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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震 刘昊:论阳明学的良知实体化

更新时间:2019-11-24 21:19:13
作者: 吴震   刘昊  

  

   摘要:阳明学通过“良知自知”“良知自觉”“觉即弊去”等命题,突出了良知的主体性原则。然而若过于强调人心的主观内在性,则有可能导致良知主体越过外在伦理规范的制约而一任本心的理论后果,晚明学者指责心学流弊有“情识而肆”等表现,并非无的放矢。不过,阳明在世时对此问题已有所警觉,故其试图通过“良知即天理”“天理即良知”等命题,将良知心体提升为普遍客观的超越性实体;而良知实体化也同时意味着天理心性化与心性天理化的双重转化。由此,良知主体性不至于下坠为一己之私的情感意识,而同时也拥有了客观实在的理性实体的品格。

  

   关键词:阳明学;实体;良知;天理

  

   目录

   一、问题由来:何谓“实体”?

   二、良知实体化何以必要?

   三、良知即天理

   四、良知何以是“实体”?

   结语:超越与内在的双向转化

  

   为宇宙万物寻找一种终极实在,恐怕是宋明新儒家热衷于探索各种哲学基本问题(包括宇宙、社会与人生)的思想动力。从哲学史上看,周敦颐的“太极”、张载的“性与天道”、二程的“天理”以及朱子的“道体”等都是经过一番观念抽象而形成的“实体”观,无疑为新儒学所开创的天理观念系统注入了新的理论要素,构建了一套观念实体论的天理学说。

  

   然而,阳明心学的良知何以需要实体化?从根本上说,良知作为一种道德意识,具备“好善恶恶”的道德判断力。在这个意义上,良知在宋明儒学传统中属于“心”的范畴,由于“心”并不是一个抽象观念,而是实实在在的具有知觉或道德知觉的活动主体。所以,在一般印象中,心的问题似乎与本体论或宇宙论并无关联。然而,阳明心学系统中的良知并非是单纯的知觉之心,而是道德本心,甚至就是道德主体本身。但是,如果过度高扬良知的道德主体性,突出“良知自知”的绝对性,那么有可能导致自我良知可以不受外在规范的约束,从而使良知沦为唯我主义,一任知觉情识而为,最终不免产生良知傲慢等流弊。

  

   因此,阳明试图通过“良知即天理”“天理即良知”这类命题,使良知成为客观普遍的超越性实体。按照这一说法,良知成了宇宙间的终极实在,是天地鬼神得以存在的根源,而不只是道德意识的发动起源。由此一来,阳明心学实现了良知的实体化,良知主体被赋予了天理的客观本质,获得了理性实体的意义,与此同时,天理不仅是客观世界的本原,更是通过良知的当下流行得以呈现。必须指出,良知实体化是对宋明儒学“实体”观的理论拓展,使传统意义上的作为道德意识的良知扩展至本体论,成为普遍而超越、超越而内在的本体存在。

  

一、问题由来:何谓“实体”?


   在我们的日常认知中,“实体”一词出自西方哲学传统,始创者是亚里士多德,希腊文即“ousia”,翻译成英文为“substance”,在汉语中通常译为“实体”(苗力田),也有译为“本体”(汪子嵩)。不过,抛开翻译问题,“ousia”无疑指的是作为最高存在的实体,在亚氏那里即所谓的“第一实体”,也就是指宇宙的终极实在或本原,并由此开启了西方哲学中的实体主义传统,成为了形而上学的核心问题。但是也有学者指出,这样的翻译忽略了“on”(希腊文“einai”“是”)作为系词的含义,故不免留下了语意未尽的遗憾。然而不管怎么说,作为万物终极本质的实体仍然是西方哲学家普遍关注的主流观念,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

  

   事实上,对中国哲学而言,实体观念并不完全是源自西方,在儒学传统中,实际上也存在“实体”观念传统。尽管在晚明中西思想发生碰撞之际,利玛窦将亚里士多德的“ousia” 一词的拉丁文译语“substantia”译成中文的“自立体”(今译“实体”),并以此来批判宋明理学的“太极即理”说,认为这不过是指“依赖体”,即事物的附加属性而非“自立体”,对理学实体观表示了理解上的困惑。但是,中国哲学对实体化的追求,其实在先秦儒学那里便已肇端,及至宋明新儒学,已经形成了明确的实体观。

  

   就儒学传统而言,孔子有关“天下有道”与“天下无道”的人文关怀意识表明,“道”这一观念自上古中国以来发展到西周的早期儒家时期,已经发生了人文理性主义的转向,正可印证马克斯·韦伯所谓的早期人类文明史上的宗教“祛魅化”和“理性化”现象。我们不妨说,“道”在早期儒家那里,不再具有神秘性,而是逐渐成为一种普遍存在的理性实在。唯有如此,我们才能理解为什么变“天下无道”为“天下有道”会成为孔子儒家思想的终极关怀之缘由。在先秦儒学的典籍中,与“理”相比,“道”才是早期儒家的核心观念。例如“一阴一阳之谓道”(《易传》)、“率性之谓道”(《中庸》)、“诚者,天之道;思诚者,人之道也”(《孟子·离娄上》),简直不胜枚举。

  

   不待说,宋代新儒学在重建“天道”或“天理”之际,继承了孔子儒家的这一思想精神,但又有新的理论拓展,尤其是出现了“理”或“道”的实体化这一思想动向,值得关注。因为天理实体化的思想动向至少在哲学上表明,宋代新儒学之所以为“新”的根本缘由,就在于新儒家已具有一种思想原创力。我们以二程和朱子的实体观来试图说明这一点,这里先从二程说起。

  

