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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兆光:从历史看中国、亚洲疆域

更新时间:2019-11-24 21:14:09
作者: 葛兆光 (进入专栏)  
这其中是有差异的,有一次我在日本的飞机上看到《读卖新闻》编辑委员藤野彰写的评论,那时他刚刚从中国回去,就写了一篇社评叫做《相互理解从对差异的承认开始》,这话很对,我强调东亚诸国之间的差异,就是因为这能够帮助我们反过来清醒地认识中国。

  

   所以,我一直建议推动“从周边看中国”,因为这实际上既包含了“中国观”即中国自我认识的改变,也涉及文化交流史研究方法的改变。我一直用一个比喻,说过去的文化交流史(常常也可以称为中外交通史)注重的是中外交通,而我们更注重文化互相观看和交流后的结果,就是过去讨论的是结婚,现在讨论的是生孩子。中国文化其实很杂,这是文化杂交的结果,我们不能老是觉得我们还在汉唐时代,只有文化输出,没有文化输入,也只有华夏文化,而没有蛮夷之风,所以我说,十七世纪以后,其实朝鲜和日本,跟我们已经“渐行渐远”了。我特别反感把中国文化看成是单一不变的汉族及儒家文化,把孔子以来的思想看成至高无上的传统。其实,我们的传统跟我们的人种一样,早已混杂不清了。现在的人对汉、唐无限自豪,可汉唐恰恰是种族混融的时代。“三十六国九十九姓”成了“河南之民”,渐渐又到关中成了“京兆人”,唐代首都长安好多人就是“胡种”。老祖宗们原本觉得,中国和“夷、蛮、戎、狄”,最好井水不犯河水,所以有《徙戎论》。可事实上“中国”仍是种族交错的天下,不要说李白“生于西域,不生于中国”,刘禹锡是匈奴裔,元稹也是鲜卑后裔,更不要说李渊、李世民了,经过通婚,好多人血缘已经杂糅胡汉,所以陈寅恪说他们因为胡汉杂糅,才创造了唐代的“空前之世局”。

  

   所以,我觉得也应当警惕狭隘的民族主义。虽然我在书里面强调,应当在历史中研究“民族国家”,而不是把历史从“民族国家”中拯救出来,要注意东亚各国之间的文化差异和分歧由来已久,不可以简单地说有一个同一性“东亚”,但是,我绝不是说“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我只是希望,当你注意到亚洲诸国特别的形成史,亚洲诸国形塑文化和政治的强烈的国家意识,当下亚洲诸国之间由于文化认同崩溃而彼此警惕和戒备的时候,要注意到在历史叙述中“国家”的存在。所以,我也支持在学术研究中,不要只看到“国家”,所以,不仅“西域”可以像一个“地中海”,“东海”可以成为一个新的历史世界。我觉得,正确的态度是一方面看到简单地提倡“超越民族国家”是一种忽略历史的想象,另一方面要注意,简单地强调“国家”的独立品格会导致对“国家意志”警惕的丧失。

  

  

   说实话,我没有太新太多的理论方法,但我想,学术研究要有从观念到方法、到资料的连贯性。很多人都关心观念层面、思想层面的东西,但如果没有史料支持,只能停留在空洞笼统的论述里。我是在学校做教学的人,长期以来我们教育学生,要尊重学术基础研究的要素,都知道,文献资料就是首先不能忽视和绕开的。空谈思想谁都会,但你要把思想表达和学术基础结合,才算是有价值的东西。在讨论“中国”和“周边”的时候,我们注意到这不仅是一个有意义的思想话题,而且是一个有广阔空间的学术领域,因为周边如日本、朝鲜、越南、蒙古、印度等等地方,有很多有关中国的资料,过去利用得不够,我们现在提倡使用这些史料,也许能够丰富对中国的认识。

  

