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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富强:马克思经济学的高次元思维及其研究路线

更新时间:2019-11-23 22:43:33
作者: 朱富强 (进入专栏)  
自然界被视为存在优胜劣汰和弱肉强食的规律,相应地,生活世界也被视为存在“物竞天择、优胜劣汰”的演化机制,从而就产生出自由放任的市场竞争信条。

  

   显然,这些自然主义思维深深地嵌入在以新古典经济学为代表的现代主流经济学分析和理论之中。(1)现代主流经济学的分析前提就是同质个体,这种同质个体在同一情境下将做出相同的反应,并由此推演出市场竞争中的各种“有效”结论;(2)现代主流经济学相信它提出的理论或原理是普世的,从而就既不需要也不存在所谓的中国经济学,中国的好文章也应该以能否刊发在英文杂志来衡量;(3)现代主流经济学的数理模型都在寻求确定的均衡解,无论是市场竞争中的博弈论、社会互动的激励理论还是宏观经济增长模型,都在寻求内生的均衡解;(4)现代主流经济学极为推崇市场竞争而反对政府干预,将不受干涉的自然秩序称为正义秩序,将自由放任中的市场价格称为公平价格。譬如,正是由于将市场主体还原为同质个体,现代主流经济学认为市场按照价格信号进行生产就能够显示出人们对不同产品的需求强度,从而实现社会效用最大化;但实际上,不同商品的市场价格差异主要体现出不同需求者的购买力差异,而购买力差异则源自社会收入的分配,因而市场生产所实现的最多只是生产者的收益最大化而不是社会的效用最大化。

  

   为此,约瑟夫.福格尔就写到:“自由主义的经济正论,连同‘看不见的手’以及平衡力量的作用,是和我们不得不称之为物理主义的争论相联系的……政治经济学的运行理念直接按照自然规律性的模版被模型化:要么是一个按照牛顿的万有引力定律取得协调、由不同利益组成的驱动装置;要么是激流的水动力,使得十八到二十世纪的商品和货币的循环带有流通的容器的特征;要么有唯能说和新古典主义学说的相互关系,或者是以探讨自然科学的分界和变异问题为导向的政治经济学边际革命;要么是统计机制和随机的问题,它们随着有关金融市场随机游动和概率的讨论,在二十世纪下半叶重新开始活跃……这种形式交叉的基本动因是十九世纪以来日益加重的经济知识数学化。政治经济学对数学模式的援引受到自然科学的反响的启发,但对这点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寻找对均衡规律的表达方式”,“十九世纪以来的经济知识不只是遵循科学化的趋势,而且也寻求其定理的形式化,这从根本上有两点原因:一是对市场活动的理性秩序力量的假设,二是对财富均衡的信任。这里的关键是追求体系的‘美’。”[13]

  

   最后,现代主流经济学之所以为市场辩护,又在于自然主义思维派生出了一种接受现实的肯定性理性,它认为,事物本质将在发展中不断显现出来,本质只不过是社会现象之和;相应地,没有人为干预的自然秩序就是上帝理性精神的体现,竞争性市场中的自然价格也是上帝所设计的公正或正义价格。这样,肯定性理性就赋予了自然主义以合理的价值判断,由此产生出伦理自然主义哲学观。进而,在逻辑实证主义兴起之后,自然主义思维还与实证分析日益结合在一起,由此就形成了伦理实证主义。[14]显然,伦理自然主义和伦理实证主义运用到社会竞争中就形成社会达尔文主义,运用到经济竞争中就产生了经济达尔文主义,运用到制度竞争中就产生了制度达尔文主义;为此,它为自然状态和自发秩序进行辩护,也为社会不平等和收入差距辩护,也为现有社会制度辩护,从而就抹杀了对社会事物应有的合理性判断。相应地,现代主流经济学往往倾向于开发一个个数理模型和计量模型来描述社会现象,不仅基于供求均衡和博弈均衡分析为社会现实提供解释,而且还基于最优化分析和理性选择框架将实存合理化。

