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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世功:中国的忧郁:香港的“去殖民化”问题与国家主权建构

更新时间:2019-11-20 20:40:15
作者: 强世功 (进入专栏)  

  

  

   2007年12月29日,香港回归十年之后,全国人大常委会做出了关于香港政制发展问题的决定,明确香港可以在2017年普选行政长官;待普选行政长官之后,可以普选立法会。当天晚上,全国人大常委会港澳基本法委员会主任乔晓阳等中央官员就一路风尘,连续在香港召开两场座谈会,就人大决定向香港社会各界释疑解惑、听取意见。这实际上是乔晓阳等人第三次与香港社会各界就政制发展问题进行座谈交流。

  

   第一次是在2004年4月。当时全国人大常委会做出关于香港特区2007年行政长官和2008年立法会两个产生办法修改的决定之后,乔晓阳等人向香港社会各界解释全国人大常委会否决了07/08行政长官和立法会“双普选”的理据,核心思想是中央的决定着眼于香港的经济繁荣和政治稳定。因为立法会普选涉及功能界别选举制度的出路,会直接影响到香港工商界和专业界的政治利益;而行政长官普选无疑会影响到中央与香港特区的关系,于香港的政治稳定尤为重要。正是基于这些考虑,中央强调香港政制发展的基本原则是“循序渐进向前发展”。因此,乔晓阳特别指出,“人大决定”的关键点在于“立牌指路”,即明确香港特区2008年行政长官和2008年立法会产生办法可以做出符合循序渐进原则的适当修改。

  

   第二次是在2005年11月。当时特区政府根据“人大决定”的精神,提出了07/08行政长官和立法会两个产生办法的修改方案。这个政改方案由于大幅度增加民主成分,获得了香港社会各界的广泛支持,但立法会内的反对派议员以政改方案没有提出“普选时间表”为由,试图采取“捆绑”办法,否决该方案在立法会通过。在这种背景下,乔晓阳等人一行与香港社会各界进行沟通,提出“两个民意都尊重”的主张,即中央既尊重反对派议员要求“普选时间表”的民意,也尊重香港社会各界支持政改方案的民意。中央希望反对派议员以大局为重,尊重社会各界支持政改方案的民意,使香港的民主发展迈出一大步。然而,反对派的大佬们一意孤行,坚持彭定康开辟的激进路线,自以为否决政改方案之后,就可以站在争取“普选”的道德高地上,再次掀起大游行,打击特区政府和中央的民意支持度,迫使中央再次更换行政长官或给出普选时间表。然而,事与愿违,反对派议员在立法会“捆绑”否决了政改方案之后,不得不承担“致使香港政制发展原地踏步”的历史责任。反对派的政治诚信和道德感召力以及社会动员能力也由此下降。

  

   这两次向香港社会各界就政制发展问题进行解释、沟通和对话的前提是,2004年4月的“人大决定”已经否决了07/08“双普选”。然而,香港反对派并没有接受主权者的决定,反而一直以争取07/08“双普选”为政治旗帜进行社会动员,甚至试图模仿台湾的“公投制宪”,推动否定“人大决定”的“公投”计划。反对派发起的否决特区政府提出的政改方案的大游行以及在立法会否决政改方案的举动,表面上是针对特区政府,可事实上却针对政治主权者。由此,香港政制发展的首要问题就是要不要尊重基本法赋予中央对香港政制发展拥有的决定权。正因为如此,乔晓阳在2007年12月29日与香港社会各界关于人大决定的座谈会的开场白中,首先给大家讲了一段生动幽默的“关公战秦琼”的故事,意指中央和香港社会各界对话、沟通与协商需要一个共同的平台,而这个共同的平台就是基本法,就是基本法所确立的国家主权,具体而言就是中央对香港政制发展拥有决定权。如果香港有人连这一点都不承认,那就没法进行对话,就会出现“你在隋朝我在汉,咱俩交战为哪般”的荒谬局面。这个历史典故太文雅,乔老爷怕香港人听不明白,又特别举了股票交易的例子,“就像A股和H股,不同交易所,没法交易。”这一下,估计香港人都听明白了。

