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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瑞 刘建生:清代对外贸易政府管理体制探析

——恰克图和广州对外贸易政府管理体制的比较研究

更新时间:2019-11-29 07:58:19
作者: 贾瑞   刘建生  

   作者简介:贾瑞,山西大学晋商学研究所博士生,山西省晋商学与区域经济发展协同创新中心助研,太原 030006;刘建生,山西大学晋商学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山西省晋商学与区域经济发展协同创新中心主任,太原 030006

  

   内容提要:清代前期中国在南方和北方分别开放了广州和恰克图进行对外贸易,这两个口岸在清代的对外贸易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在管理体制上,清政府在两地都设有管理机构对贸易进行管理,这些机构的设立一方面确保了边境的稳定,有利于自己天朝上国地位的稳定,另一方面促进了两地商业的发展与两大商帮的兴起。它们在对贸易地点的要求、贸易管理的机构设置及贸易方式等诸多方面也存在着差异,对两地以后的发展产生了不同影响。

  

   关 键 词:恰克图  广州  管理体制  清代对外贸易  Kiakhta  Guangzhou  the management system  foreign trade in Qing Dynasty

  

   鸦片战争以前,清政府虽然在全国范围内实行闭关锁国政策,但是依然开放了广州和恰克图两个对外通商口岸,其中广州主要负责对东南亚、欧洲各国的贸易,恰克图主要负责对俄罗斯的贸易,在很长时期内的频繁外贸活动为中国当时的对外经济文化交往做出了很大贡献,在中西经济文化交流史上占据着突出的地位。为了稳定两地的发展,清政府对于它们的管理方式各不相同,这种不同的管理方式既是适应当时两地不同的实际情况的现实需要,又是服务整个清政府的对内对外战略的题中之义。

   学界对于恰克图和广州对外贸易的管理方式进行了大量研究:蔡鸿生(1982)研究了清政府对外贸易的管制;①衣长春(2004)考察了中国在恰克图设置的官职以及所设置的原因;②赖惠敏(2012)分析了清政府在恰克图市场上对商人的管理制度;③郦永庆(1996)分析了“重农抑商”政策对清政府在恰克图实行各种管理方式的重要影响;④张喜琴(2015)通过从恰克图贸易中的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安排、俄国的估价公司以及清政府的恰克图训令对于恰克图贸易的影响等角度进行对比分析,得出双方在管理制度上存在的差异性;⑤隋福明(2007)分析了广州十三行贸易制度的变迁;⑥王询等(2013)分析了广州十三行的衰落与政府管理制度之间的密切联系;⑦陈国栋(2014)对广州十三行的行政、税务以及代表性商人等做了全面系统的分析,但是对该地的政府管理方式的分析却着墨不多。⑧学界对于恰克图和广州的外贸管理方式的研究越来越深入,但是对于清政府在两处管理方式的比较研究却不多。笔者认为作为清前期对外贸易的两大重要口岸,从管理体制人手,比较两地贸易的异同点,可以更好地了解清政府在不同地域对外贸易的管理方式,进而更深入地了解当时中国的对外贸易政策以及发展走向。

  

   一、恰克图的外贸管理体制

  

   中俄边境贸易在清朝以前就持续进行着,清朝建立以后,随着《尼布楚条约》等一系列条约的签订,中俄边境贸易逐渐繁荣起来。其中,在《恰克图条约》签订以后,恰克图作为中俄边境贸易额最大并且最为活跃的市场,得到了迅速发展,虽然在各时期由于政策的影响存在着反复,但是在清朝末年以前它始终是中俄贸易的重要边境市场。清政府在此的外贸管理体制主要体现在对于商人的管理以及对于贸易地点的管理两个方面:

   1.对商人的管理

   清政府对于商人的管理分为对俄国商人的管理和对于中国商人的管理。

   在对待俄国商人方面,康熙五十三年(1714)清政府规定,俄国商人必须申请到色楞格和伊尔库茨克地方政府所发的执照才能进入中国进行贸易,如果仅仅有尼布楚地方政府颁发的执照,就不准进入国内进行贸易;随着“商队茶”的逐渐兴起,中俄之间的贸易迅速繁荣起来,为了对商队进行更好的管理,雍正二年(1725)理藩院给黑龙江将军的咨文中再一次强调了俄国商人申请执照的重要性。从以上的事件中可以看出,清政府对于来华贸易的俄国商人有严格的管理措施。

