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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慕兰:极限发展——从长时段历史看中国社会变迁

更新时间:2019-11-21 21:26:51
作者: 彭慕兰  
国家目前在大多数沿海省份拥有的工业份额从12%到25%不等,新兴的富裕阶层在这一地区所发挥的领导作用的范围正在稳步扩大。但是在西部地区,国家继续主导着这一地区的发展,60%—80%的工业为国家所有。这很容易让人想起日益增长的社会、政治和经济的二元化。这不仅仅只是沿海地区变得更加富裕的事情,虽然这的确是事实。假如上海及周边的地区——旧的长江三角洲地区——是一个单独的国家,它的人类发展指数大致相当于葡萄牙,而贵州省大致只相当于纳米比亚。沿海地区跟海外的联系日益密切,或许更重要的是,这一地区有越来越多的人习惯于在不需要国家插手的情况下去做事情,而在内地这样的人相对较少。用本文中的术语来说,中国沿海的发展道路看起来可以被归类为“东亚”模式,而内地的发展则会让人想起其他模式——被占领的殖民地经济、苏联在中亚和西伯利亚的毁灭性的发展等等。

  

   总之,中国可能进入了这样一个时期,在此时期,中国的可以追溯到几百年前的独特的发展模式将达到它的极限。乡村工业的重要性以及重视农村社区的多元化的政治经济体制,已经在走下坡路。因为农村经济创造的就业机会大大减少(并且仍然高度集中在东部地区),广泛分配的土地使用权加上农村工业提供足够的工作机会,使得大多数人留在农村有了合理的理由,现在这种提供工作机会的能力也在减弱,同时,与世界上的大多数国家相比,中国非农业部门与农业部门的劳动生产率的比率是非常高的。到目前为止,人口稠密的中心地区进口所需的初级产品以及为其制成品寻找市场的能力——数世纪以来我们已经见证了其盛衰变化——仍在持续,但也有一些令人担忧的预测,而且这一次再也没有更大的领土可以用来扩展贸易关系。中国政府主要依靠沿海地区的税收来维持相对贫困和脆弱的地区的生态稳定,特别是北部和西部,这种能力现在也受到威胁。当中国朝西部进军以缓减它的资源问题时,持续数个世纪的面向中亚地区的温情主义(过去已经遭到严重破坏),现在显然是被抛弃了。

  

   但即使这些发展模式很快被淘汰,它们仍然极其重要。除了一个大约150年的间断,这些模式为世界上最多人口中的大多数人提供了高于全球平均值的生活水平,而且在几十年内,还有可能再次实现如下情况,即它们会为生活在沿海中心地区的重要的少数人提供某种世界上最高的生活水平。中国成功地让7%的土地养活了20%的人口,而且对全球环境造成的影响也比北大西洋的富裕国家要小得多。不是将它看作一个巨大的偏差——一个资本主义没有发生或者说没有适当发生的案例——这条通向现代世界的发展道路需要用它自己的方式来评估。

  

   本文来源于《国外理论动》(2010年第10期),原文刊载于《美国哲学学会会刊》 2008年3月号。

  

本文责编:lim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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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国外理论动》(2010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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