  

  

   从1984年港英政府推动代议政制改革一直到“人大决定”中明确普选时间表,香港大约用了近40年的时间从殖民专制政体转变为彻底的民主政体,如果从1967年反英抗议运动算起,到2017年行政长官普选,刚好整整半个世纪。在这半个多世纪中,香港政治转型的动力无疑来源于中央,尤其是没有中央政府推动的香港回归,就没有1980年代以来的香港政制发展和民主改革。1984年中英《联合声明》中只规定行政长官和立法会由选举产生,但并没有规定普选问题。行政长官和立法会普选是全国人大制定的基本法中明确规定的,而且之前港英政府的代议制改革也是与中央协商同意的。在这个意义上,应该说中央政府是香港最大的民主派。

  

   然而,悖谬的是,香港一些精英人士从来不认为香港的民主普选来源于北京推动的香港回归,而认为是来源于英国人的恩赐。香港法律界普遍认为香港普选的法理基础不是基本法,而是英国政府加入、后来被基本法承认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遗憾的是,英国政府在加入这个公约时,曾经明确宣布这个公约中关于普选的规定不适用于香港。

  

   香港精英阶层中普遍存在的这种民主认同的误区,无疑是中国近代历史悲情中最令人伤感的一页。长期的殖民教育使得香港的部分精英以臣服的心态对西方世界全盘认同,丧失了对香港历史进程的客观判断力、反思力和批判力。他们在自由、平等和民主这些文化价值上,认同香港属于英美西方世界的一部分,而不是中国的一部分,因为他们(包括他们背后的西方世界)根本抹杀了中国革命对人类平等解放做出的巨大贡献,不承认中国革命在全球范围内对推进民主进程的巨大贡献。换句话说,在文化价值和政治认同上,不少香港精英内心中其实认同英国这个“国”,或美国这个“国”,而不是中国这个“国”。香港虽然以“一国两制”的方式回归祖国,可这个“一国”概念在他们心目中,仅仅是一个空洞的符号,缺乏实质的政治内容。所以,在“爱国”问题上,他们经常会说,他们爱的是祖国的河山和历史文化,而不是包含国家主权在内的政治实体。这样的爱国曾经是我们在港英殖民地下提出的爱国标准,而不能成为香港回归之后的爱国标准,否则,香港人与海外华人的爱国有什么分别呢?正因为如此,在邓小平提出的“爱国者”标准中,明确要求任何价值都可能容纳,但必须拥护香港回归,拥护“一国两制”,拥护中央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拥护中央的主权权威。

  

   从法律上看,香港回归意味着中央对香港拥有的主权从“主权权力”变成“主权行使”(参见第六章),意味着要将“一国”从一个历史文化的建构变成法律主权的建构,使其在country与state之间尽可能多地增加state的要素,这恰恰是基本法的重要意义所在。基本法之所以作为中国宪法的有机组成部分,就是因为它是一部主权建构的法律。由此,中央恢复行使主权意味着香港必然要经历“去殖民化”的阵痛,即在一定程度上抹去英国在香港统治时在港人心中留下的印迹;同时中国在香港恢复行使主权的过程中,必然要在香港人心灵上烙下新的印迹,逐步建立香港人的国家认同,这无疑是痛苦的过程。香港回归以来接连不断的政治纷争,无论人大释法、二十三条立法,还是政制发展问题,都是由于触及了香港的“去殖民化”问题,触及香港的国家主权建构,触及香港灵魂深处的政治认同。在香港未完成“去殖民化”之前,或者说香港的国家认同没有确立之前,香港政制发展不可避免地会陷入国家建构的难题中。

  

