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樊勇:私人自治的绿色边界

——《民法总则》第 9 条的理解与落实

更新时间:2019-11-23 22:05:40
作者: 樊勇  

   内容提要:作为一项外源公共原则,绿色原则将生态考量引入民法内部体系,是公序良俗或公共利益的明文类型,是对自愿原则的必要限制。绿色原则借由《民法总则》的法源条款、营利法人的社会责任条款、禁止权利滥用原则、法律行为效力评价规范等,构建起限制私人自治的体系解释框架。通过在民法典分编中设置落实绿色原则的多层次一般条款和具体制度类型、规范构成要件、法律后果,构建起限制私人自治的主要制度框架。

   关 键 词:绿色原则  私人自治  公序良俗  民法基本原则  民法典编纂

  

   一、问题的提出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以下简称《民法总则》)第9条规定:“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应当有利于节约资源、保护生态环境。”这意味着,绿色原则将作为一项基本原则融入民法内部价值体系,并通过指导民法典分编及特别法规范的立法,影响外部规范体系的解释与适用,在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的全过程发挥重要作用。绿色原则的确立是民法社会化的重要体现,是重大的立法创新。

   生态环境问题是近代民法创造之初无法预见的社会问题,这一时空背景成为一种体系认知的前见,使以平等、自由为逻辑起点的民法原生概念无法演绎出对生态环境问题的观察和应对。民法绿色原则是在三个时空背景的碰撞中产生的:生态文明建设宏观政策刺激下法律体系整体对宪法环境保护基本价值的落实,改革开放以来民法对保护生态环境的价值、概念、规范的持续学习及以面向公众、引导社会变迁、彰显人文关怀为定位的民法典编纂。这可以初步解释,为何绿色原则在立法阶段遭遇民法主流学者的质疑,在立法完成后民法学界又鲜有系统论证。本文拟结合绿色原则出现并成为民法基本原则的原因,分析绿色原则在民法基本原则体系中的定位,通过与其他基本原则的价值融贯形成民法内部体系,并以绿色原则与《民法总则》规范构成的体系解释框架和在民法典分编中构建落实绿色原则的主要制度框架为例,分析民法基本原则体系中绿色原则的外部展开。

  

   二、价值取向:民法基本原则的价值融贯

  

   《民法总则》第4至第9条规定的基本原则体系是理解绿色原则的规范语境。规定基本原则是民法价值体系的外显,①也是民法典功能定位限定下的立法技术选择。“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的共同表述意味着,包括绿色原则在内的基本原则体系适用于整个民事领域。在具体规则制定、民事纠纷裁判实践中解释、表达基本原则,以落实价值体系对规范体系的预设。

   有学者提出,绿色原则“纯粹只能具有一种道德指引作用”;②另有学者认为,绿色原则是“宣誓性的条款”,反映“道德规范”,其主要理由是“节约资源保护环境是一种道德要求”,“违反这一规范,并不一定发生法律效果”,该条款“没有规定也无法规定没有保护环境的民事法律后果”。③这些批评并不能否定绿色原则的基本原则资格,而只是表达了论者对基本原则立法技术的反对。其一,反映道德规范不影响法律规范的资格。同属于外源公共原则的公平原则体现进步和正义的道德观,诚信原则主要维护最低限度的交易道德,公序良俗原则中的善良风俗也以特定社会尊重的起码伦理要求为核心。④“一个真正健康、稳定和充满活力的社会,必须建立在符合环境道德的理性基础之上。”⑤绿色原则将一定程度的环境道德要求上升为法律要求,以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符合外源公共原则的定位。其二,所有基本原则均为不完全法条,其抽象性决定了无法规定具体的法律后果。与其他基本原则一样,除提供立法正当性外,绿色原则既可以作填补法律漏洞和法律续造的权威理由,也可以作排除规范适用的实质理由,在司法实践中发挥重要作用。在认可基本原则立法技术的前提下,上述对绿色原则的批评不能成立。

