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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绍愚:也谈文言和白话

更新时间:2019-11-23 22:11:56
作者: 蒋绍愚  
尽管说“《论语》不是文言”“《论语》是白话”都有一定的根据,但这和大家心目中的标准差得太远。

   那么,大家心目中的文言和白话的区别在哪里?其实并不在于是根据口语还是脱离口语。张中行说,文言和白话的区别,“最重要的当然是词汇语法系统,文言有自己的一套,白话另有自己的一套,其中相当多的部分,两者不能通用”(1995:199)。这话说到了点子上。

  

   三、判断文言的标准

  

   汉语的词汇语法系统在历史上有很大的变化。现在能看到的语言资料,最早的是甲骨文和金文。但甲骨文都是卜辞,金文都是刻在器物上的铭文,很难说是全面反映了当时的语言面貌。传世文献中最早的是《尚书》《诗经》《周易》,大致能反映当时的语言面貌,但《尚书》中文告较多,《诗经》是诗歌的总集,《周易》更是一部卜筮之书,都是比较特殊的语体,是否能全面反映当时词汇语法系统也还难说。从总体看,甲骨文、金文和《尚书》的词汇和语法跟春秋战国时期的作品有较大不同。不同的原因是由于时代的不同,还是由于殷代的语言和周代的语言是两种不同的语言(或方言),这个问题还有待于深入讨论,在这篇短文中不谈。至于那些春秋战国时代的作品,基本上是反映当时口语的,反映的程度有所不同,如吕叔湘所说,可能有的是“超语体”,但那也是在口语基础上加以修饰,是语体的差异,而不是由于语法发展演变而造成的不同。由于语法发展演变而造成的不同也是有的,如果比较《论语》和《韩非子》,可以找出因时代不同而产生差异的不止一两处,但这些差异不至于造成整个词汇语法系统的不同。

   在西汉,语言又有发展。《史记》作为一部史书,在叙述先秦的历史时不可能不参照先秦的史料,所以在《史记》中会有一些和《左传》《战国策》乃至《尚书》很相像的语句。但是,《史记》对这些史料中的一些句子作了改写,如《尚书·尧典》:“(舜)克谐以孝,烝烝乂,不格奸。”《史记·五帝本纪》作:“(舜)能和以孝,烝烝治,不至奸。”这说明西汉的语言和西周的语言已经有所不同。《史记》中还有不少是写汉代的事,有些句子把人物的情态和口气都如实写出来了,如《高祖本纪》:“汉王三让,不得已,曰:‘诸君必以为便,便国家……’”《张丞相列传》:“臣口不能言,然臣期期知其不可。陛下虽欲废太子,臣期期不奉诏。”这些肯定是用的口语。但从总体上看,《史记》的整个词汇语法系统和先秦的《论语》《左传》等相比没有大变,所以,当前的汉语史研究一般把先秦和西汉放在一起,作为汉语史的一个大阶段“上古汉语”。上面所说的《诗经》《论语》《左传》《韩非子》《史记》等,都是属于上古汉语的词汇语法系统。

   到了东汉,语言进一步发展,词汇语法系统和先秦、西汉有较大不同,研究汉语史的把东汉看作另一个大阶段的开始:从东汉到隋唐,是“中古汉语”。但是,从东汉开始,书面语和口语逐渐拉开距离,尽管口语已经向前发展了,但书面语却仍然保持先秦和西汉的面貌,也就是说,仍然采用上古汉语的词汇语法系统。其典型的代表是《汉书》。梅思(2013)把《史记》和《汉书》的语言做了比较:“《史记》大体上更加详尽明确,因此字句偶显冗余,这可以视为一般被看作口语语言的典型特征……《汉书》可以视为文言风格的真正起点,它自觉地重回到上古晚期即‘古典文献’的风格,这种风格特别受到赞誉;而《史记》则表现得贴近它那个时代的口语。”《汉书》以后的“正史”,尽管语言风格不完全一样,书中的一些片段反映当时口语的程度也有不同,但总的说来,都是“以秦汉书面语为标准,脱离口语而写成的文字”。不仅仅是史书,从东汉直到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前,人们使用的正规的书面语言都是这样的文字,当然这些文字都是文言文。

