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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祥华:论食品安全企业标准的法律性质和法律效力

更新时间:2019-11-20 07:34:04
作者: 曾祥华  
属于特殊情况,不排除继续采用备案制度的可能。

   需要说明的是,目前的主流观点是,违反食品安全标准(包括企业标准)承担违约责任不以造成实际人身损害为前提。

   有学者根据网络检索统计,在筛选的107 个“合同纠纷”典型案件中,采用企业标准的只有5个,比例仅为 4.7%。14这说明在司法实践中以企业标准作为合同纠纷裁判依据的情况并不是很多。

   2.食品安全惩罚性赔偿责任中的企业标准问题

   民法学界大部分学者认为,食品安全惩罚性赔偿责任不仅可能是侵权责任,还可能是违约责任。赔偿性责任与补偿性责任可以并行不悖,最高法院发布的典型案例也表明了这一立场(见下文)。食品损害赔偿案件可适用的法律有多部:不仅有《食品安全法》,还有《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产品质量法》、《侵权责任法》、《合同法》,司法实践中适用各部法律的案例情况都存在。也有学者主张《食品安全法》关于“十倍赔偿”的规定属于特殊的侵权规范,15本文无意介入学术纷争,采纳大多数学者认同的主流观点。从逻辑上来说惩罚性赔偿与违约责任不能并列,本文将惩罚性赔偿责任与违约责任分开论述,只是因为惩罚性赔偿责任具有突出性。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食品药品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5条第二段规定:“消费者举证证明因食用食品或者使用药品受到损害,初步证明损害与食用食品或者使用药品存在因果关系,并请求食品、药品的生产者、销售者承担侵权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但食品、药品的生产者、销售者能证明损害不是因产品不符合质量标准造成的除外。”这里最高院的基本取向是在食品安全侵权领域采取无过错责任或者严格责任。传统上侵权责任的构成要件包括四个:行为的违法性、损害、加害行为与损害之间的因果关系、行为人的过错。随着现代社会科学技术的发达,社会风险加大,很多损害造成之后,难以查明过错甚至因果关系的存在,因此在特殊领域实行无过错责任原则。上述司法解释只提及“损害”、“因果关系”两个要件。但是,《食品安全法》第148条规定的“十倍赔偿”的前提条件是“生产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或者经营明知是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这说明立法上对生产者和销售者是区别对待的,经营者承担责任以“明知”为前提,其实就是承担过错责任。事实上是生产者、销售者是否承担责任与其所生产经营的食品是否符合食品安全标准有密切关联。因此,该司法解释的第6条(见前面引述)关于食品安全标准的规定不仅适用于确定违约责任而且也适用于侵权责任。?

   问题是在违约责任和侵权责任中食品安全企业标准的作用是否有所不同。如前所述,笔者以为在食品安全企业标准严于国家标准或地方标准的情况下,依据企业标准判断是否承担违约责任有一定的合理性。那么在确定侵权责任时,是应该以这种高标准为依据还是以国家标准或地方标准为依据?司法解释的态度非常明确地采用了前者。但是,问题不是不可以讨论。也有学者指出采用企业的高标准判定侵权赔偿责任会形成过度威慑,阻碍企业创新动力。16因此,笔者赞成在企业制定高标准的情况下,不能以企业标准作为“十倍赔偿”的依据,应当采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55条的规定处理,实行“三倍价款赔偿”或“二倍损失赔偿”。建议最高人民法院对上述司法解释做出适当修订。17

