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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纪霖:在“理”与“势”之间:晚清官僚士大夫的自改革

更新时间:2019-11-27 22:00:24
作者: 许纪霖 (进入专栏)  

  

   从晚清到辛亥,是中国近代变革的开端。众所周知,晚清的改革,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洋务运动,第二阶段是维新运动。辛丑条约之后,这两个运动合流,形成了最后流产并招致革命的晚清新政。洋务运动与维新运动,分别是由两个不同的士大夫阶层主导的。以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为首的官僚士大夫,主宰了1860—1894年间的自强变革,而1894年的公车上书,标志着一个新的改革主导力量即文人士大夫替代了官僚士大夫,走到舞台的中央。虽然康有为、梁启超在政治舞台上的百日维新失败了,但在民间的舆论空间创造了近代的公共领域,获得了压倒性的话语权。

  

   晚清最后十年的新政,乃是由第二代官僚士大夫张之洞、刘坤一、袁世凯等主导的,但其改革路线在政治上延续戊戌维新的轨迹,在思想上坚守“中体西用”之传统。官僚士大夫与文人士大夫有冲突也有融合,但最后都没有成为历史巨变中的主角。地方士绅与革命游士这两个阶层异军突起,成为辛亥革命的主导力量。

  

   以上是晚清七十年的整体图景。而本文将集中讨论1894年文人士大夫崛起之前官僚士大夫阶层内部的精神世界及其与“自改革”之间的关系。

  

从理到势:经世致用的兴起


   任何一场变革,都是从统治阶层内部的分化开始的。清代官僚士大夫大多出自科举正途,饱读儒家经典,视圣人之学为唯一的价值正当性。于是,变革的精神原动力,不可能来自外部世界,而只能来自儒学内部。

  

   儒学虽为德性之学,但不同于佛老。依照内圣外王的标准,个人要成圣成德,不能仅凭修身,而是要由修身而齐家、治国、平天下。于是,儒学就具有了修身和经世的双重取向。从宋儒开始,修身一直是儒学的主流,但经世作为不可缺少的支流,在不同朝代不时有所呈现,与修身形成掎角之势,如南宋叶适、陈亮的浙东事功学派,明末清初的顾炎武、黄宗羲的经世学派。而在朝廷内部,一旦出现大变革的时势,经世致用往往会占据主流,比如北宋的王安石变法、明朝的张居正改革,都可看到儒学的精神取向由向内的修身转向朝外的事功之学。

  

   有清一朝,注重道德的朱子学与推崇古文经学的乾嘉考据,是士大夫中学问的主流。然而,道光以后经世之学开始兴起。个中缘由,正如余英时所说:“晚清经世思想的兴起决不能解释为对西方挑战的反应,而是中国思想史自身的一种新发展,其外在的刺激也依然来自中国本土。”鸦片战争前后封疆大吏中的陶澍、贺长龄、林则徐,还有之前乾隆年间的陈宏谋,都是以经世闻名天下的一代名臣。以贺长龄的名义、由魏源辑录的《皇朝经世文编》流行,就很能看出道光之后士林风气的变化。

  

   经世致用的兴起,并非仅仅源于某个学派,而是整个晚清学界的共同价值取向。清代三大学派,其一为宋明理学,其二为古文经学,其三为今文经学。理学中出现了注重经世的曾国藩。古文经学则从清初的顾炎武,中经皖派的戴震,发展到晚清主张“通经致用”的张之洞以及以国学而革命的章太炎。而今文经学则众所周知是晚清经世致用的主力,从龚自珍、魏源到康有为、梁启超,皆为“六经注我”,以经学革命推动变法。

  

