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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富强:马克思经济学的高次元思维及其研究路线

更新时间:2019-11-23 22:43:33
作者: 朱富强 (进入专栏)  
在未来社会不会消失而只会深化,改变的主要是分工形态以及相应的组织结构。[6]再如,劳动价值一直处于传统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体系的中心地位,并且是对资本主义剥削进行批判的基础;但是,不仅整个劳动价值论体系的内在逻辑长期受到质疑,而且资本主义剥削也并不一定要依赖传统劳动价值论。埃尔斯特就认为,“(马克思的)分析是建立在劳动价值论和利润率下降论这两个主要支柱基础之上的,这两种理论最终都被证明是无效的。”[7]当然,笔者并不赞同埃尔斯特否定传统劳动价值的理由,因为他将价值视为价格这一现象的总体而不是隐藏在价格这一现象背后的实质。但不管如何,马克思经济学的教学和研究不能简单地局限于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提出的具体观点和基本框架,而应该基于马克思经济学的高次元分析思维对新出现的社会经济现象进行有条理和系统地分析,将马克思经济学打造成能够真正解决具体现实问题的致用之学。

  

   然而,长期以来,经济学界并没有正确辨识和界分嵌入在马克思经济学中的不同思维和方法,也没有从马克思本人的大量社会经济分析中提炼出具有可操作性的研究路线和分析框架,这是造成马克思经济学发展困境的重要原因。在很大程度上,当前马克思经济学之所以不为广大青年学子所接受和认同,其中一个重要原因也就在于,它缺乏现代主流经济学那种明晰的分析框架或研究路线。相应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教学还具有明显的“经院”痕迹:往往在简单地介绍辩证法、唯物论等哲学思维以及阶级分析、所有制分析等具体方法以后,就开始侧重于讲解马克思有关资本主义现实和为社会主义展望的具体观点,一些重点解读几乎都是文本式的。其结果就是,青年学子往往无法灵活而有效地运用马克思经济学的分析思维去分析具体社会经济现象尤其是那些微观经济问题,而只能停留在一些“权威”对基本问题及其原理的讲解上;久而久之,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也就必然会逐渐失去生命力和吸引力,青年学子也必然会越来越不接受这种“布道式”的“经院哲学”。所以,基恩所说:“在21世纪之初,虽然马克思的思想还在影响着哲学家、历史学家、社会学家和左翼的政治活动家,但是经济学家在很大程度上却放弃了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8]更为甚者,一些分析马克思主义者还认为马克思经济学根本上缺乏有价值的分析方法,从而致力于向现代主流经济学引入理性选择分析范式,这就进一步导致了马克思经济学的衰落和解体。

  

三、马克思经济学中的高次元分析思维

  

   一般地,任何伟大的学者及其学说都为观察社会现象和解决社会问题提供了某种有效的认知思维和分析方法,它有助于指导或启迪其他人基于社会实践的展开和经验事实的积累而不断修正、发展和完善相关理论和认知。相应地,马克思经济学的重要价值也在于为系统地洞悉和解决现实社会问题提供一套有效的思维和方法,这些思维和方法也贯穿于马克思不断发展和完善其学说认知的一生之中。所以,恩格斯说:“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9]而且,这种见解也为卢卡奇、萨特、阿尔都塞、胡克等众多马克思主义学者所强调:应该继承的是马克思所采用和发展的分析方法,而绝不能局限于马克思本人的研究内容、具体理论和分析框架。不过,波普尔却指出:“当马克思主义者发现自己的理论受到攻击时,他们就常常撤退至这一立场,即马克思主义主要不是一种理论而是一种方法……我认为,坚持马克思主义根本上是一种方法,是十分正确。但是,认为作为一种方法,它就应该免受攻击,这就错了。”[10]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如何理解马克思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关键是要识别和发展嵌入在马克思经济学中的高次元分析思维。问题是,又该如何识别马克思经济学的高次元分析思维呢?根本上,这就需要结合经济学科的研究对象和内容来思考,因为任何研究方法的使用都应该与其研究对象和内容相适应。

