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疏震娅:关键日期视角下的钓鱼岛领土主权争端分析

更新时间:2019-11-29 07:33:49
作者: 疏震娅  

   内容提要:关键日期是以争端中特定时间前的法律情势作为确定待查事实范围和评估争端可诉性的标准和尺度。钓鱼岛领土主权争端可从权利取得和权利转移两个层面来看待。中日的领土取得主张在日本声称实施先占时形成对立。在领土主权变更问题上,中日实际上没有对领土主权转移形成主张对立,无须为此再确定关键日期。钓鱼岛领土主权争端可以日本阁议决定先占的时间作为关键日期。由此,中国主张的证据可采性和证明力优于日本主张的证据,日本所谓“有效控制”行为不具有证据效力。

   关 键 词:钓鱼岛  关键日期  国际争端解决  中日关系  国际法

  

   作者简介:

   疏震娅,自然资源部海洋发展战略研究所副研究员,国家领土主权与海洋权益协同创新中心团队研究员。

  

  

   中日之间因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简称“钓鱼岛”)而引发的问题复杂敏感,涉及法律、历史、国际政治、地缘战略等诸多方面。问题的起因和根源在于中日围绕钓鱼岛领土主权归属产生的争端。关键日期(critical date)自20世纪20年代在国际争端解决实践中提出并不断加以运用,与领土主权争端的关系尤为密切。争端解决机构往往根据关键日期时的法律情势来裁判争端。本文将以关键日期为视角来检视钓鱼岛的领土主权归属问题。

  

   一、国际法上的关键日期

  

   国际争端往往复杂多变、头绪万千,从产生到解决,一般要经历漫长的时日。国际法在处理争端过程中需要顾及当事方不同历史时期的权利主张和证据材料,因此对于争端法律关系的起止时间的裁定就显得尤为重要。“何时为止”正是关键日期所关注的问题。

   (一)关键日期的概念探讨

   以法律方式解决国际争端需要确定争端事实和应适用的法律,即对事实的认识和对法律的认识。法律事实总是与或远或近的过去相联。①在争端过程中,是否存在某个特定时间的情况比其他时间的情况更为重要,或者说某一时间出现的情况是否具有决定性?在经典的领土争端仲裁案——1928年美国与荷兰的“帕尔马斯岛案”裁决中,常设仲裁法院(P.C.A.)就提出,领土主权必须要“在对裁决争端具有关键性意义的时刻确实存在”。②也正是在该案中,关键日期首次在国际争端解决的裁判文书中出现。在此之前,关键日期是隐含在领土争端中的概念。③

   较早对关键日期进行概念界定的是1966年“阿根廷—智利边境案”的仲裁裁决。在该裁决中,关键日期是指一个日期,法院不应采纳双方在这个日期以后的行为作为证据。④晚近以来,国际法院(I.C.J.)在审理涉领土争端的案件中多次出现关键日期。在2002年“关于利吉丹岛和西巴丹岛的主权归属案(印度尼西亚诉马来西亚)”判决中,国际法院援引“阿根廷—智利边境案”裁决,不考虑发生在两国争端具体化后的行为,除非这些行为是争端具体化之前行为的正常延续,且不以改善争端方法律地位为目的而实施。⑤在2007年“尼加拉瓜和洪都拉斯在加勒比海的领土和海洋争端案(尼加拉瓜诉洪都拉斯)”判决中,国际法院首次对关键日期予以明确阐述。国际法院表示,关键日期的意义在于将以主权者身份实施的行为与关键日期之后发生的行为区别开来。前者原则上与评估和确认有效占领(effectivités)有关。后者是争端当事国完全为了巩固其主张而实施的行为,一般与评估和确认有效占领无关。关键日期成为一条分界线,当事方在关键日期后的行为与评估有效占领的价值无关。⑥

