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上一页 文章阅读 登录

陈兴良:民事欺诈和刑事欺诈的界分

更新时间:2019-11-24 21:36:41
作者: 陈兴良 (进入专栏)  
2、主观构成要件:(1)故意;(2)非法获利目的。根据《日本刑法典》第246条的规定,诈骗罪是指欺骗他人使之交付财物的行为、取得财产性利益或者使他人取得该利益的情形。因此,在日本刑法教义学中,诈骗罪的客观构成要件要素包括:(1)欺骗他人;(2)使之产生认识错误;(3)基于认识错误而交付财物或者利益;(4)因果关系。从以上列举的德日刑法教义学关于诈骗罪的构成要件要素来看,基本上是一致的。然而,通过对比可以发现在德日判例中诈骗罪构成范围比我国刑法中的诈骗罪构成范围更为宽泛,因此大部分民事欺诈被诈骗罪所涵盖。

  

   (一)诈骗罪保护法益的比较

  

   诈骗罪是财产犯罪,因此,如何理解诈骗罪保护法益——财产,对于认定诈骗罪具有重要意义。值得注意的是,《日本刑法典》专门设立了利益诈骗罪,将财产性利益包含在诈骗罪的保护法益之中。《德国刑法典》虽然没有设立利益诈骗罪,但对诈骗罪客体的财产持法律的财产说,据此,所谓财产就是财产性权利的总和。因此,具有经济价值的物或者利益都是财产。因为财产的范围较宽,诈骗罪的范围也就随之扩张。根据德国判例,通过购买彩票所获得的中奖可能性,也被认为属于财产。例如在彩票案中,行为人人为操作彩票抽奖,导致彩票中奖概率实际上低于所宣传的概率的,或者谎称自己所组织的抽奖合法,后来却被国家机关查封的,均没有提供与彩票售价相应的中奖可能性,从而造成例了彩票购买者的财产损失,成立诈骗罪。在日本判例中,以不正当手段取得文书,如果能够通过该文书取得财产性利益的给付,也可以成立诈骗罪。例如,山口厚教授指出:“在各种证明书中,还有下述类型的证明书:通过给付该证明书,赋予的不仅仅是对某事项的证明这种利益,同时还赋予了可以取得财产性给付的地位(健康保险被保险人证等)。就此类证明文书而言,财产性利益已经转化在该证明文书上,不正当地取得这种作为财产性利益之化身的物品的,即便是该文书交给了申请人,仍然有违交付人的交付目的,就完全能肯定存在财产性的法益侵害性,因此,能肯定成立诈骗罪。”在这种文书案中,只有骗取的文书可以取得财产性利益的给付,就可以认定为诈骗罪。

  

   在我国刑法中,诈骗罪的保护法益也包括财产性利益,例如探矿权和采矿权都可以财物诈骗罪的行为客体,利用欺骗手段取得探矿权或者采矿权的,应当构成诈骗罪。但如果只是夸大探矿或者采矿的范围或者储量的,一般认为是民事欺诈,并不构成诈骗罪。此外,如果不是直接骗取他人财物,而只是利用欺骗手段获取非法利益的,也是民事欺诈而不是刑事诈骗。例如,在我国刑法学界,对于骗购经济适用房行为的定性分歧主要在于该行为能否被认定为诈骗罪。有的学者认为,骗购经济适用房行为应当定性为诈骗罪,如周光权教授指出骗购行为完全符合诈骗罪的构成要件,行为人虚构事实、隐瞒真相欺骗了开发商,使开发商陷入错误认识,并导致开发商因错误认识而做出相应的处分行为,其处分的对象是财产性利益,因而行为人应当构成诈骗罪;张明楷教授同样认同骗购经济适用房行为应当构成诈骗罪的观点。当然,持有否定观点的学者也不在少数,例如阴建峰教授认为,就骗购经济适用房而言,由于行为人骗取的只是购房资格而不是“财物”,同时,行为人也完全支付了经济适用房的对价,无论对开发商、政府还是第三方购房者而言均不存在财产损失,所以行为人骗购经济适用房的行为不构成诈骗罪。当然,骗购经济适用房所采取的“虚假”手段(如伪造户口簿、单位公章),则有可能构成伪造证件、印章罪。通过中国裁判文书网的检索发现,在司法实践中,几乎没有直接将骗购经适房行为入罪的案例,最多如2007年北京首次追回骗购经济适用房后,实施骗购行为者被判处伪造国家机关公文、印章罪。质言之,司法实践还没有将骗购经济适用房行为入罪,最多的是对违规交易经济适用房的行为人处以行政处罚并收回相应的经济适用房资格。在这种骗购经济适用房的情况下,房屋本身是行为人通过支付购房款而购买的,因此,这不是一种骗取经济适用房的行为,而是骗购,即骗取购买经济适用房的资质,在不具备购买经济适用房的情况下,非法取得购买经济适用房的资格。在骗购经济适用房的案件中,行为客体是购买经济适用房的资质,这是一种财产性利益。骗购经济适用房当然具有欺骗的性质,但它还不是直接骗取财物。因此,在我国司法实践中,骗购经济适用房并不构成诈骗罪,而只是一种民事欺诈行为。