  

   (一)经济学科的方法论要求

  

   经济学根本关注点在公共领域,所研究的社会经济现象具有强烈的公共性和社会性。对此,可以从起源学加以说明。“经济学”(Oikonomikos)一词原初就是指家庭组织的规范和管理,而随着研究对象从家庭组织扩展到城邦和民族国家就出现了“经世济民”的经济学科,因而经济学科根本关注的是涉及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公共议题,其中,经济增长、劳动分工、收入分配和制度变革则构成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四位一体基本结构。显然,在私人领域,人们在面对如何使用消费品或投资品之类个人事务时往往可以借助理性分析而实现效用或收益的最大化,但在公共领域,任何孤立个体都不能通过理性选择而确定制度变迁之类社会事务。进而,组织和制度的决策权主要掌握在少数强势者手中,他们推动组织和制度变迁的拇指规则往往是个人效率而非组织有效性,进而也就会背离这些组织和制度的原初目的,这就是广泛存在的社会异化问题。

  

   同时,作为一门关注和促进社会进步的致用之学,经济学科的根本任务和基本目标就在于探讨经济运行的规律并以此寻求提高社会福利水平的途径。相应地,经济学研究不仅要努力解释和分析各种社会经济现象,而且更要致力于揭示并解决具体社会问题,以实现“认识和改造现实世界”的双重任务。进而,要真正实现“认识和改造现实世界”这一双重任务,就不能简单地采用现代主流经济学的理性选择框架:将社会现状都看成似乎(as if)是人类理性选择的合理状态,或者致力于为现实世界提供一种合理化的解释框架。相反,它对经济学科提出了这样的研究思维和方法论要求:首先必须揭示现实世界所存在的问题,需要剖析事物的实在与其本质之间的差异,从而就必然要引入异化思维;其次必须揭示问题所以出现的原因,需要剖析社会结构和权力及其塑造的社会制度和规则,从而又必须引入权力分析。

  

   作为致用之学的经济学科的方法论要求,这里从三方面作一说明。

  

   首先,从组织制度的变迁看:(1)组织、制度以及所有公共领域中的社会事务,都不是孤立个人的理性选择所能决定的,而是决定于广泛的社会互动,因而所有成员的行动都会对制度变迁产生影响;(2)在社会互动中,每个成员对制度变迁所施加的影响力往往是不等的,其中,力量越大者所施加的影响力往往也就越大,因而强势者往往会获得制度变迁等的更大决策权;(3)制度等公共事物的选择、设计和变迁往往主要体现为强势者的意志、偏好和利益,乃至偏离了它的原初本质并损害其他弱势者的利益。有鉴于此,对现实制度的认知就不能简单地基于理性选择框架而将之合理化,而必须引入权力结构和批判理性的分析思维。

  

   其次,从社会事物的特性看:(1)不同于外在于人类活动的自然事物,人类行为及其产生的社会事物是内生的:生活世界和人类意识共同演进、相互促进;(2)任何个体行为都潜含某种意向性,社会制度也隐含了特定的目的;(3)社会事物的本质就不同于自然事物,它根本关乎原初目的而不是物理结构;(4)显然,只有契合人类所有知识才能不断接近事物的本体,从而就不能基于“分”的演绎,而要基于“合”的综合。有鉴于此,对社会事物的认知并不能基于抽象分析而局限于表象,而必须引入辩证主义和本质主义的分析思维。

  