   所以,文言文包括两大类:一类是先秦和西汉时期文献的语言,它们是反映口语的,属于上古汉语的词汇语法系统。一类是东汉以后的书面语,它们是脱离口语的,继续采用上古汉语的词汇语法系统。在是否反映口语这一点上,两类有差别;但在词汇语法系统上,两类一致。今天大家把这两类文献使用的语言都称为文言,正是着眼于它们在词汇语法系统上的一致性。而它们和当时口语的关系如何,主要是研究语言的人关心的问题,一般人是不容易判断的,所以,不必也不能以此为判断文言文的标准。

  

   四、判断白话的标准

  

   那么,什么是判断白话文的标准呢?我认为还是以词汇语法系统为标准。

   不过,这里碰到一个问题。正如张中行所说:“文言有相当严格的词汇句法系统”,而“白话比文言个性强,不同时期总有不同的面目”(1995:14、160)。形成这种差异的原因很清楚:文言(特别是后代仿古的文言)都是模仿一个样板,所以其词汇句法大致相同(当然也有变化,只是变化不大)。白话是根据当时的口语来写,而口语随时代变化,不同时代的白话语言面貌就会不同。吕叔湘举的第(12)个段落是朱元璋讲话的记录,其语言面貌就和我们当前看到的白话有较大的不同,吕叔湘(1944)说:“这也难怪,五百多年了呢。”既然如此,我们还能不能以词汇语法为标准来判定白话文?

   我认为是可以的。因为我们使用的标准不是具体的哪一个词,哪一个语法格式,而是词汇语法系统。再说得明确一点,是近代汉语的词汇语法系统。

   近代汉语是汉语史上一个重要阶段,它上承中古汉语,下接现代汉语,一般认为是从晚唐五代到清代中期。近代汉语的时间跨度很长,其间的词汇语法也有很多变化,但其词汇语法系统是比较固定的。而且,和现代汉语的词汇语法系统也很接近,用吕叔湘(1985)的话来说:“我们的看法是,现代汉语只是近代汉语的一个阶段,它的语法是近代汉语的语法,它的常用词汇是近代汉语的常用词汇,只是在这个基础上加以发展而已。”所以,吕叔湘(1944)说:“白话是唐宋以来的语体文。”这就是说,唐宋以来直到如今的语体文,虽然呈现出来的语言面貌有较大不同,但其词汇语法系统是同一个,这样的书面语就是白话文。

   那么近代汉语的词汇语法系统究竟是什么样的?我们先从具体例子说起。吕叔湘(1944)举出的四段文章,人们一致认为是白话文,原因是什么,吕文没有说,但我们可以从中找到一些词汇语法现象,都是近代汉语有,而上古汉语(文言文)不可能有的。那四段文章是:

   (8)诸和尚子,饶你道有什么事,犹是头上著头,雪上加霜,棺木里枨眼灸,疮盘上著艾燋。遮个一场狼籍,不是小事。你合作么生各自觅取个托生处好。莫空游州猎县,只欲捉搦闲话。待老和尚口动,便问禅、问道、向上、向下、如何、若何;大卷抄了塞在皮袋里卜度;到处火炉边三个五个聚头。口喃喃举,更道遮个是公才语,遮个是从里道出,遮个是就事上道,遮个是体语。体你屋里老邪老娘!噇却饭了,只管说梦,便道我会佛法了也。将知你行脚驴年得个休歇么?更有一般底,才闻人说个休歇处,便向阴界里闭眉合眼,老鼠孔里作活计,黑山下坐,鬼趣里体当,便道得个入头路。梦见么?(《景德传灯录》卷一九,云门偃语录)

   (9)一向沈吟久,泪珠盈襟袖。我当初不合苦撋就。惯纵得软顽见底心先有。行待痴心守,甚捻著脉子倒把人来僝僽?近日来非常罗皂丑,佛也须眉皱,怎掩得众人口?待收了孛罗罢了从来斗。从今后,休道共我,梦见也不能得勾。(秦观《淮海词·满园花》)

   (11)粘罕云:“所言都好,但蔚、应州亦恐阿适走去彼处,候我家兵马到日来商量。所要系官财物,曾思量来,也系不是,便待除去。”粘罕、兀室云:“我皇帝从上京到了,必不与契丹讲和,昨来再过上京,把契丹墓坟、宫室、庙像一齐烧了,已教契丹断了通和底公事。而今契丹更有甚面目来和也?千万必不通和。只是使副到南朝,奏知皇帝,不要似前番一般中间里断绝了。”……粘罕大喜云:“两家都如此则甚好。若要信道将来必不与契丹通和,待于回去底国书内写着。”(《三朝北盟汇编》卷四引赵良嗣《燕云奉使录》)