  

   (二)诈骗罪财产损失的比较

  

   对于诈骗罪中的财产损失,德国刑法教义学认为,只有当被害人遭受了财产损失,也即其财产整体上发生减损时,才能认定行为人符合诈骗罪的构成要件,成立诈骗罪。但对这里的财产损失的理解又是较为宽泛的。例如,根据德国司法判例和学界的多数见解,在特定情况下,当行为人导致被害人的财产陷入紧迫的具体危险时,就已经可以认定被害人财产受到损失,构成诈骗罪的既遂。并且,诈骗罪是针对整体财产的犯罪,因此,只要对比被害人财产在处分行为前后的整体价值,确定其整体财产是否有所减损,就可以确定财产损失。例如德国刑法教义学把诈骗分为缔约诈骗和履约诈骗,所谓缔约诈骗是指行为人在于被害人缔结合约时就事实进行诈骗。例如,在保险案中,行为人隐瞒真相与保险公司签订人寿保险合同,当自己死亡时保险公司应当向受益人进行赔付,但是实际上行为人一开始就已经伙同受益人准备将来谎称自己死亡的,联邦最高法院认定行为人在与保险公司签订保险合同时就造成了保险公司的财产损失。此时保险公司虽然通过保险合同获得了保险金,但是这种保险金只是在考虑运营成本的前提下依据正常情况下的死亡风险收取的费用,当行为人计划谎称保险事故时,保险公司所承担的风险将远高于其所收取的保险金,从而负担了过高的给付义务。在日本刑法教义学中,并未将财产损失确定为诈骗罪的构成要件要素,而是认为因交付而转移的个别的物或者利益的丧失本身,就是诈骗罪中的法益侵害。因此,在财产交易过程中,即使提供相当价格的商品,或者支付了相当的价款,仍然可以成立诈骗罪。例如,在不动产案中,欺骗住宅金融管理机构,谎称要将该机构设定有最高抵押权的某处不动产卖给第三人,该机构信以为真,遂答应对方只要部分履行债务即可,并放弃了所设定的最高抵押权。对此,判例认为,只要放弃最高抵押权有悖于该机构的方针,即便向该机构所支付的价款,是该机构认为相当的金额,仍能肯定成立诈骗罪。在这种存在对价的情况下,只要对是否交易存在欺骗,就认为存在财产损失,因而构成诈骗罪。

  

   在我国刑法中,诈骗罪要求直接造成被害人的经济损失。这种经济损失是指被害人丧失对财物的占有,而被告人获得对财物的占有或者处分。如果没有这种直接的经济损失,在我国刑法中就不可能构成诈骗罪。例如,就保险诈骗而言,我国刑法规定了保险诈骗罪,是指投保人、被保险人、受益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违法保险法律、法规,采取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方法骗取保险金数额较大的行为。只有通过欺骗方法骗取保险金数额较大的,才能认定为诈骗罪。如果只是在保险过程中提供虚假信息而签订保险合同,损害保险公司利益的,尽管保险公司存在经济损失,也不能认定为保险诈骗,而只是保险欺诈。例如我国刑法规定的保险诈骗行为包含虚构保险标的的情形,是指投保人违背《保险法》规定的如实告知义务,虚构一个根本不存在的保险标的或者将不合格的标的伪称为合格的标的,与保险人订立保险合同的行为。如果不是虚构保险标的,而是故意不履行如实告知义务,致使保险公司对存在瑕疵的标的提供了保险,这就是保险欺诈。例如,2009年1月中旬,黄某被医院诊断为肠癌并住院治疗,2011年11月5日,其子黄小某为黄某投保了万能型终身寿险,保险金额18万元,年缴保费9千元。在询问是否患有恶性肿瘤、尚未证实为良性或恶性肿瘤时均填写“否”。2014年9月11日,黄某因肠癌去世。保险公司以投保人欺诈为由诉请撤销保险合同。法院审理认为,黄小某隐瞒其父患有恶性肿瘤的事实予以投保,属于《合同法》第54条规定的欺诈,保险公司有权撤销保险合同。由此可见,保险欺诈的法律后果只是保险合同无效。因此,在我国刑法中,保险诈骗罪和保险欺诈是严格区分、不能混同的。

