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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军:“作为方法”的理论源流及其方法论启示

更新时间:2019-11-23 22:23:16
作者: 曾军  

   内容提要:“作为方法”首创于1960年日本竹内好“作为方法的亚洲”的演讲,发展于沟口雄三的“作为方法的中国”,经由孙歌“作为方法的日本”和陈光兴“亚洲作为方法”的引入,通过强调关注主体性的形塑,强调内在的多样性,主张“以世界为目的”,成为一种具有独特方法论意义的“批判性东亚话语”。

   关 键 词:作为方法  主体性  以世界为目的  亚洲电影

  

   “作为方法”是20世纪60年代由日本学者竹内好首创(“作为方法的亚洲”),由沟口雄三(“作为方法的中国”)发展,进而经由孙歌(“作为方法的日本”)、陈光兴(“亚洲作为方法”)引入中国,并一度在以“东亚”这一特定的区域文化研究领域中引起广泛讨论的一种“批判性东亚话语”。因其与特定区域进行的怪异搭配,“作为方法”也成为许多学者争相使用和仿效的学术表达形式,从“中国作为方法”“上海作为方法”再到超出“区域”概念的“作为方法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料研究”“以孤儿作为方法”“作为方法的母语理论”“‘丝绸之路’作为方法”“鲁迅作为方法”等等,层出不穷。不过,在上述众多的“作为方法”话语中,真正对作为方法的“作为方法”进行认真清理和严格界定的却并不多见,有的甚至只是学术时髦式的在标题中点缀一下而已。因此,对作为方法的“作为方法”进行重新梳理和正本清源就显得非常有必要了。

  

   作为方法”作为“批判性东亚话语”的生成

  

   1978年,萨义德的《东方学》出版标志着西方后殖民主义理论思潮的兴起。作为一名出生于耶路撒冷的家境富有的阿拉伯基督教家庭且从小接受西式教育并成功进入西方主流学界的学者,萨义德认为西方国家眼中的东方世界是缺乏真实依据的完全凭空想象出来的产物,西方的东方学背后包含着殖民主义动机、帝国主义霸权以及西方学术模式,对东方往往采取“恐惧”“仇外”和“艳羡”“媚外”的方式进行刻板印象式的处理。但是萨义德的东方主义主要是在西学范围内的知识生产:首先,它是建立在西学体系之内的反思性力量,并不承担确立巴勒斯坦本土的文化主体性和学术话语权的责任,而东亚各国都有着绵延未断的文化传统,文化主体性的追求是其内在的动力。其次,萨义德所面对的巴勒斯坦问题不仅仅是殖民主义的统治问题,还包括更早时期先后被罗马帝国征服、被阿拉伯人接管、沦为奥斯曼帝国一部分,以及沦为英国殖民地和直到现在也没有解决的巴以冲突问题。宗教、文化、政治、军事以及巴勒斯坦人“无家可归”感的综合因素。因而,萨义德关注的“中东”的“东方学”与身在“远东”的东亚、中国存在巨大差异,不可简单套用“东方主义”的思路来处理西方与中国、与东亚的问题。最后,萨义德的东方主义理论深受福柯话语权力理论和葛兰西霸权理论的影响,认为东方学“是地域政治意识向美学、经济学、社会学、历史学和哲学文本的一种分配;它不仅是对基本的地域划分(世界由东方和西方两大不平等的部分组成),而且是对整个‘利益’体系的一种精心谋划”①。但在东亚范围内,文化传统的影响仍然根深蒂固。