   晚清的“自改革”运动,首先从办洋务开始。学习西方“奇技淫巧”是史无前例之举,需要在圣人之学中获得价值的合法性。清朝官方的意识形态是朱熹理学。倭仁与曾国藩都是理学大家唐鉴的门生,但两人却代表了理学的不同路向,倭仁是修身派,而曾国藩属于经世派。倭仁尊崇唐鉴的“守道”宗旨,视程朱理学为唯一“正学”,道德心性修养是做人治国不二法门:“立国之道,尚礼仪不尚权谋,根本之途,在人心不在技艺。”而曾国藩虽然也是理学名臣,但已属于理学的“修正派”,在修身之外更注重经世。倭仁好谈君子与小人之辩,而曾国藩喜欢研究经济之道。一般将儒学分为义理、考据、辞章三科,但曾国藩认为此外尚有经济之学,属于“孔门的政事之科”,与其余三科共同形成儒家理学,“缺一不可”。古代的理学,就是经世之学,是一门实践性的知识。曾国藩的老师告诉他,经济之学包含在义理之内,但曾国藩不以为然,他要使实用的经济之学从抽象的义理中独立出来,赋予其与义理同等重要的地位,这就为之后筹办洋务的合法性提供了儒学的学理论证。

  

   第一代洋务派官僚士大夫大多是理学家,但他们除“理”之外还重视另一要素“势”。所谓“理”,乃圣人之义理,是具有超越价值的从宇宙到人伦的绝对真理,“天不变,道亦不变”,朱熹所谓“山河大地都陷了,理毕竟却在”。倭仁所要坚守的,就是这个永恒不变的天理,所以,他反对开办同文馆,抵制一切与圣人之理抵触的外来之物,无论是物质的还是精神的。但洋务派官僚士大夫清楚地意识到,他们所面临的是“三千年未有之变局”,天变了,道也只能变。圣人之理,也要随着时势更替而变化。于是,在“理”之外,“势”就变得格外重要。经济之学与经世致用的核心,简单来说,就是随时势变化而调整的圣人之学,如冯桂芬《校邠庐抗议》所言,“以中国之名教伦常为原本,辅之以诸国富强之术”。

  

   “理”与“势”之间究竟何者为重,这在官僚士大夫理学家中构成了一道光谱。倭仁与李鸿章处于两个极端,而曾国藩位于中间。倭仁以理抗势,拒绝正视晚清国门打开之后的情势变化,死守千年来的祖宗之道,清流党人也有着类似的文化性格。李鸿章是“势”重于“理”,置儒家之“理”于脑后,以机会主义的态度应对变化了的时势。李鸿章之后的务实派改革大员袁世凯更是变本加厉,是一个全无义理与道德的政治投机者。而曾国藩则希望在圣人之“理”与经世之“势”之间保持微妙的平衡,因此内心常有“天人交战”的煎熬,第二代儒臣张之洞亦是如此。

  

   将曾国藩与他的学生李鸿章比较,就可以看出两代洋务派士大夫在“理”与“势”之间的差异。曾国藩讲究经济之学,但义理之学依然是第一位的。儒家义理追求的是为民之王道,而经济之学原本是法家的富国强兵之术。但晚清局势危如累卵,国之不存,无以保教,不得不将儒家的经世致用落实在国家富强之上。“理”与“势”之间并非相安无事,二者的紧张与冲突在曾国藩的晚年心理中得到突出表现。在让他焦头烂额、名誉扫地的天津教案之后,曾国藩感叹:“中外交涉以来二十余年,好言势者,专以消弭为事,于立国之根基,民生之疾苦,置之不问。……好言理者,持攘夷之正论,蓄雪耻之忠谋,又多未能审量彼己,统筹全局,弋一己之虚名,而使国家受无穷之实累。自非理势并审,体用兼备,鲜克有济。”

  

   面对“理”与“势”的冲突,在处事原则上,究竟以道义为价值还是以利害为原则,曾国藩与李鸿章有一段非常著名的对话,很能表现出两代洋务派的代际差异。天津教案后期,李鸿章接任直隶总督。曾国藩问他如何与洋人打交道,李鸿章信心满满地回答:我就与洋人打痞子腔。言下之意,可以依据利害关系,言而无信,因势而变。曾国藩听后骤然变脸,正色说:办外交以圣人之教,讲究忠义诚信为第一原则,洋人纵有百般不是,但他们也是讲信用的。李鸿章只能点头称是,在其晚年承认自己不及曾国藩:“我老师道德功业,固不待言,即文章学问,亦自卓绝一世,然读书写字,至老不倦。我却愧一分传受不得,自悔盛年不学,全恃一股虚骄之气,任意胡弄,其实没有根底。”

