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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红升:反学术不端机制为何失灵?从曹雪涛事件谈起

更新时间:2019-11-21 20:29:33
作者: ​李红升  
我们并没有看到目前的主管部门存在这样一种来自顶层而下的反学术不端行为的制度性安排,包括必要的、清晰的、可操作的规则章程、组织机构、处理流程,以及发布机制。

  

   作为中国工程院的院士,中国工程院对事件做出了快速回应,但办事员的回应或许过于含糊其辞。这种含糊其辞,或许是由于办事员人微言轻,不能越俎代庖替有关领导做出决定,而更重要的原因或许是由于他并不真正清楚应该怎样处理或启动调查程序。按照2017年发布的“中国工程院院士违背科学道德行为处理办法”的规定,违背科学道德行为的调查以投诉为前提条件,而没有像南开大学和教育部相关规定中所列举的主动调查条款。显然,Elisabeth Bik既没有向南开大学举报和投诉,也未向中国工程院投诉和举报。因而,中国工程院以何种理由以及依据何种程序发起调查呢?从公布的办法中看不到法定的依据所在。这反映了上述办法显而易见的局限性。在互联网成为最主要的信息传播渠道,尤其是自媒体的影响如日中天的情况下,大量的学术不端行为被披露,往往不是通过向特定机构投诉和举报的传统方式,而是直接在网络上公开发布的方式。因此,仅仅将受理范围限定于传统的投诉和举报方式,无视网络上非定向的公开方式意味着不端行为的调查和处理范围将会大受限制。当然,网络上的巨量信息以及鱼龙混杂、真假难辨等特点,使得一旦将受理范围由实名的定向投诉扩及到网络领域,相关机构势必然面对不堪重负以及复杂性大幅增长的不利局面。但这似乎不成为限制调查范围的适当理由。

  

   总之,曹雪涛事件从曝出以来已经超过了一周,但正式的反学术不端机制并未能做出积极的、及时的响应,这无异于一种机制失灵。这一失灵反映出了众多的问题,包括:这一机制设计所存在的内在缺陷,尤其是在主管部门缺乏自上而下的、强而有力的调查和处理机制;反学术不端行为的规则可能过于粗线条并缺乏操作性,从而引发选择性的担忧,进而损害公众和学术同行对这一机制的信心;启动调查的诸多操作性问题,即由单一机构还是与其多个身份(包括现在和过去)相关的多个机构来实施调查?如若是多机构,是各机构各查各的,还是联合调查?调查委员会如何组成,是完全由内部成员组成,还是完全由外部成员组成,亦或是内部和外部成员混合组成?如何保证调查委员会不被外界干预并保持其独立性?另外,即使是对论文本身是否存在以及多大程度存在不端行为做出了专业性认定,但如何清晰准确界定不端行为所应承担的责任以及不同合作者各自的责任,也是一个挑战。

  

反学术不端机制失灵的深层原因


   前面所描述的反学术不端机制的失灵问题,仅仅是对失灵问题的表象性描述。而如何保证学术不端事件得到公平、公正、公开的调查和处理,尤其是防止学术不端事件的处理走过场、“烂尾”和不了了之,从而真正涤荡学术界的污泥浊水,还学术天地一片净土,则是一个更为重大的问题和挑战。因此,我们必须关注正式机制以外的一些更深层次的原因:

  

   学术团体(学术共同体)的自律问题。在专业分工越来越细的情况下,每个科学专业方向的研究人员规模其实很小。同行内的密切互动使得这一团体更像一个“熟人社会”。而熟人社会所遵从的一系列规范,诸如包括相互袒护在内的互惠规范,对权威的顺从和等级化,对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的集体认同感等,可能使得某个成员面对来自内外部的攻击时,为之提供团体性保护。这意味着不当行为有时很容易得到小团体的保护,科学团体也不例外。同时,一旦某些不当行为成为团体中成员的普遍状况,如同许多行业中所存在的陈规陋俗一样,对于某个成员的冒犯事实上也就等于对团体中每个成员的可能冒犯,因而会招致整个团体的一致性抵触。一旦面对上述状况,不端行为的调查或处理就难免陷入以下困境,一旦调查委员会由专业同行组成,则可能面临丧失独立性、公正性的风险;而一旦调查委员会由专业外成员组成,虽然有较高的独立性,但却面临专业性不足的风险。

  

   合作模式问题。现代科学和学术研究越来越依靠研究者之间的合作,而等级化的合作模式,诸如导师和学生之间,上下级之间,资历深浅者之间的合作模式是当前国内最为常见的合作模式。这一模式虽然也有共同的学术兴趣和信任等因素,但更大程度上基于互惠和各取所需。以导师和学生合作模式为例,被称之为“老板”的导师其实与真正的老板——企业家——毫无二致,更多地是拥有各种学术资源并组合这些资源以达到最大产出,这些资源包括资金、设备、论文发表渠道,以及决定学位授予和学术升迁的权力等,而学生更多地拥有劳务投入,以及从事实验并将实验结果转换成学术论文的能力。很显然,各取所需式的互惠合作很容易在二者间达成,而一种极端情况则近乎人身依附关系。上述模式会带来一些显而易见的问题,比如“老板”不能对学生的工作进行有效监督,甚至有意放任,那么就会引发巨大的道德风险——大量的有不同“质量瑕疵”的论文被生产出来。再比如,学生会主动地承担过失和不端行为的责任,从而为导师开脱。而这会严重影响到不端行为的责任界定以及结果处理的公平性,同时也不利于惩前毖后。

  

   网络反学术不端行为的局限。强大的互联网传播能力和非中心化特点,使其成为反学术不端行为的重要利器。从过往的经验来看,互联网既是学术不端行为被披露的最重要来源,而且由此形成的网络舆情的爆发,也成为推动有关机构调查和处理学术不端行为,从而回应公众诉求的主要动力来源。但是,过往经验也表明,这一机制的局限也是显而易见的。姑且不论网络上的“众声喧哗”和过多的”噪音”会让事件真相变得更加扑朔迷离,从而干扰调查,而更大的问题是公众关注的激情犹如潮汐效应一样,来的迅猛,去的也快,这意味着这一机制并非一种长效机制。一旦公众关注热情褪去,事件很可能变成“烂尾”事件,不了了之。

  

   科学工作者和学术团体享有其他团体所无法比拟的社会尊重,但这也意味着这一团体应该遵从比其他团体更高的道德和伦理标准,否则他们就不配享有这种尊重。因此,康德所指出的人们心中那个最高的行为准则——道德律,应该成为个人和团体自律的准绳。但鉴于自律机制在面对权势、财富和声望构成的“新神圣三位一体”的诱惑时可能会失灵这一情况,由规则和机构所构成,并以国家和法律权威为支撑的正式的、程序化、长期化的反学术不端机制的设计是必不可少的。换言之,道德自律和正式制度机制的双管齐下方可解决学术不端行为和腐败行为,而立竿见影的正式机制是当务之急。

  

本文责编:lim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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