   如今中国,几乎已是欧美各种新理论的试验场,用这些理论讨论现代中国的形成,现代思想的兴起,现代世界中的中国处境,很时髦很吸引人,不过,有时候是在抽象理论上的逻辑演绎,既与历史环境无关,又缺乏史料支持。比如,你拿欧洲的近代民族国家形成历史为背景,去讨论“现代中国”的形成,而不讨论宋代中国意识的兴起、蒙元时代的汉族文化共同体、明代借民族主义而兴的文化建设、欧洲传教士来华后的世界观冲击、清代朝贡体系的崩溃与天下观念的内囊空尽;讨论宋代中国,你不知道辽夏金和宋的“勘界”、“市舶司”和“边市”的形成、正统论和中国论的兴起、道学与佛老的纠缠,以及《宋史》首次出现“外国传”与“蛮夷传”分别的象征意味,总是一味空谈“帝国”与“民族国家”,看上去好像与洋人不同,实际上不过是在同一脉络中与洋人故意立异而已,而故意立异,有时不过就是“欲得周郎顾,时时误拂弦”。

  

  

   回到正题,你也许会注意到,我在书中有一些章节涉及日本。之所以要强调日本自明治以来的思想与学术问题、背景和目的,是因为自从晚清以来一直到现在,中国学术和思想受日本影响很深,至今还有很多学者追随日本研究的思潮和风气。但是,我要强调的是,日本学界,包括日本的中国学界,它的研究背景,是“日本”而不是“中国”。我的讨论的目的,一是指出日本和中国一些倡导“区域”或“亚洲”研究的人,在强调“亚洲”普遍性时会忽略“中国”特殊性;二是要指出日本学者强调“亚洲”的背后,既有学术现代性的追求,也有明治以来日本国家主义的政治意图,而有的人总是忽略从明治以来日本中国学或东洋学的政治意涵,以为这里只有所谓批判现代性、超越民族国家的意义;三是要指出,一旦忽略中国(以及日本)国家(皇权)的特殊和强大,则容易淡化东亚的国家在形塑历史和建构文化上的强大作用,忽略民族国家立场对历史研究的影响,在东亚,国家未必是“想象的共同体”。空谈“超越民族国家”或者“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好是好,可并没有那么容易。你看,天皇制度和神道教,是否受到中国道教影响,在日本就争了八十多年,你能轻易忽略这种来自“国家认同”的立场和影响吗?东亚诸国在政治权力、文化生活和地理边界上往往相对稳定,所以,我要再说一遍,国别史不可简单认为其过时,可是一些时尚学者多认为理论如时装,越新越好,故特别蔑视国别史。我总觉得,有时不妨采取“保守”些的立场,别太前卫了,别太赶时髦了,在中国思想和学术背景里面,不光是“国别史研究”还没有过时,我甚至觉得,“冲击-反应”论也没有过时,“现代性的追求”也未必就过时。

  

   当然,我并不是说不考虑周边的影响,尤其是“近世中国”,往往你要把它放在“周边”的背景中观察,所以我说应当是“全球背景与亚洲视野中的中国”。我给你举一个例子吧,最近我在准备去美国做的一个报告,要讲的是乾隆五十五年前后安南国王到承德朝觐的事情。我会用两张不同的安南国王觐见乾隆皇帝图,两幅画里的安南国王,一位姓黎,一位姓阮。姓阮的把姓黎的赶下台,姓黎的失去政权,就到承德觐见乾隆,被编入旗籍,只好剃头换衣服,后面这个得了天下的阮姓国王,也急匆匆到承德来,有人说,这是个假国王,因为怕乾隆扣押,就让一个相貌相似的人假冒。可是,为了得到乾隆对安南政权合法性的认可,匆匆来的君臣也主动换了大清衣冠。这里,衣冠就涉及“认同”或“承认”的问题,安南国王改变了旧时衣冠改穿满清服装,这在其他地区也许不是严重问题,在中国及周边诸国,就是严重的问题,冕旒衣冠是“承认”和“认同”的象征,不仅涉及民族(华夷),而且涉及国家(王朝)。可是,这个事情,反应最激烈和最敏感的,又是朝鲜的文人和使臣,他们对这件事情不依不饶,反复论述,所以,这就成了一个国际事件了。因此,这里面涉及变动中的东亚秩序,以及朝贡体制、国族认同等问题。我的意思是说,当你讨论十八世纪中国的时候,你不得不考虑周边,甚至更遥远的欧洲,就在一个乾隆皇帝八十大寿的场景里面,图像、历史、认同、排斥、族群、国家的问题都交集在一起,这就非常有趣。

  

本文责编:lim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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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宣讲家网”(2012年2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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