   在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典型案例“皮旻旻诉重庆远东百货有限公司、重庆市武陵山珍王食品开发有限公司等产品责任纠纷案”中,法院认定存在的问题有两项涉及食品安全标准: 1、山珍公司未按卫生部门的通知要求进行食品安全企业标准备案,其企业标准过期后继续执行该标准,违反食品强制性标准的有关规定;2、该食品预包装的标签上没有标明成分或者配料表以及产品标准代号,不符合《食品安全法》的有关规定。其中第一项涉及企业标准,法院认定未按要求备案或者使用过期的企业标准属于违反食品安全标准的行为。这是法院在具体案件判决中对“违反食品安全标准”进行的扩大解释,这种解释符合《食品安全法》的精神。另外,本案中原告并没有举证受损害的事实,法院仅凭原告购买被告生产的食品和被告的产品违反食品安全标准即做出判决,可见是否违反食品安全标准是一个很关键的判案依据。这与上述司法解释第5条第2段以及原《食品安全法》(2009)第96条的规定不一致,两者都要求受损害的事实的存在是承担侵权责任的前提,也与新《食品安全法》第148条的要求不一致。

   顺便提及的是,从绝对的意义上说,食品安全标准是一种法律上的最低要求,是一种底线,符合食品安全标准不一定就是安全的,即使是国家标准也是如此。但是,国家标准、地方标准与企业标准的地位、权威和效果还是有区别的,符合国家标准或地方标准的免责效用,肯定高于符合企业标准的免责效用。

   讨论食品安全企业标准的法律效果不得不提及其刑事法律效果。《刑法修正案(八)》修改完善了生产、销售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罪和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新增食品安全监管失职罪。《食品安全法》第121、138、149条的内容均涉及刑事责任。“两高”也联合发布了《关于办理危害食品安全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该司法解释有20处提及食品安全标准,但是无一处单独提及企业标准。在最高院发布的刑事典型案例中,笔者也未发现提及企业标准的情况。因此,为了避免脱离实践基础的主观臆测,关于食品安全企业标准的刑事法律效果本文暂不讨论,有待后续观察。

   总结前述内容,笔者建议在将来修订《食品安全法》时应当进行调整,将食品安全企业标准与国家标准和地方标准分开处理。

  

   四、并非多余的余论:不得不说的行业标准

  

   本文的主题本来是讨论食品安全企业标准,但是却不得不说说食品安全行业标准。如前所述,《食品安全法》排除了行业标准和团体标准。无论是在立法中还是在司法解释中不得不借重食品安全企业标准,客观上抬高了企业标准的地位和作用,其原因除了行政机关的力量有限、无法制定出所有食品的安全标准之外,主要在于行业标准或团体标准的缺失。

   按照《标准化法》的规定,“行业标准由国务院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制定”,团体标准由“学会、协会、商会、联合会、产业技术联盟等社会团体协调相关市场主体共同制定”。因此,我国的行业标准其实是行政标准,而团体标准倒是近似于国外的行业标准。2009年《食品安全法》制定之时,为了避免各类标准之间的冲突,将食品安全方面的农业标准、质量标准、食药标准、卫生标准统一为食品安全标准,由国务院卫生部门会同食药监管部门制定,两部门制定的食品安全标准自然上升为国家标准,官方制定的行业标准不再存在。在西方,行业标准与协会标准近似。标准的来源主要有三个: 政府、产业协会和企业,后两者属于由私人主体制定的标准,它们数量众多。18在中国的食品安全的三种标准中,国家标准、地方标准其实都是官方标准,企业标准是纯粹私人标准,而恰恰缺少了中间地带——行业标准(团体标准)。

   尽管取消行业标准客观上是由统一各部门制定的行业标准所致,但是,立法者还是显示了对行业协会、学会、商会、联合会等社会组织的行业自治的不信任。19这与加强食品安全社会共治的理念相矛盾。食品安全是一个社会难题,仅凭政府根本无法完成治理的任务,必须发动全社会的力量,国家行政应当实现向公共行政的转换。2015年《食品安全法》修订的理念已经有所转变,但是,关于食品安全标准的内容基本没有变化。中国食品安全治理的历程与欧美不同,是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度的历程,政府的理念有一个转变的过程。尽管目前已经发生较大变化,比如最新修订定《标准化法》将企业标准备案制度改革为自我声明公开制度,但是长期形成的政府只相信自己,不信任社会组织和市场的观念还难以彻底转变。