   在对待中国商人方面,清朝初年,政府实行许可证制度,规定“嗣后两国人民和持有准许往来路票者,应准其在两国境内往来贸易”。⑨这样,路票已经成为双方共同认可的贸易凭据。

   理藩院管理中俄贸易后,在总结实行路票制度经验的基础上,在《理藩院则例》中规定了部票制度的具体实施策略,并于1720年正式开始实施。其具体内容如下:

   凡互市,商给以院票。各商至乌里雅苏台、库伦、恰克图及喀尔喀各部落者,皆给院票。由直隶出口者,在察哈尔都统或多伦诺尔同衙门领票;由山西出口者,在绥远城将军衙门领票。以该商姓名、货物及所往之地、起程之期书单黏合院票给与。其已至所往之处,又欲他往者,需呈明该处将军、大臣、札萨克,改给执照。所至则令将军若大臣、若札萨克而稽察之,各商至乌里雅苏台者,由定边左副将军、兵部司官稽察;至库伦者,由库伦办事大臣稽察;至恰克图者,出卡伦时,由卡伦上会哨之札萨克稽察;至商集,由恰克图本院司官稽察。⑩

   从上述文字可以比较清晰地看出清政府对于从内地到北方边境贸易的商人的管理方式。商人们首先在察哈尔都统或多伦诺尔同知衙门等地领取照票,领取时,最多10人和20辆车领取一张,在经过主管官员查核准确无误后,铃盖印记,并在到达乌里雅苏台、库伦和恰克图时进行相应的稽查。每张照票只准贸易1次,过期作废。政府对于取得照票的商人资本金额有着相应的限制,每张照票准予携带12000斤货物。(11)有一些小本铺户由于资本过少无法取得照票,都附搭在大铺票内,即为朋票,报明张家口都统衙门,领到理藩院照票后把货物运往恰克图,然后再各自填写送货单进行报验。

   乾隆四十五年(1780)出台了出卡换照制度,要求内地商民到达卡伦时,把所带照票交由地方政府进行查验,如果照票记载内容与其实带数量相符,则另外颁发执照。当商人到达恰克图时,再行查验,如果没有卡伦所颁发的执照,就不允许进入恰克图市场进行贸易,这一制度虽然较为烦琐,但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内地商民到恰克图贸易的人员和货物,有利于清政府维护边境地区的安定。后期为了更好地贯彻落实这一制度,嘉庆四年(1799)规定,私自在恰克图贸易的商人,“枷号两个月,期满笞四十,逐回原省,货物一半人官”,(12)从行政和经济上对他们加以处罚。另外,为防止前往蒙古地区贸易的内地商人长久留在蒙古地区,对清政府的民族管理和边疆管理产生不利影响,理藩院要求到边境地区贸易的商人用现银现货交易,在一年内必须返回,不准以催账的名义,滞留在蒙古境内,更不能取蒙古名字,在蒙古地区成家立业。除了对商人进行限制性管理,清政府还出台了对于商人的保护措施,在19世纪清政府制定了商人守则,在维护清朝国家利益的同时,更加注重维护在恰克图贸易的中国商人团体的利益。从上述管理方式变迁中可以看出,清政府对于商人的管理逐渐从只有限制性规定到有了惩罚性的措施,进而增加了对商人的保护性措施,说明政府对于中俄贸易的管理日益完善。