   与之相比,发端于日本并在中国获得发展的“作为方法”则是立足于“东亚”这一特定区域的文化政治现实生长出来的学术思想。与“巴勒斯坦问题”相比,“东亚”有其问题的诸多特殊性:首先,“东亚”无法被简化为萨义德在《东方学》中被西方殖民的“东方”。以在中、日、韩为代表的“东亚”诸国中,日本因其明治维新之后“脱亚入欧”的发展而成为身在东方的“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又因其在20世纪的侵略战争,使得在东亚内部存在着“中日”“韩日”之间复杂的矛盾关系;又因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日本帝国主义作为战败国被迫接受了美国驻军的占领,因此,日本在政治、军事上处于对于中韩而言的“侵略者”和相对于美国而言的“被占领者”的双重身份。同样,中国和韩国内部也面临着处于一种文化政治上的被撕裂状态:对于中国而言,虽然香港和澳门已回归祖国,但对台湾的统一还未实现;尽管朝鲜与韩国终于在2018年跨越了三八线,但离真正的半岛统一还相距甚远。所有这些对于东亚各国而言的文化认同、政治意识以及学术立场等各方面都会有非常深刻的影响。其次,不同于萨义德主要在西学语境中展开其东方主义的思考,中日学者“作为方法”的理论展开是立足于“东亚”各民族国家的本土语境而展开的。也就是说,“作为方法”的理论是一种着眼于“东亚”这一特定区域的文化政治现实而发展出来的本土文化理论。第三,无论是竹内好,还是沟口雄三,他们都是日本的左翼中国研究学者。他们都是以文化自省和同情中国的姿态来开展其学术研究的,因而都具有一种超越性视角。即如沟口雄三所说的,竹内好代表的是一种“作为‘态度’的中国研究”②。同样,作为“被研究对象”的中国学者也出于对西方后殖民主义的警惕和对中国自身文化现实的深切体察,希望通过历史化、具体化和在地化的方法,调整自身的研究姿态。如陈光兴将中国台湾置于后殖民研究、全球化论述和亚洲的亚洲研究三重学术语境之中,意识到后殖民文化研究因其“一直偏执地对所谓的西方进行批判,于是也就被批判的对象所制约”从而走入了死胡同。因此,“经由将认同对象的多元移转,以及建立起不同于殖民主义的另类参考架构”,才能“消解妒恨政治”“超脱各种形式认同政治的限制”。③

   不难发现,“作为方法”正是在立足于东亚文化政治现实,引入全球化语境,摆脱基于想象中的“东西”二元对立的简单化思维和“区域特殊性”而形成的一种“批判性东亚话语”。

  

   竹内好的“作为方法”

  

   “作为方法”的提出要比萨义德《东方学》问世早18年。1960年,日本的中国文学研究专家竹内好发表了一篇题为“作为方法的亚洲”的演讲。虽然竹内好坦言“即使是我也不能很明确地对其进行定义”④,但他也极概略地提出“作为方法,也就是作为主体形成的过程”的看法。竹内好非常坦诚地回顾了自己第一次踏上中国的土地时所获得的精神震撼。与去欧洲或美国完全不同的是,在中国,“我深感在自己的邻国有很多过着和我们差不多生活的人,而我不能深入其内心。这是一个致命的问题”。因此,理解中国同时也是理解日本,是竹内好研究中国文学的内在动力。也正因为如此,竹内好确立了他自己的中国文学研究与日本汉学之间的学术分野:“汉学是固有的学问,但我不想做那种死气沉沉的学问,而希望通过探求现实中活生生的邻人的内心,改变自己的学问。”“作为方法”的问题意识不仅仅在于获得客观的知识,更在于探索主体的形成过程。这一主体不是个人主体,而是以“中国”“日本”“亚洲”“西方”为名的政治主体、文化主体、区域主体。虽然演讲稿并不系统,但通过演讲的内容以及竹内好对中国问题研究的思考,我们可以初步提炼出竹内好的“作为方法”的学术理论与方法。

   首先,竹内好充分意识到“主体”确立的复杂性。这里既有以中日两国为代表的亚洲国家不同的近代化过程,还有在这一过程中“本不应该发生的战争,作为战争的后果导致的战败的痛苦”,以及竹内好个人对日本的共产主义运动与战争批判的审慎的态度。“只是单纯研究中国并不能完全理解中国”,必须“将其置于更大的框架之下”来展开。这个更大的框架就是“亚洲”。由此,“亚洲”作为方法之于竹内好的意义在于,它处于“中国”和“日本”之上,既将“中国”“日本”以及“中日关系”包含其中,又将它们集合成一个整体,将中日两国之间的外部关系转化为“亚洲”的内部关系。同时,“亚洲”又处于“中国”和“日本”与“西方”(即西欧与美国)之间,从而使得“中西”“日美”等关系成为“东西”关系的组成部分。正因为有了“亚洲”这一“东方”的新的参照系,竹内好发现,“现在的日本在某一点上比西方还西方”,但“实际上日本属于东方”。日本作为“东方内部的西方”这一具有异质性因素的特殊性便呈现出来。