   学界在观察国际实践基础上也提出了对关键日期概念的理论认识。约翰逊(D.H.N.Johnson)认为,关键日期是当事方在该日期后的行为不能影响法律情势的日期。⑦格尔蒂(L.F.E.Goldie)认为,关键日期是指某段时期的最后时点,争端的实质性事实已发生,争端方在此之后的行为不能对争端产生影响。⑧中国学者张新军表示,关键日期是在审判机关通过受理某一案件、表明某一法律争端已然产生并且仍然存在的情况下,标志该法律争端诞生的那一时刻。⑨针对领土争端,刘文宗认为,关键日期是指当事国双方在确立自己对某一领土的主权时相互产生矛盾的那一天。⑩张卫彬提出,关键日期是指当事方对领土主权提出竞争性主张之时,或领土主权归属已经得以明确化的关键时刻。(11)

   上述国际实践和理论研究多是从排除或弱化关键日期以后行为的法律意义的角度来界定关键日期的概念,指出争端中确实存在着对评估事实、影响裁判结果具有重要意义的“关键性”时间。这种评估的目的并不是查明真伪,而是在时间上确定待查事实的范围,排除不应影响争端解决的因素。

   除此之外,关键日期在法律程序上还能影响争端解决机构对争端能否具有管辖权。在国际法上,争端解决机构对争端具有管辖权是以当事国同意为前提的。当事国形成接受争端解决机构管辖权合意的时间,往往决定了争端解决机构能否受理争端。常设国际法院(P.C.I.J.)在1938年“摩洛哥磷酸盐案”判决中以法国接受强制管辖的日期为关键日期,认定意大利提交争端的时间在法国接受管辖权之前,从而排除了常设国际法院对该案的管辖权。(12)国际法院在1960年葡萄牙与印度的“印度领土通行权案”判决中认为,引起争端的情势和事实在印度接受强制管辖的关键日期之后,进而认定国际法院对该案具有管辖权。(13)

   综上所述,本文认为关键日期是根据争端的事实情况来确定时间节点,以该时间节点前的法律情势作为确定待查事实范围和评估争端可诉性的标准和尺度。无论在实体上还是程序上,关键日期的概念都与时间密切联系。正如国际法院法官希金斯(Rosalyn Higgins)所说,时间是国际法中的重要组成部分。(14)国际法上的权利的确立和冲突的产生以及权利的救济程序都离不开时间因素。关键日期提供了一个作为检验标准的时间点,以甄别或选择有效事实,从而据此定性适当的案件。(15)本文认为,关键日期是基于对争端中事实情况的了解与认识,对案件实质的客观把握,将筛选争端解决有效事实的标准以时间形式表示。

   (二)关键日期的确定标准

   关键日期对争端解决的结果和程序的重要影响,使得确定关键日期成为重点和难点。就理论而言,关键日期的确定属于受理争端的法院权限之内的事项。(16)正如“阿根廷—智利边境案”裁决所指出的,关键日期的概念尚不严密,大量工作留待法院甄别判断。(17)在实践中,关键日期的提出存在不同情况。一方面,当事方可提出对争端关键日期的主张,争端受理机构会结合争端具体情况及当事方的主张,做出不同的处理。如果当事方对关键日期能取得一致,争端受理机构多会尊重当事方的意思表示;如果当事方对关键日期的主张有分歧,争端受理机构可能会做出不同的处理,如支持一方主张,或否定双方主张再另行提出,或不予适用关键日期。另一方面,如果当事方没有提出,争端受理机构也可自行确定。可见,关键日期的确定以争端受理机构自行解决为原则。当事方虽不能确定争端的关键日期,但当事方的主张是争端受理机构在确定关键日期时需考虑的重要因素。

   关键日期的确定较复杂。争端的表现各有不同,具有多样性。对关键日期概念内涵的不同理解,导致对其确定标准的认识各异。关键日期的确定标准受多方面因素影响,很难加以明确。对关键日期确定标准的理论探讨首推菲茨莫里斯(Gerald Fitzmaurice)的研究,其经典论述奠定了关键日期确定标准理论研究的基础。菲茨莫里斯将关键日期区分为不证自明(self-evident)的关键日期和非不证自明(not self-evident)的关键日期。不证自明的关键日期,采取聚焦(focus)原则(18),较易确定。非不证自明的关键日期是针对争端聚焦日期不确定的情况,菲茨莫里斯以争端具体化(crystallization)为原则提出了六种关键日期的设想。(19)有观点以争端相关的“重大事实”已发生的时间为关键日期,但如何判定“重大事实”有时存在找寻确切依据的困难。还有观点将争端区分为法律争端和事实争端,认为确定关键日期有两项标准:一是法律争端得以明确化的时候;二是在法律争端不明的情况下,以事实争端公开化的时间为准。(20)

