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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光斌:以中国为方法的政治学

更新时间:2019-11-20 20:45:10
作者: 杨光斌 (进入专栏)  

  

   作为专注于共同体善业的政治学是时代性的产物,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政治学。在政治学说史中,总是有各种冠以“新政治学”、“新政治学科”之说,其实就是为了回答时代性的重大政治社会问题。如何回应时代性问题?政治学又有观念学的特性,无论是政治实践者还是著书立说者,都不是“自然人”,脑海中都已经形成特定的观念,因此,时代性政治学总是免不了观念之争乃至政治理论争论。但是,时代性和观念性的政治学,说到底是为了解决“在地性”问题。这其实是政治学的“主体性”身份,这就离不开本国本地的社会条件而形成政策方案或者建构政治理论,这是自亚里士多德以来政治学一以贯之的传统,偏离这一传统而招致的政治灾难在世界政治史上不胜枚举。因此,政治学首先是“本国中心主义”立场的治国理政学说。这一立场意味着地方性经验不仅可以产生地方性知识,还应该产生基于地方经验的政治学方法论。这是政治学乃至整个社会科学发展的一般规律。

  

   在改革开放中建立起来的中国政治学学科,40年来,其学科建制和研究主题具有与时俱进的品格,体现了鲜明的时代性特征。刚刚恢复的80年代的政治学,可谓“政治体制改革学”,目标是现代化和民主,关键词是党政分开、机构改革和废除终身制等,这一时期大量的现代化研究被介绍到国内。到了90年代,政治学开始走向学科建制化,并发生了分野,其中一个方向是以西方政治思想史研究为基础的政治哲学研究,西方的自由主义民主理论被系统地译介到国内;另一个方向是研究转型,从宏大问题关怀转向基层政治调研,形成了堪称学派性质的“华中学派”。到了21世纪头10年,政治学研究的主题是党内民主、协商民主等民主形式;党的十八大之后,研究的重点则是国家治理现代化。对于中国政治学的发展历程,已经有系统的梳理和研究,本文不再赘述。

  

   本文重点要阐述的是中国政治学的发展方向问题。作为改革开放事业组成部分的政治学,在文明互鉴中经历了激烈的政治思想斗争而依然能够坚守阵地并逐步发展壮大,初步建立起自主性政治学理论体系和话语体系。作为学科的政治学虽然只有几十年的历史,但其研究对象并不局限于时代性问题,并因其扎根于中国历史和中国大地之上,享有无与伦比的知识资源和智慧源泉,进而为形成“以中国为方法”的中国政治学提供了可能。

  

一、在文明互鉴中成长的政治学:建构民主话语体系


   改革开放不但是管理体制上的学习创新,还意味着思想文化上的文明互鉴。改革开放之前的很长时期内,由于只有政治意识形态而无经验性社会科学研究,国外社会科学理论随着开放政策蜂拥而至。在政治学理论方面,如果说20世纪80年代传播的主要是现代化理论,90年代西方的自由主义民主理论被大量译介到国内,21世纪流行的则是基于民主理论的治理理论。西方理论在中国政治学的流行总是晚10年左右。在西方政治学理论脉络中,流行于20世纪50—70年代的现代化和政治发展研究,是国家建设理论体系,即发达国家的国家建设模式和后发国家如何建设的问题。到了80年代,政治发展理论开始衰落并让位于民主化理论,其实这是对国家建设理论的简单化,即把民主化视为国家建设的全部。到了90年代,伴随着民主化研究的推进,强调个体权利的治理理论又开始流行。可以认为,民主理论和治理理论依然是现代化理论体系的延伸。

  

   这些一波又一波概念新鲜的理论,在一定时间内曾使国人应接不暇,真伪莫辨。尤其是在20世纪80—90年代,因为中国社会科学经历了长期空档,中国人对大行其道的政治发展理论、民主理论等,多是编译和传播,少有自主性研究。但到了21世纪,接受过系统社会科学训练的中国学人,面对新概念新理论,开始有能力与之对话,并在批判性研究中建立起与民主理论相关的自主性话语体系。这主要体现在对民主、治理、合法性等民主理论“家族概念”的反思与建构上。民主家族概念的流行事实上变成了一种思维方式、一种评价标准,因此有无自主性概念兹事体大。