   其次,竹内好探讨了中日近代化的不同模式以及与之相关的“亚洲的分裂”问题。中日两国的近代化历程是竹内好终身致力于的研究课题。他的《何为近代——以日本与中国为例》《近代的超克》等重要成果都是在这个问题之下写成的。他认为“东洋的近代是欧洲强制的结果”,这与欧洲的近代化是“在封建社会中解放自我的过程”有着显著的差异。对于欧洲来说,近代化的过程就是“自我认识”“自我更新”“自我扩张”和“自我实现”的过程;但是对于亚洲来说,则是“抵抗的历史”和“在失败感中自觉到失败”的历程。因此,同样是近代化,欧洲与亚洲呈现出一种极为紧张的关系,呈现为一种“前进——后退的运动形式”。⑤竹内好在战后提出一个假说,认为“后进国家的现代化过程应该有两种以上的模式”:日本可被称为“外发”模式,中国则属于“内发”模式。“日本现代化的关键是照搬了外来的西欧模式,而中国则是以自己的民族的东西为中心发展,在此存在现代化变得更为纯正的关键。”这一逻辑同样也被转移到亚洲内部。这是竹内好非常重要的发现,在他看来:尽管不同的国家有着不同的近代化模式,但是“日本坚持认为自己的道路是唯一的模式,因此导致了今天亚洲式和非亚洲式的内部分裂”。

   再次,主体形成的过程中,需要坚持普遍性还是特殊性?竹内好在反思从西方引进的民主平等思想时意识到,“即使是说平等,那也许只是欧洲内部的平等,是在承认对亚洲、非洲进行榨取基础之上的平等。如果是这样的话,平等并不是全人类的,那如果说到该如何实现全人类平等,感觉靠欧洲一己之力是非常难的,有其局限性,认识到这一点的是亚洲”。竹内好认为无论是中国的鲁迅还是印度的泰戈尔,都认识到正是作为西方的他者——东方、亚洲,成为实现全人类平等的重要力量。“为了更大范围实现西欧的优秀文化价值,西方有必要重新被东方包围,西方反过来从自身进行变革,通过这样一种文化的反击,或者说是价值的反击而创造普遍性。东方的力量为了提高生产自西方的普遍价值要变革西方。这是现在东方对西方的问题点。这既是政治的问题同时也是文化的问题。”⑥也就是说,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价值的普遍性是不可能通过坚持各自的特殊性来实现的。如果说东西关系已经经历了“(西方)侵略—(东方)抵抗”的近代化模式的话,那么,新一阶段的发展应该是“(东方)包围—(西方)变革”的过程。

  

   沟口雄三的“作为方法”

  

   沟口雄三比竹内好的年龄要小整整24岁,他们的人生经历和学术历程也存在明显的差异:“我们这些在战争期间或战后成长起来的中国研究者,最初对中国几乎都不具备批判性的眼光。”⑦一方面是出于对战争的反省和对日本“脱亚”的批判,另一方面则将社会主义的中国视为“亚洲理论的未来”,并由此形成一个内部充满“异”“非”“反”的自我意识的“自我否定式的憧憬构造”。这个包含着“我们内部的中国”和“我们内部的日本”的“脆弱的主体”。沟口雄三对此表示了不满,认为“一个全面否定或者全面肯定自己的历史、无法将自身相对化的人,也不可能客观地、相对地来看待他者。”⑧因此,不能仅仅将中国视为“‘异’的憧憬”,还应该反躬自身,发掘日本的独特性,主张“今后我们在思考亚洲的近代时,不管是中国还是日本,都要结合各自以前近代为基础的‘异’于欧洲的独特性来考虑。⑨”沟口雄三也对所谓纯正的日本汉学并不感冒。他自然而然地继续了竹内好的“作为方法”的思考,发展出“作为方法的中国”的方法。何为“作为方法的中国”?按沟口雄三自己的解释:“研究中国,是以中国作为媒介,或者说以中国作为方法,从而把现代的日本或者现代的亚洲,进而把现代的世界‘问题化’。”⑩

因此,首先,沟口雄三也对缺乏“问题化”的、以追求纯粹知识为己任的日本汉学予以了批评,(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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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 《电影艺术》 2019年0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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