   争端的表现虽各有不同,但其作为一种由法律规范加以“类型化”的社会状态,具有内在共性。如果能从本质上把握不同争端的共性,就有可能寻找出确定关键日期的共性考虑要素。国际法上的争端是指当事方之间对法律或事实的分歧,或在法律观点或利益上的冲突。(21)其中带有关键日期这一要素的争端,多涉及权利主张的对立。合法的权利应具有法律依据并符合构成要件。当权利主张形成对立时,意味着当事方的权利是互相排斥的,对一方权利的肯定势必是对另一方权利的否定。在权利主张形成对立之时,评估哪一方的主张符合构成要件,就能确认相关权利的归属。本文认为,可从权利主张对立形成的时间来考虑确定关键日期。

   国际实践中,当事方的权利主张有的形成时间明确,有的没有明确的构成要件成就时间。如果各方权利主张有较为明确的形成时间,那么权利主张对立的形成自然就是在后一方提出权利主张之时。如果一方权利主张没有明确的构成要件成就时间时,另一方主张取得权利的时间即形成双方权利主张的对立。在这两种情况下,权利主张对立形成的时间,就可以被视作菲茨莫里斯所说的不证自明的关键日期。在“帕尔马斯岛案”中,美国主张该岛屿是西班牙最早发现并拥有主权,美西《巴黎条约》签订后西班牙将其割让给美国;荷兰则主张西班牙发现该岛的事实缺乏足够证据,荷兰自17世纪以来就以持续和平的国家权威在该岛展示主权。常设仲裁法院认为,美国获得的割让主权的有效性问题,仅仅在《巴黎条约》缔结生效时产生,并据此判断该时间点即为该案的关键日期。正如詹宁斯(R.Y.Jennings)所说,当一方以割让为依据而主张权利时,割让条约缔结时事物的状态必然是关键所在,因为当事方保持了权利的来源,涉及这种权利的争端是否应达到具体化就完全不相关了。(22)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关键日期不能简单理解为争端产生的时间。“帕尔马斯岛案”表明,竞争性权利在事实上已构成法律冲突的时间就可被认定为关键日期。

   争端中往往会出现当事方权利构成要件的成就时间都难以界定的情况。为此,基于国际争端的确切争论点终会有具体形式的表现,“争端具体化”作为确定关键日期的标准在实践和理论中被提出。“争端具体化”的理念是由英国在“明基埃和埃克荷斯群岛案”中首次提出。(23)格尔蒂认为,在当事方采取其国际法上的最后立场并坚持各自权利之后,关键日期才能被确定,正如资产负债表中的商业资产在会计结算日被冻结,当事方之间的实际状况也到此日期被“冻结”或“具体化”。(24)当事方采取立场并坚持各自权利,不再磋商、抗议或试图劝说对方的情况下,当事方的主张显然必须根据他们达到这一状态时的事实来评判,这个时刻就是关键日期。就争端具体化的判断,国际法院在“尼加拉瓜和洪都拉斯在加勒比海的领土和海洋争端案(尼加拉瓜诉洪都拉斯)”中指出,在当事方没有明确提出任何主张或反主张时,争端不能具体化。(25)换言之,在当事方明确提出主张或反主张时,争端才得以具体化。

本文认为,“争端具体化”本质上是要在当事方权利主张冲突不明确的情况下,通过当事方对立主张的意思表示或竞争性行为等具体事实来判断主张对立的形成时间。首次提出主张或抗议的时间是判断“争端具体化”的便利标志。这样的时间之所以能够成为判断“争端具体化”的标准,与国际法上“争端”一词的定义密切相关。(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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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 《日本学刊》 2019年0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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