   (12)你每这几个也,年纪小里,读书,学好勾当。你每学尔的老子行。我来这里时,浙东许多去处,只有你这几个老子。来到如今,也只有你这几个。每每和那士大夫翰林院说呵,也只把你这几个老子来说。你每家里也不少了穿的,也不少了吃的。你每如今也学老子一般般,做些好勾当,乡里取些和睦。你每老子在乡里,不曾用那小道儿捉弄人。他与人只是诚义,所以人都信服他。大丈夫多是甚么做?便死也得个好名。歪歪搭搭,死了也干着了个死。(《诚意伯文集》卷一,诚意伯次子閤门使刘仲景《遇恩录》)

   人们为什么认为这四段文章是白话?我想,主要是看到下面这些词汇语法现象:

   (8)饶(尽管),遮个(这个),合(该),作么生(怎样),好(表祈使语气),莫(不要),抄了(V+了),噇却饭了(V却+O+了),……了也(事态助词),么(疑问语气词),一般底(N+底)。

   (9)不合(不该),见底心(V+底+N),行待(行将),甚(为何),捻著脉子(V着+O),把(处置标记),怎(怎么),收了,罢了(V+了)。

   (11)曾思量来(来,助词,表曾经),昨来(来,词缀,表时间),把(处置标记),烧了,断了(V了),通和底公事(底,结构助词),甚(什么),……断绝了(了,事态助词),若要(如果)。

   (12)每(相当于“们”),里(相当于“哩”),行(词尾),把(处置标记),穿的,吃的(的,结构助词),便(即使),死了(V+了)。

   这里只列举了一些常见的词汇语法现象,而没有列举一些较特殊的词语,如(8)中的“体当(体会)”,(9)中的“僝僽(折磨)”,这些词语,读这四段文章的人也未必懂得,但不妨碍他们断定这是白话。人们断定这四段文章是白话,主要是因为上面列举的那些常见的词汇语法现象,这些现象绝不可能出现在文言中,只能出现在唐宋以来的“语体文”中。其中有些在现代汉语中仍很常见,如“收了”“罢了”,“吃的”“穿的”,“把……”;有的和现代汉语有一定距离,如“你每”“通和底公事”,但如果知道“每”就是“们”,“底”就是“的”,那就很好懂了。从汉语史研究的角度来说,这些词汇语法现象都是近代汉语的词汇语法现象。所以,可以说,如果一篇文章的词汇语法现象是近代汉语的词汇语法现象,那么,这篇文章就是白话。

   大体上说,近代汉语的代词系统、语气词系统是和上古汉语截然不同的。在近代汉语的代词中,除了“我”和“谁”是从古到今不变的以外,其他的“你”“他”“这”“那”“什么”“怎么”以及“们”都是上古汉语中没有的(上古汉语中有“他”,但不是第三人称代词)。语气词“啊”“呀”“呢”“吗”也是上古汉语没有的。还有结构助词“的”(早先写作“底”),用在动词后面的“(V)得”,助词“(V)了”“(V)着”“(V)过”,表处置的“将”和“把”,都是上古汉语没有的。有这些成分的就一定是白话,不会是文言。

   反过来说,上古汉语有自己的词汇语法系统,是和近代汉语截然不同的。上古汉语的代词是“吾”“尔”“汝(女)”“若”“厥”“其”“之”“孰”“此”“兹”“斯”“彼”“何”“如何”,语气词是“也”“矣”“已”“焉”“乎”“耶(邪)”“与(欤)”“哉”,有“是之谓”“不吾知”等宾语前置的格式,这些在近代汉语的语体文(白话文)中基本上是不用的,除非是有意作为仿古的成分使用。

同时,从上古汉语到近代汉语,很多常用词产生了替换,如“目—眼睛”“口—嘴”“面—脸”“食—吃”“饮—喝”“视—看”“寐—睡”“坚—硬”“柔—软”“智—聪明”“愚—笨”等,(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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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 《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9年0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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