  

   (三)马克思经济学的异化观思维

  

   根本不同于已蜕变成一门解释性学说的现代主流经济学,马克思经济学则根基于迥异的哲学思维和分析框架。(1)与还原论不同,马克思经济学一方面强调市场主体是异质的,这形成了结构主义思维;另一方面将社会经济现象视为相互联系而不可分离的有机体,这形成了整体主义分析思维。(2)与普遍主义不同,马克思经济学一方面将社会经济现象都纳入特定时空环境下进行考察,这形成了历史演化主义思维;另一方面将经济现象视为从属于社会系统,这形成了跨学科交叉分析思维。因此,不同于现代主流经济学将经济学视为一门自然科学而热衷于形式逻辑和计量实证的分析思维,马克思经济学本质上具有强烈的现实主义取向:它关注事物之间相互作用的内在因果机理而不是解释性的外在功能关系,它关注事物的动态发展而不是揭示均衡的存在条件,它致力于剖析供求关系背后的权力因素而不是先验地肯定市场出清。

  

   马克思经济学之所以有此分析思维,又在于它根植于社会冲突观和社会异化观之中。(1)利益的冲突产生了行为的对抗性,异质性的社会个体就会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优势或权力压榨、奴役和剥削其他人;为此,马克思经济学致力于权力结构和社会剥削的探究,关注社会正义和每个人的应得份额,关注弱势者的利益诉求,同时致力于弱势者权力和地位的提升。这样,不同于现代主流经济学中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取向,马克思经济学构设了体现人本主义的批判取向。(2)社会异化导致现实制度对其原初目的或内在本质的偏离,强势者可以充分地利用权力来制定体现自身利益和意志的社会制度和分配规则;为此,马克思经济学致力于剖析现状的不合理性,关注事物的内在本质和原初目的,关注事物本来面目和现实面目之间的差异,同时致力于理想社会的探究以及完善现实制度的回归途径。这样,不同于现代主流经济学的伦理实证主义思维,马克思经济学构设了体现本质主义的规范取向。

  

   根本上,社会异化观的目的就在于认识社会现实并解决现实问题,进而也就派生出一系列观察和评判现实世界的方法论思维。具体体现为:(1)异质主体思维,它通过人际间比较来揭示市场主体的不平等地位,并由此考察现实市场的运行逻辑;(2)权力结构思维,它借助于人际相异性来剖析市场中的权力结构,并由此分析市场交易行为及其结果;(3)平均主义思维,它引入群体力量和集体行动来考察宏观经济量的变动,并由此审视个体选择的限度;(4)辩证综合思维,它基于知识契合来全面认识社会事物,并由此揭示事物间的内在联系及其变化规律;(5)本质主义思维,它从行为意向性来挖掘社会事物的内在本质,并由此剖析功能主义思维的内在缺陷;(6)批判理性思维,它倡导以否定性理性来审视现实存在和流行理论,并由此促进对事物的本体论探索。其中,前三者是对现实世界的真实刻画和剖析,后三者是对待现实世界的基本态度。

  

   显然,作为一门致用之学,经济学研究根本上不应该局限在社会现实的分析、说明以及解释上,而更需要揭示出社会现实何以呈现如此状态的深层成因,进而借助本质认识来评估社会现实的合理性,由此也就可以实现“不仅认识世界,更要改造世界”这一根本任务。与此同时,马克思经济学之所以引入异化观思维,也就在于它致力于人类社会的解放,进而致力于理论与实践的统一,而不只是为研究而研究。[15]相应地,正是基于马克思经济学的异化观思维,我们就可以对流行的现代经济学思维进行深刻的反思:不能受制于还原主义思维下的理性分析框架,而是要进一步揭示行为主体的有限理性,剖析人际异质性及其产生出的权力关系;不能受制于供求关系下的均衡分析框架,而是要进一步考察社会权力(尤其是集体权力)的变动趋势,由此来探究供求关系的演化趋势及其背后动因;不能受制于原子化的个人主义分析思维,而是要考虑个人行为对他人或社会产生的影响以及相互的反馈反应,由此形成将社会经济现象视为相互联系的整体性思维;不能受制于理性经济人框架而偏重于形式化的数理逻辑关系,而是要关注事物间相互作用所孕育出的对立运动,由此形成深入本质的辩证思维。