   再次,从社会问题的解决看:(1)公共领域的任何社会问题都源于复杂的社会关系之中,任何社会制度变迁都牵涉到利益的重新分配;(2)对现实世界的改造也源于人类社会的理想诉求,希望建设一个更为美好和正义的社会,而不是消极地接受一种预先存在的、非人格的现实;(3)相应地,对社会问题的认知和解决,就需要关注影响个体偏好和行为的社会关系、制度安排、集体行动等,需要引入公平正义的社会关怀,也需要嵌入法律、社会学、政治学、伦理学和哲学的分析。有鉴于此,对社会问题的解决也不能基于局部效率分析而将之市场化,而必须引入整体主义和规范主义的分析思维。[11]

  

   (二)新古典经济学的方法论缺陷

  

   根本上说,人类社会的一切行为都涉及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甚至被现代经济学视为纯粹私人领域的消费行为,实质上也是社会性的;究其原因,消费本身具有强烈的外部性,或者会诱导他人的行为而形成攀比式消费,或者影响他人的独特性而降低他人的效用,或者因为需求提高而提高了他人的购买价格,等等。必然会影响到周边的社会成员。也就是说,生活世界的一切事务都具有某种程度的社会性和公共性。譬如,就新古典经济学极度推崇的自发或自然市场而言,它本质上也是一种组织:一不仅包含了指导交换和分配的系列规则,而且也包含了消费者、生产者、零售商和批发商等市场主体。相应地,市场本质上也就是一种由各种要素参与的协作系统,其中,市场运行方式涉及社会分工和收益分配等规则,而市场运行的有效性则涉及一系列的激励和约束机制。基于这一视角,我们在认识市场机制和市场经济时,就需要辨识市场主体的异质性,分析同一市场规则下不同市场主体的自由度差异,剖析权力结构对社会分工的影响,进而剖析不同市场规则下的收入分配差异。

  

   然而,随着边际革命将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从组织转向个体,主流经济学的核心议题就由组织运行变成了个体行为,由生产和分工转变成了交换和消费。进而,在还原主义思维指导下,现代主流经济学集中关注消费者如何取得最大效用、厂商如何取得最大利润等个体理性选择,从而热衷于最大化以及最优化等方面的微观技术,倾向于使用复杂的数学工具进行抽象分析,并在经济人和理性选择分析框架下形成了封闭的“我向思考”思维。正是由于集中分析私人领域的个人行为问题并将行为主体视为理性经济人,现代主流经济学还发展出一系列的抽象理论,这包括“无形的手”预定协调原理、“私恶即公意”原则、自发秩序原理、有效市场说、利益和谐说、一般均衡理论、供求均衡价格论、科斯中性定理、福利经济学定理、“似乎”假说以及边际生产力分配论,等等。同时,基于伦理实证主义和供求均衡分析,这些理论主要被用于分析和解释社会现实;进而,基于伦理自然主义和社会达尔文主义,这些理论又被用来证明现实存在的合理性。正因如此,现代主流经济学倾向于为现实制度和市场机制提供合理性解释,致力于为既得利益者行为以及各种恶现象进行辩护,从而也就不能真正发现现实世界中存在的各种问题。

  

现代主流经济学之所以存在为现实进行解释和辩护的倾向,又在于它所根植的自然主义思维及其派生出的肯定性理性,而肯定新理性中对现实肯定的部分又孕育出了社会达尔文主义社会观。一般地,自然主义思维具有这样一些基本特征:(1)还原主义,一般地,对自然物以及自然现象的认识可以还原为原子、分子等基本粒子的作用,相应地,人们对社会物以及社会现象的理解也被还原为孤立个体的作用,进而对个体的认知还被进一步还原为本能、基因等生物特性,从而就产生出抽象分析思维;(2)普遍主义,一般地,自然世界中各自然物间具有独立而普遍的关系,相应地,生活世界中各社会人间也被认为具有独立而普遍的关系,从而就产生出个体主义分析思维;[12](3)和谐均衡主义,一般地,自然世界被视为处于一种自然和谐的均衡状态,相应地,人与人以及人与社会之间的利益关系也被视为和谐一致的,从而就产生出均衡主义分析思维;(4)自发扩展秩序,一般地,(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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