权归属问题表态,恐怕也是基于大抵如此的政策逻辑。因此,苏联的南海政策形态背后所反映的是其总体战略需求的变化,必须纳入政策与战略相一致的范畴之中进行系统考察,这也应该成为我们理性认知当下俄罗斯南海政策的最基本路径。

  

   二 俄罗斯参与角力南中国海的路径与方式

  

由于拥有突出的战略地位和富足的战略资源,南海地区素有“亚洲的地中海”和“第二个波斯湾”(18)之称,“边缘地带理论”的鼓噪者们甚至做出过“谁控制了南海,谁就控制了各周边重要海峡,谁就控制了整个东亚与太平洋地区”(19)的大胆论断。长期以来,以美国为主要代表的大国势力积极涉足这一战略区域,致使原本仅属岛屿主权和海洋权益纠纷的南海争端不断升级,(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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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东南亚研究》2019年0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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