   (一)绿色原则的价值内涵

   绿色原则的主要内容是“节约资源、保护生态环境”,其中保护生态环境是基础,节约资源是合理利用生态环境的体现。生态是自然科学研究的对象,现代生态科学研究生态系统中有机体的分布丰度及能量物质流动。⑥为回应激化的环境问题,兴盛于20世纪后半叶的绿色政治思想将作为一种价值取向的“生态”概念引入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强调保护包括人类在内不同物种间及其与自然环境间相互依存的关系。⑦环境是较成熟的法律概念,根据《环境保护法》第2条,环境是“影响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各种天然的和经过人工改造的自然因素的总体”。生态与环境均指向自然界整体,但前者是以生态系统为中心的动态关联,后者是以人类为中心的静态存在。⑧生态系统的整体性与环境要素的关联性可能存在冲突,⑨而这种张力正是绿色原则校正传统民法平等与自由价值的着力处,也是在法律系统中使民法与其他部门法沟通协调的连结点。事实上,中国法律规范常将生态与环境合用,⑩其外延为二者的合集。“保护生态环境”既是维持人类社会发展的外部条件,又强调人类开发利用自然应符合生态平衡的自然规律,实现可持续发展。

   之所以在保护生态环境的基础上强调节约资源,是因为资源是人类维持经济发展的物质基础。运用体系解释方法,结合“保护生态环境”,绿色原则中的“资源”应限缩解释为自然资源,包含能源。“节约”不是节俭,而是讲求有效利用。民法对此并不陌生,明晰权属是有效利用资源的前提,而物权法贯彻物尽其用的效率原则就是取得同样效果消耗最小资源的经济效率。与之有异,绿色原则中“节约资源”表达的价值取向,不仅包含传统经济学的经济效率(11),还加入了自然资源经济学的生态约束理念(12),由“有效利用”走向“合理利用”。以我国《节约能源法》第3条对“节约能源”的定义为例,既强调采取技术上可行、经济上合理的措施,降低消耗、减少损失、制止浪费,也强调采取环境和社会可以承受的措施,减少污染物排放,合理地利用能源。不同类型的自然资源对应不同的合理利用标准,节约不可再生资源要求合理安排利用的时序和数量,节约可再生资源需保证可持续利用。

   绿色原则维护的始终是人的利益,是可以还原为私人利益的公共利益。但与传统民法人类中心主义的思维模式不同,“节约资源,保护生态环境”是在生态约束条件下,强化人与自然的依赖关系,将生态考量纳入平等主体的人身、财产领域,强调开发利用自然应符合生态平衡的自然规律,扩张相关利益主体认定的时间与空间维度,目的是共同体的可持续发展。绿色原则与《宪法》第9条第2款、第26条相对应,体现了民法在总结改革开放以来民法规范绿色变迁的基础上,以修正人类中心主义的思维范式落实宪法环境保护基本价值,并通过基本原则的价值融贯落实到整个民法体系中。

   (二)绿色原则与相关基本原则的关系

   作为一项外源公共原则,绿色原则是对自愿原则的必要限制,是与私人日益增长的环境资源支配力及相关收益相适应的。自愿原则强调私领域的法律关系取决于私人的自由意志,但在生态约束条件下,私人的利己倾向导致私人间的利益存在实现冲突,不可能存在绝对的私人自治。与其他外源公共原则从社会正义、社会信赖等维度限制自愿原则不同,绿色原则引入了生态环境这一新的维度形塑私人自治的边界。私人自由从事各种民事活动,一旦不是有利于节约资源、保护生态环境,即面临相应不利的法律后果。清晰的绿色边界将保障边界内实质自由的可持续,并免受政治的恣意干扰。