   2.对贸易地点的管理

   清政府对中俄贸易地点的选择经历了一个变化的过程。在《尼布楚条约》签订后,俄国大量的私人商队携带财产和商品进入中国内地,给清政府的社会管理带来了巨大的压力。为了解决这一问题,理藩院在康熙五十六年(1717)行文俄枢密院,以俄国私人商队带入北京过多毛皮,造成毛皮积压为由,要求他们从尼布楚转到齐齐哈尔进行贸易,这样一方面这些商队可以减轻远途奔波之苦,另一方面齐齐哈尔的人民也可以购买到质量不错的毛皮,从而达到双赢的效果。然而,由于齐齐哈尔的购买力要比京城弱小的多,并且所在的东部商路也无法吸引商队的前来,反而由于北京贸易的繁盛导致其逐渐衰落。这样,到北京贸易的俄国商队数量并没有下降,并且,他们在过境城市库伦的歇息休整导致了库伦的经济得到了迅猛的发展。于是,康熙五十九年(1720)正式确立库伦为新的互市地点,中国商人与俄国商队在此地展开交易。随后,为了稳定边疆局势,同时更好地发展边境贸易,中俄双方于雍正五年(1727)签订了《恰克图条约》,规定双方在恰克图互派官员管理贸易活动,从此以后,恰克图便成为中俄贸易的地点,并一直持续到了清朝末年。

  

   二、广州的外贸管理体制

  

   在南方地区,清政府的对外贸易政策经历了开海与禁海的多次反复,直到乾隆二十二年(1757)由于洪仁辉不顾清政府的警告,执意前往宁波等地展开贸易,被清政府圈禁在澳门后,清政府为了防止此类事件再次发生,在广州开始正式实行“一口通商”政策,实行行商制度,它是包含承商制度、总商制度、保商制度和揽商制度等在内的成体系的一种制度。这一制度是清朝在这一时期对外贸易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清廷对商人和贸易地点的管理也集中体现在这一制度上。

   第一,承商制度。

   承商制度就是在广州贸易扩大的情况下,政府通过鼓励有实力的商人自愿成为行商,充实行商队伍的一种制度。这些商人需要向抚院甘结领贴,批准后便可成为十三行的一员。由于清政府需要在发展对外经济贸易时首先考虑国家边疆安定和国库收入稳定,所以在选择行商时,政府就要首先看重他们的“身家殷实”,并且在行商确定之后,一般不允许新的行商进入,除非“十三行洋商遇有歇业或缘事黜退者,方准随时招补”,(13)这样就保证了队伍的稳定,方便国家对于外贸的管理。从此,仅有的几家行商便垄断了广州的对外贸易,他们通过与东印度公司买卖茶叶和毛料,获得了大量的利润,如怡和洋行在1801到1834年之间便获得了18720000两市平白银的利润,这就使得在前期还是有不少商人希望进入行商的队伍。

   承商制度的另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关于退商的规定。清政府认为行商所拥有的资本数额较大,在广州的商人中实力雄厚,所以在他们年龄过大或者遇到突发意外不能履行行商职能的时候,就需要向政府输纳报效一定的费用,并“责令亲信子侄接办,总不准坐拥厚资,置身事外”。(14)并且,在行商把其业务传续自己的子侄后,也需要负担作为行商的一切责任,这样行商便无法退休。这一制度有利于清政府以各种理由勒索行商,但也造成了在十三行发展的后期很少有商人自愿成为行商,从而造成了仅有的几家行商不足以应付对外贸易需要的情况。为了应对这种局面,粤海关将商人领取执照的规费由20万两降至1—4万两,并且要求“嗣后如有身家殷实呈请充商者,该监督察访得实,准其暂行试办一二年,果能贸易公平,夷商信服,交纳饷项不致亏短,即照旧例一二商取保著充”。(15)这样,清政府退而求其次,要求资金规模稍少的一些商人充当行商,使得新的行商多来自小商人。

   清政府通过承商制度,一方面,最大限度地的网罗了广州地区大商人手中的资本,并且通过罗织罪名索要赎金以及赤裸裸的直接索取等方式,把行商的资本纳入政府的手中,为封建政府服务;另一方面,它也使得一些商人不敢从事巨大的交易,担心成为行商遭受勒索。商人所具有的自由贸易性质也逐渐消失了,他也就成了保证政府财政收入的一个重要来源。

   第二,揽商制度。

揽商制度就是指外国商人只能和清政府指定的公行之间展开交易,不能与内地商民开展借贷等商业活动,并且不能雇佣中国人为其服务。从中可以清晰地看出,(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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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 《求是学刊》 2019年0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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