  

   不幸的是,边际革命以降的西方主流经济学却抛弃了异化观思维,从而也就不再关注事物的内在本质,不再探究事物之间的因果联系和作用机理;相反,它偏重于描述和解释事物呈现出的外在表象,集中分析事物之间的功能性联系以及量的相关性。基于这一目的,现代主流经济学所设定的前提假定也就成为既不现实又根本无法实现的,其作用仅仅在于,以这些先验假设作为参照系来对现实世界中的各种社会经济现象以及各种社会行为进行分析,进而或者是基于伦理自然主义和社会达尔文主义而给出一个合理化的解释,或者基于伦理实证主义而逻辑实证主义而展开事物间关系的功能性分析和相关性分析。正因如此,现代主流经济学往往就看不到现实世界存在的问题,更提不出解决社会问题的治本方略;进而,它也就无法为现实社会制度的改进提供理论指导,甚至说不具有改造世界的基本能力,乃至最终蜕变成为一门解释性的公理体系或逻辑游戏式的工艺学。有鉴于此,经济学科的发展和完善就可以且需要从马克思经济学的分析思维中汲取营养,这些真正有助于洞察和改造一切社会现实的分析思维也就是马克思经济学中的高次元思维。

  

四、马克思主义偏重哲学思维的问题


   上面解析了马克思经济学的分析思维,这些分析思维根植于马克思经济学的社会哲学观,根植于辩证法、唯物论等哲学思维。因此,长期以来,一谈到马克思经济学的研究方法,马上就会联想到它的哲学思维,如辩证法、唯物论等。相应地,现代马克思经济学的教学在方法论上所偏重的往往也就是哲学思维的探索和宣讲。不可否认,这些哲学思维对马克思经济学具有很大的重要性,因为任何学派和学说所使用的分析方法都根基于它的哲学思维之中。而且,绝大多数马克思经济学者都认识到哲学观和方法论对马克思经济学的重要性。问题在于,在对现实世界尤其是日常生活现象作具体的分析时,究竟应该如何运用这些哲学思维呢?要知道,哲学思维无论在概念术语还是原理内涵上往往呈现出明显的不确定性和不易操作性,乃至往往只有少数的哲学大师才能系统理解并灵活使用,而绝大多数学人则难以有效地将之用于对具体而微观的现象和问题的分析。

  

   分析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罗默就指出,“许多经济学家在试图解读政治哲学时,常常无功而返,因为他们发现政治哲学是如此的不规范和不严谨,这让他们感到很难驾驭。现代经济学家接受的训练是挑选一个有趣的问题,然后尽快地将它置于规范的模型中进行分析,公理概括了模型界定条件之间的某些基本关系,而知识则来自于从这些公理中推导出的并不直观的结论。经济学家的兴趣主要在于推论的过程,他的审美意识常常满足于一个出色的证明,或者出人意料地由弱公理推导出强结论的论证……政治哲学家……真正的兴趣在于模型格式化之前的智力思考过程……当一个问题完全弄清楚了,它就不再具有哲学趣味了。因而哲学家的任务就是在于寻找模糊的问题,然后指出如何使问题变得清晰:应当如何提出问题?回答这个问题需要何种信息?”[16]尽管罗默的断言存在偏颇,但不可讳言,他指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思维用于具体经济问题分析时所面临的障碍和挑战。这里从两方面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思维用于经济分析所潜含的问题作一说明。

  

   (一)哲学思维内涵认知上的不确定性

  

总体上,辩证法、唯物论等概念的内涵都比较难以界定,如辩证法的变化、矛盾以及唯物论的生产关系、生产力等的具体思想都不易理解。事实上,针对辩证法和唯物论的具体内涵,(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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