  

   (三)诈骗罪主观违法要素的比较

  

   德国刑法教义学明确地将诈骗罪的主观违法要素称为非法获利的目的,这里的非法获利目的属于主观的超过要素,既包括想让我使自己获利的目的,也包括使其他第三人获取财产利益的目的。这里的财产性利益与财产损失是一体两面的关系,是指对财产状况的任何程度的改善。因此,德国刑法教义学中的非法获利目的的范围是较为宽泛的,只要被害人存在财产损失,并且被告人的收益与之存在素材同一性,就认定具有非法获利目的。在日本刑法教义学中,例如山口厚教授对于诈骗罪的主观违法要素并没有在诈骗罪的构成要件中讨论,只是在论述盗窃罪的构成要件时予以论及,指出:“非法取得的意思,属于事关整个取得罪的问题,而不限于盗窃罪。”由此可见,日本刑法中的诈骗罪的主观违法要素,称为非法取得意思或者非法取得目的。虽然非法取得意思包括排除意思和利用意思,但就该主观要素以非法取得为内容而言,其含义是较为宽泛的。例如,以欺骗方法取得银行贷款,在这种情况下,很难否定行为人具有非法取得贷款的意思,诈骗罪的构成也是顺理成章的。

  

   在我国刑法中,诈骗罪要求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属于财产犯,以此区别于以营利为目的的营利犯。非法占有目的意味着行为人通过欺骗方法无对价地取得他人财物,而以营利为目的则是指通过某种欺诈性的交易活动获得利益。因此,在财产犯中,不存在交易活动,而是直接占有他人财物。在营利犯中,因为存在交易活动,因而是通过经营活动取得利益。例如,我国刑法规定了销售伪劣商品罪,包括欺诈性销售伪劣商品的情形。对此,张明楷教授指出:“诈骗罪的保护法益是财产,销售伪劣商品罪的保护法益是经济秩序。一个行为完全可能同时触犯诈骗罪与销售伪劣商品罪,对此应当认定为想象竞合犯,从一重罪处断。”将诈骗罪和销售伪劣商品罪认定为想象竞合犯的前提是销售伪劣商品行为符合诈骗罪的构成要件,这种观点只是考虑到诈骗罪和销售伪劣商品罪都具有客观上的欺诈性,但这两种欺诈是不同的:诈骗罪是非法占有的欺诈,销售伪劣商品罪是虚假陈述的欺诈。更为重要的是,这种观点没有从主观目的上加以区分:诈骗罪在行为人的主观上具有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目的,而销售伪劣商品罪在行为人的主观上具有非法营利的目的,因此不能认为销售伪劣商品行为同时符合诈骗罪的构成要件。

  

三、民事欺诈和刑事诈骗的区分

  

   应该说,在德日刑法教义学中,诈骗罪的范围较为宽泛,包含了大部分民事欺诈。而在我国刑法中,还是应当严格区分民事欺诈和诈骗罪。尤其是在司法实践中,应当正确认定诈骗罪,将它与民事欺诈加以区分。论及民事欺诈与诈骗罪之间的区分,笔者认为并不存在单一的区分标准,而是应当根从欺骗内容、欺骗程度和欺骗结果这三个方面加以界分:

  

   (一)欺骗内容

  

民事欺诈和诈骗罪,虽然都具有欺骗性,但两种欺骗的内容是有所不同的。可以说,民事欺诈是个别事实或者局部事实的欺骗,而诈骗罪则是整体事实或者全部事实的欺骗。在考察民事欺诈和诈骗罪区分的时候,需要分析欺骗的具体内容。在司法实践中,(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limei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本文链接:http://m.aisixiang.com/data/119174.html
文章来源:《法治现代化研究》2019年第5期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