  

   民主理论。民主是中国人的百年追求,10年“文革”的教训更让中国人体会到民主的重要性和迫切性。但是,我们要什么样的民主、如何建设民主、民主的社会条件是什么,在这些事关国家前途命运的根本问题上,当时的中国政治学并没有答案。中国人的这种追求碰上了第三波民主化浪潮,苏联在民主化浪潮中翻船,“历史终结论”甚嚣尘上,自由主义民主被视为人类最终、也是最好的制度形式。如果说古典自由主义的代表作翻译在八十年代就已基本完成,90年代则以译介新自由主义作品为主,很多学人的民主观深受其影响乃至被重新塑造。具体而言,自由主义民主的奠基者熊彼特、罗伯特·达尔和萨托利的民主作品被系统翻译出来,中国学人也毫不吝啬地引用和运用他们的观点。根据中国知网学术期刊数据库的统计,1990—2015年,引用熊彼特观点的论文有8305篇(其中包括经济学的引用),引用罗伯特·达尔的论文1279篇,引用萨托利的3104篇。引用他们当然主要是为了研究民主问题。同一时期,以论文主题计算,“民主化”13312篇,“公民社会”5900篇,“自由民主”1960篇,“选举民主”1195篇,“民主转型”567篇,“民主巩固”151篇。由此可见这些作者在中国政治学界的影响力和指向自由主义民主的民主化研究的热度。

  

   什么是自由主义民主呢?简单地说,熊彼特将人民民主置换为“选举式民主”,民主从此从人民主权的实质民主变成以选举为中心的程序民主。沿着“熊彼特民主”命题,萨托利根据二元对立的哲学观,在语义学上缜密论证了选举式民主,认为有竞争性选举才是民主,否则就不是民主;达尔则主要围绕自由和选举两大要素,提出自由主义民主的7大标准。几代民主理论家完成了民主等于选举、选举就是民主的“选举式民主”的理论建构。在此基础上,诸如“自由之家”等非政府组织,干脆以个人自由和竞争性选举两个标准建立起衡量国家好坏的“自由之家指数”。

  

   在20世纪90年代之前,国人还能在哲学上对资产阶级民主持批判性思考,但是当资产阶级民主被改造为自由主义民主后,国人几乎全无招架之力。以“选举式民主”为尺度的自由主义民主理论在中国迅速成为显学,传统的实质民主观转变为唯一的程序民主观,并成为一种价值评判标准,乃至道德标准。在这种泛道德化的政治语境下,对“选举式民主”作学理上的批判性分析尚且困难,更别说反对“选举式民主”的制度性主张。但是,随着一批学者在90年代中后期以来从美国留学归来,这一局面逐渐改观。因为他们深知民主在西方国家成长中的地位和角色,也了解民主在比较政治发展中的作用。大约从21世纪开始,政治学界从批判“选举式民主”出发,推动了民主观的又一次转型,即从程序民主到实质民主、从选举式民主到“治理民主”的转变。

  