   香港政制发展就是如何落实基本法所规定的普选行政长官和立法会的问题。这个问题固然是英国撤退战略的产物,但也是中央积极回应香港市民民主化诉求的产物。在这个问题上,中央坚持的是英国自由主义的政治传统,主张循序渐进地发展民主,最终达至普选;而香港反对派则继承了彭定康推动的法国大革命式的自由主义传统,主张立即实行最彻底、最开放的民主普选。应该说,在香港民主普选问题上,中央与香港反对派的分歧是“稳健民主派”和“激进民主派”的区别,是中央主权之下地方政府的民主(即中央决定并参与到香港政制发展之中)和不考虑中央主权的独立政治实体的民主的区别,而绝非“专制”与“民主”的区别。而在“后冷战时期”的全球意识形态较量中,由于香港反对派以及其背后的西方世界掌握了“民主话语”的定义权和主导权,它们出于政治策略的考虑,将这种民主发展的速度和方式上的分歧转化为“民主”与“专制”的分歧,从而想当然地认为中央之所以不主张香港急速实现普选的根源在于中央本身就是专制政权而非民主政权。由此,香港政制发展问题在“民主派”的话语中就被建构为“中央vs.香港”和“专制vs.民主”的问题。而香港反对派的这种话语建构策略,不仅成功地将中央置于政治上的不利地位,而且也遮蔽了自己在国家认同问题上面临的道德困境,因为香港政制发展问题表面上是民主化问题,其实质上则是香港繁荣稳定和国家主权建构问题,前者涉及香港内部如何应对“民粹主义”,后者则涉及民主化的香港是否挑战中央主权从而影响香港的稳定。而中央思考香港的政制发展恰恰抓住了这个问题的政治本质。

  

  

   香港的民主化问题首先要处理工商精英与基层大众的关系。1925年中国共产党推动下的省港大罢工就是基层群众反对资本家的政治斗争,它实际上开启了香港民主化的第一波,这一波民主化直到1967年反英抗议运动达到了高潮,前后都被港英政府残酷镇压了。1980年代港英部署撤退计划中推动的政制发展问题可谓民主化的第二波,这一波民主化从开放工商专业界的功能界别选举开始,到彭定康代议制改革推动的1994/1995年立法会和区议会直选达到了巅峰。香港回归之后,从2000年以来,香港社会针对金融危机导致的经济萧条、网络泡沫以及“非典”的打击,提出了反对“官商勾结”、“利益输送”的口号,应当说这是民主化的第三波,它在2003年7月的大游行中达到了高潮。香港的民主化过程无疑包含了工商精英与基层大众的政治利益分配,可由于香港处在中英两国主权较量的国际关系和香港回归祖国这个更大的结构性变迁的背景下,工商精英与基层大众的民主化问题不可避免地与反对殖民主义的“反英抗暴”问题、“民主抗共”和“踢走保皇党”等更大的主权政治问题联系在一起。这意味着香港的民主化从来都不可能是单纯的香港内部利益关系的调整,而不可避免地涉及国家主权建构问题,因为香港从来不是一个独立的政治实体,而一直是中国的一部分。

  

在香港回归初期,中央在香港可依靠的政治力量只有传统左派。为了改变由于1967年反英抗议运动导致的香港工作“一左二窄”的被动局面,中央在1980年代的重要工作就是统战工商界,防止资本家撤资,影响香港的繁荣和稳定。应当说,1980年代中央的香港政策只有两个最高目标:一是香港必须回归,二是在保持香港繁荣稳定的前提下回归。“一国两制”这个独特的国家体制建构正是为了服从这两个最高的政治目标。在中央的决策思维中,所谓“繁荣”就是要确保“两制”下香港的资本主义制度不变,而资本主义制度的核心就是要保证资本家的利益;“稳定”就是理顺香港社会内部的政治关系,理顺中央与香港的政治关系,前者要照顾工商界的政治利益,后者要确保国家主权和爱国者治港。经济“繁荣”是政治稳定的前提,政治“稳定”是经济繁荣的保证。(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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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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