   在二程看来,天道是“无声无臭”的终极实体,具有超越性和普遍性。与此同时,“自理言之谓之天,自禀受言之谓之性,自存诸人言之谓之心”,天道天理又内在于人性或人心中,成为修身实践的基础。更重要的是,相对于天道,二程更为重视的是“理”,构成人、物、事等世界的根本依据就在于实体化的“理”,而理的实体化也就同时确保了存在的同一性,而二程之所以强调“天下无实于理者”的思想缘由也正在于此。另一方面,由于“实理”是统一的宇宙实体,故在二程,就有“一人之心即天地之心,一物之理即万物之理”,“理则天下只是一个理,故推之四海而准”,“物虽异而理本同”等观点的提出。这些说法都在强调一个观点:理的普遍性和实体性。“实有是理,乃有是物”的“实理”,便是对天理实体性的一项明确表述。

  

   及至朱子,他以“道体”“实体”“实理”等诸多观念构建了一套系统的“实体”观。举例来说,朱子用“道体”概念对太极本体进行创造性的诠释,便值得重视。淳熙十五年,朱子与象山之间,围绕“无极而太极”问题发生了一场激辩,朱子再三强调“若论无极二字,乃是周子灼见道体”,进而对《易传》“一阴一阳之谓道”作了这样的诠释:“正所以见一阴一阳虽属形器,然其所以一阴而一阳者,是乃道体之所为也,故语道体之至极,则谓之太极,语太极之流行,则谓之道。”事实上,在朱子那里,“本体”和“道体”属于异名同指,名虽异而义则同。

  

   朱子自己在建构“四书”经典系统以及理学体系之际,对于“实理”概念更有自觉的运用,明确提出了“天下之物,皆实理之所为”的观点,对二程“天下莫实于理”的观念作进一步的理论推进。在朱子看来,“诚者实而已,天命云者实理之原也,性其在物之实体”。又说:“实有是理,故有是人。实有是理,故有是事。”“ 理一也,以其实有,故谓之诚;以其体言,则有仁义礼智之实。”如此等等,朱子有关“实理”“实体”的观念论述真可谓俯拾皆是、不一而足,旨在强调理为宇宙万物的终极实在。

  

   总之,在宋代道学史上,出现了理的实体化思想动向,其理论企图在于将“理”推至形上的高度,以论证“理”是贯穿于心性本体和宇宙本体的唯一实体,进而重建普遍的天理形上学。从理论效力看,天理实体化在于论证“理”在本体世界和现实世界中都具有一种“实有”而“遍在”的穿透力,犹如“物物一太极”或万物“各自全具一太极”一般,从而使得天理论述出现了两个互为关联的面向:普遍而超越、超越而内在;这就推动了新儒学的理论建构方式,同时对于重建儒家价值体系以及深化人世取向起到了积极助推的作用。

  

二、良知实体化何以必要?


   既然“实体”具有普遍而超越、超越而内在的穿透力,那么这种“内在”究竟如何来理解?阳明心学便为我们提供了一种独特的模式,使得这种本体实在上至天道,下抵人心,形成了普遍而内在的良知实体。不过,问题之前提在于,良知何以需要实体化?在阳明心学中,良知是一种道德意识,更是指“好善恶恶”的道德判断力以及是非善恶的“自家标准”(王阳明语)。也正由此,良知具有道德主体性的强烈色彩,即指道德主体之存在的善良本性或内在意识,甚至是一种以“自知自觉”为特征的“根源意识”。

  

   而在“本体工夫一元论”或“即本体即工夫”的意义上,良知理论更发展出“这里一觉,都自消融”以及“一念自反,即得本心”,“ 一念入微,归根反证”的一套修行语式的组合命题。这些说法都旨在强调一个观念:良知的存在方式和实践方式必须统一,即“良知见在”的存在方式与“当下呈现”的实践方式是不可分裂的统一体,正是由于良知见在,当下流行,故必能在日用人伦的生活实践中当下呈现。

  

   然而,倘若过分突出良知的道德主体性,过分强调“良知自知”“他人莫知”的绝对性,那么,极有可能造成一种可怕的理论后果:这种唯我独尊的所谓主体性道德本体将拒绝任何外在的伦理规范对自我的行为约束,而唯以自己内心中的“上帝”律令(内在良知)是从,如同阳明已经给出的命题“人人胸中有仲尼”“心之良知是谓圣”那样,只要一切听从心中“圣人”的命令即可,其结果便是唯我是从,从而必将导致人心的极端自我膨胀,不免产生欧洲哲学史上被称作“良知傲慢”的弊端,或者陷入中国晚明时期被人所指责的“情识而肆”“玄虚而荡”(刘宗周语)等窠臼。

  

   那么,上述流弊对阳明学而言,究竟是“法病”还是“人病”(牟宗三语)——亦即这些流弊究竟根源于阳明心学的理论构造本身,还是发端于后人对阳明心学的误解和误用?此一问题颇不易遽下断语,这里只能提示一点:阳明本人是否对此问题已有一定程度的预见,并在理论上提出良知客观性及其超越性原则以防主体性原则的自我下坠。

  

   从理论上说,尽管任何一种学说体系,不可能是静止封闭的,而有不断重新诠释和理论拓展的可能性,在此过程中也就难免发生种种诠释性谬误,从而发生导向性偏差,由“良知傲慢”而坠入“情识而肆”,应当正是一种“人病”的症结表象。由阳明学的良知理论来看,事实上,对于这类“人病”的出现,阳明自身已有预见和担忧。

  

   此即阳明晚年向其弟子门人所说的一番苦口婆心的由衷之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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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lim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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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学术月刊》2019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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