  

   李鸿章此言并非自谦,而是表现出自知之明。曾国藩号称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既是当朝之名臣,又是一代名师,身边聚集了咸同年间最优秀的人才,是洋务运动的精神领袖。比他更懂时务、更具实干能力的李鸿章,虽然幕府部下也是人才济济,但多为功利之徒。张佩纶就批评他喜欢用有用之小人,“晚年为贪诈所使,七颠八倒,一误再误”。李所欣赏的盛宣怀就是显例。曾国藩以道德人格感召门生,李鸿章则以功利利害招徕人心。曾国藩的时代,士林还讲究气节、忠信和操守,而到李鸿章的时代,士林风气开始变化,功利主义和实用主义不仅成为处理朝廷事务的潜规则,也渗透到日常生活的人伦领域。辜鸿铭后来对李鸿章有一段批评,说他代表了中产阶级的庸俗,代表了“现代物质实利主义的破坏力量”,从此以后,“我们将不仅拥有中国自身的庸俗,还将拥有欧美的庸俗”。

  

   辜鸿铭以崇尚道德、名誉和节操的欧洲贵族自居,最看不起新崛起的庸俗的中产阶级。所谓庸俗,在学术话语中即世俗化,人心不再追求来世的救赎解脱,不在乎道德的伦理信仰,以工具理性的实用原则看待和处理一切人事。从这个意义上说,的确是李鸿章而非曾国藩打开了近代中国世俗化之门。如何评价其功过全然取决于站在哪种价值立场。现代化本来就是一场“庸俗化”的运动,用马克斯·韦伯的说法就是“祛魅”,社会从此剥离神圣与道德的光环,以世俗之人的利益作为最高价值。

  

洋务与清流:讲利害还是讲是非


   晚清的洋务派士大夫,从李鸿章开始,为中国人的精神世界开启了世俗化的程序。辜鸿铭由此视李鸿章为心目中的仇敌,他理想中的晚清人物乃是清流党人。清流派与洋务派,彼此是洋务运动时期士林中的对手。清流讲是非,洋务讲利害。洋务派视清流派为不识时务、不谙世界大势的一批过气腐儒;而清流派反过来将洋务派视为利欲熏心之徒,全然抛却儒家名教的基本义理。

  

   清流派与洋务派不仅有观念的差异,而且文化气质也全然不同。洋务派的不少封疆大吏未必有高级功名,同光年间三位位居总督的封疆大吏,左宗棠是举人,刘坤一、张树声只是廪生出身,湘军、淮军中的不少洋务派官员只是因军功显赫而得以上位。清流党人最初出现,与翰林拥挤有关。清流派多是正途进士甚至点了翰林,只是军功者与捐纳者占据了他们原本的外放仕途,于是清流党人不得已只能在翰林院中暂时栖身。他们自视甚高,看不起洋务派这些“粗才俗吏”,自认“清流”,视洋务官员为“浊流”,批评后者“一切行政用人,论功利而不论气节、论才能不论人品”。曾国藩之子曾纪泽认为,清流党人分为三种,其上品者乃“弪弪自守之士,除高头讲章外。不知人世更有何书”,中品者是“好名之士,附会理学之余绪,发为虚悬无薄之庄言”,下品者本来“视洋务为终南捷径,钻营不得,以媢嫉之心,发为刻毒之词”。这段分析虽不无洋务官员的偏见,但所谓清流的确并非如辜鸿铭所想象那般品格整齐。

  

   中国的官僚士大夫阶层向来等级森严,在乡野打拼得以出人头地的乡绅,与翰林院里饱读诗书、讲究优雅礼仪的上层贵族,自然存在文化差距。清流之外,更有名士,所谓名士,科举出身未必重要,关键是要有非凡的文化品位,除了正宗学问,金石书画皆能玩赏。张之洞当年在京城就组织过名士俱乐部,参与者都是他看得起之人,不同于一般的“粗才俗吏”。文化品位的差异,造成了晚清士大夫的等级化落差。

  

同光年间,洋务派官员与奕?内外联合,打造了自强运动的高峰。(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lim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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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探索与争鸣》2019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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