   进入21世纪,陆续有了深入反思和批判“选举式民主”的学者,其中针对“民主迷信”的批判在当时可谓石破天惊之举。有学者指出,民主制是社会条件的产物,是阶级政治、利益集团政治的制度安排,而中国政治从一开始就是以“正”为导向的贤能政治,并以新加坡政体为蓝本,提出“咨询型法制”。“民主迷信”之说在当时引起轩然大波,这在普遍相信“民主万能”的时代是可以理解的。但是,真相是遮不住的。俄罗斯转型的不堪后果,促使海外中国学者全面系统地重新认识西方民主,并在系统地介绍西方民主历史中反思和批判西式民主,尖锐地指出“选举式民主”其实就是“选主”政治,从而全面提升了中国人关于西式民主的知识水平和认知能力。关于自由主义民主更深层的认识是,大众民主是社会主义运动的产物,民主具有社会主义属性,西式民主理论是以自由主义框定民主,达到“去社会主义化”的目的。更重要的是,对于转型国家而言,一定要认识到,即使接受西式民主,社会条件也比民主形式更重要。为此,有学者提出“民主的同质化条件”——国家认同、信仰信念和社会平等,没有这些社会条件,民主失效是常态,有效民主是非常态。这种基于对正在发生的世界政治现实的认知,产生了相应的政治影响,有助于增强坚持社会主义民主和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理论自信。就民主模式而言,基于民主的社会条件,有研究提出了民主的价值模式和实践模式之分,其中实践模式(如竞争性选举或者协商民主)只有与特定的价值模式(如自由主义或者其他文明体系)相适应,才是有效的。价值模式—实践模式概念与“民主的同质化条件”一道,在实践上回答了西式民主普遍性困境的根本原因,在理论上与西方笼统的“民主模式”之说做了区隔,西方的民主模式意味着世界上只有一种实践模式(党争民主)可行。

  

   谈民主不能不涉及政体理论,因为民主本身是政体维度上的。有学者指出,西方之长在于“政体思维”即政体决定论,而中国之长在于“政道思维”即如何治理国家,“道”为本,“体”为用。这种区分有其道理,但基本上还是对西方政体理论的肯定。政体理论是西方政治学的主轴,长期以来国内学术界主要从政治哲学上研究西方政体理论,聚焦于个人的政体思想研究,基本上是书摘式述评,难有重大突破。近年来,国内年轻学者从政治学方法论的谱系出发,发现二元对立的政体观只是冷战时期行为主义政治学的产物,古典政治学、行为主义之后的比较政治经济学和历史制度主义,都是连续性光谱上的近似值政体观,而非冷战政治学的二元对立政体观。这种研究有助于走出流行的二元对立政体观之迷思。

  

   破是为了立。这是中国政治学乃至整个中国社会科学的困难所在,做到了“破”才能“立”。比较而言,西方社会科学就是一个“立”的过程。那么,怎么“立”的呢?

  

   不得不说,中国政治学的“立”也得益于西方政治学的量化方法论训练。西式民主观就是程序民主,是把民主等于选举的二元对立思维,那么中国人的民主观到底是什么样的呢?台湾大学朱云汉教授负责的亚洲民主观动态调查(Asian Barometer Survey)项目,为中国人的民主观提供了被学术界广泛应用的数据。据此而得出的结论是,中国人固然想要民主,但中国老百姓想要的民主,实际上更符合孔孟的民本思想,而不是西方意义上的选举民主,中国老百姓更多是用“民主”这个词来表达“民生”诉求或者形容他们的理想;人民是以多元化标准在评价政府,而这种评价并非简单的选举就可以满足。亚洲民主观动态调查2015年对中国大陆地区的抽样调查结果,恰好佐证了中国人的民主观是一种在复合型基础之上,以治理为主要诉求的民主观。

  

基于中国人以治理为主要诉求的民主观,有学者提出了区别于西式代议制民主的中国代表型民主。代议制民主偏重民主的形式与程序,代表型民主则侧重于实质民主,诸如政府是否有代表性、政策是否反映了人民的诉求、政治制度是否产生诸如社会正义、良治、福利、“民享”等实质效果?具体到中国的代表型民主,代表的对象是人民(代表谁),由各级干部去代表人民(谁代表)以实现各种实质的长远性利益(为何而代表),以群众路线的方式去实现民众的利益(如何代表)。“群众路线”还被称为一种“逆向参与”。政治参与是为了实现自己的利益而指向政府决策的活动,但参与者的力量分布是不均衡的,弱势群体无力通过政治参与实现自己的利益,“逆向参与”则弥补了这一制度安排上的不足。(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lim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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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社会科学》2019年第10期 P77—P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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