   一个橄榄型的社会才是一个容易稳定的社会,食品安全治理也是同样的道理,只设官方标准和企业标准这两“极”标准而让行业标准缺席,导致食品安全标准的不健全、不平衡,缺少“中间地带”。如此以来,食品安全执法和司法只能在两端之间跳跃,在官方标准不足的情况下,不得不倚重企业标准。因此,建议今后修订《食品安全法》时,将真正具有自治性质的行业标准(非官方标准或团体标准)纳入食品安全标准的范畴之内。在美国,私人主体制定标准也是优缺点并存,行政机关并没有轻易地否定其存在的必要,而是去协助解决相关的问题(这也与美国行政机关对自身不足有清醒的认识相关)。20借鉴国外的经验,我们也要倡导公私合作规制。值得欣喜的是,2015年国务院《关于印发深化标准化工作改革方案的通知》中已经清楚地指明问题所在,提出了“培育发展团体标准”的要求,期待该通知的精神得以在食品安全治理中落实。

   注释:

   基金项目:中国法学会项目“食品安全治理中多元化权利救济机制研究”(CLS(2017)C04)。

   1林来梵著:《宪法学讲义》,法律出版社2015年版,第360页。

   2张千帆著:《美国联邦宪法》,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第263页。

   3林来梵著:《从宪法规范到规范宪法:规范宪法学的一种前言》,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116页。

   4文松山:《技术法规与强制性标准》,载《冶金标准化与质量》1995年第1期,第17-18页;文松山:《再论技术法规与强制性标准》,载《中国标准化》1996年第4期,第7-9页。

   5王艳林、杨觅玫、韩丹丹:《论食品安全法中的企业标准——对<食品安全法>第25条的注释与评论》,载《法学杂志》2009年第8期,第72页。

   6李良平:《企业标准四论》,载《城市技术监督》1994年第2期,第25-27页。

   7卢玉平、王祖谈、严秀华:《企业标准具有强制性》,载《中国标准化》1994年第11期,第22页。

   8伍劲松:《食品安全标准的性质与效力》,载《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3期,第12-16页。

   9宋华琳:《中国食品安全标准法律制度研究》,载《公共行政评论》2011年第2期,第30-48页。

   10沈岿:《食品安全企业标准备案的定位与走向》,载《现代法学》2016年第4期,第49-59页。

   11齐月升、姜伟:《论企业标准的监督与管理》,载《交通标准化》,2003年第4期,第17-19页。

   12宋华琳:《论行政规则对司法的规范效应——以技术标准为中心的初步观察》,载《中国法学》2006年第6期,第122-134页;伍劲松:《食品安全标准的性质与效力》,载《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3期,第12-16页。

   13柳经纬:《合同中的标准问题》,载《法商研究》2018年第1期,第127-136页。

   14张奥申等:《 “标准”在我国司法裁判中的运用实证研究——以《合同法》第六十二条第一项为视角》,载《法制与社会》2016年第8期(上),第129-130页。

   15艾尔肯、张榆:《论〈食品安全法〉中的惩罚性赔偿责任》,载《辽宁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4期。周江洪:《惩罚性赔偿责任的竞合及其适用》,《法学》2010年第4期。?

   16叶延玺:《论惩罚性赔偿的可保性》,《河北法学》2016第3期,第48-57页;李友根:《论多倍赔偿的基数确定——最高人民法院第 17 号指导案例研究》,载《南京大学学报( 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 2015年第 1期,第12-23页。

   17王毓莹:《食品药品民事纠纷案件审理中的十大难点问题》,载《人民司法》2014年第8期,第4-7页、

   18Mark A. Lemley,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and Standards Setting Organizations”, 90 Cal. L. Rev. 1889, 1903, 1973 - 80 ( 2002).

   19高秦伟:《私人主体与食品安全标准制定——基于合作规制的法理》,载《中外法学 》2012 年第 4 期,第721-741页。

   20高秦伟:《私人主体与食品安全标准制定——基于合作规制的法理》,载《中外法学 》2012 年第 4 期,第721-741页。

   作者简介:曾祥华,男,河南商城人,江南大学法学院教授、法学博士。

   文章来源:《杭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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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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