   绿色原则与其他外源公共原则共同发挥作用,其中受关注较多的是绿色原则与公序良俗原则的关系。有学者提出,环境资源的私法保护是“通过民法上的公序良俗原则以及环境侵权民事责任等制度安排”进行的,所以绿色原则“与公序良俗原则相重复”。(13)《民法通则》第7条将公序良俗概念本土化表述为“社会公德”“社会公共利益”,(14)成为限制自愿原则、兜底维护公共利益的外源公共原则,将节约资源、保护生态环境作为公序良俗原则的具体类型之一,具有操作性。民法典的功能定位构成立法选择的前见,设置独立于公序良俗原则的绿色原则可降低公众、法官及行政公务员的识别成本,无需由学理讨论及司法案例整理将可持续发展理念引入公序良俗或将公共利益具体化并反复言说教化,利于民法典引导社会变迁。

   进入解释论阶段分析绿色原则与公序良俗原则的关系,属于纯粹民法学问题中的解释选择问题。笔者认为,《民法总则》第8条出于“简洁”的立法技术要求,(15)以“不得违背公序良俗”代替“尊重社会公德,不得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不影响公序良俗原则在基本原则体系中限制自愿原则、兜底维护公共利益的外源公共原则地位。(16)《民法总则》第9条将外源公共原则立足的公共利益在生态环境方面具体化,是禁止违反法律原则及公序良俗原则的明文具体类型,丰富了基本原则体系的层次。与公序良俗原则相同,绿色原则可以作为一般条款,指导民事立法和民事活动、填补法律漏洞,也可以作为引致规范,联结相关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

  

   三、规范展开:体系解释与立法落实

  

   (一)与《民法总则》部分规范的体系解释

   根据《民法总则》第10条,习惯作为公众生活交往中实际遵守的行为规范,获得了民事裁判中法律之后第二法源的地位。该条彰显私人自治,维持了民法体系的开放性,环境友好的地方习惯(17)亦可成为正式法源,符合绿色原则的价值内涵。作为公序良俗明文类型的绿色原则是习惯认定的应然限制,即不是有利于节约资源、保护生态环境的习惯不得成为裁判依据,体现了绿色原则适用中的控制功能(18)。绿色原则限制习惯的法源认定,有助于引导私人尤其是商人通过行业性惯例在自发秩序中落实宪法环境保护基本价值,促使开发利用生态环境的行为方式作出改变。

   社团自治是私人自治的重要类型,《民法总则》为社团自治提供了组织与活动的基础性规范。其中,第86条规定营利法人应当“承担社会责任”,限制营利法人自治,节约资源、保护生态环境应成为营利法人社会责任的核心内容。绿色原则对营利法人自治的限制通过该次级原则得以落实:立法者应在商事特别法中就营利法人承担节约资源、保护生态环境的社会责任制定具体规则;在无具体法律规范时,利益相关者可依据《民法总则》第86条提起诉讼,要求营利法人承担节约资源、保护生态环境的社会责任。(19)

   《民法总则》第132条规定禁止权利滥用,其判断基准应包含绿色原则。具体案件中,民事权利行使或与权利行使密切相关的行为违反绿色原则,造成生态环境损害等公共利益损失及他人合法权益损失显著大于权利人所得利益,即构成权利滥用,(20)权利人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不发生权利行使本应发生的法律效果,承担损害赔偿或其他相应的民事责任。(21)由于民法典分编以民事法律关系的内容尤其是权利类型区分和安置不同规范,《民法总则》第5章确认的权利类型及次级原则对应于民法典各分编,所以经由第132条禁止权利滥用,绿色原则可对解释适用民法典分编乃至特别民法的民事权利具体行使规范产生显著的体系效益,使宪法环境保护基本价值落实到民事权利行使的全过程。

《民法总则》第143条、第153条分别从正反两面规定了民事法律行为的效力受是否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是否违背“公序良俗”的影响,包含了绿色原则的内容。民事法律行为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关于节约资源、保护生态环境的效力性强制性规范,该民事法律行为无效。若存在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效力性强制性规范以外的损害生态环境领域公共利益的民事法律行为,该民事法律行为也应因违背公序良俗而无效。(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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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19,22(02),116-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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