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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原:“强干预”与“弱干预”:社会学干预方法的两条途径

更新时间:2006-11-28 21:53:23
作者: 沈原  

  

  提要:多年来,人们对改革开放以来所创造的\"经济奇迹\"谈论甚多,而对促动这一\"经济奇迹\"的\"体制奇迹\",即权力与市场的结合,却始终着墨很少。\"转型社会学\"企图面对这一\"体制奇迹\"及其所引发的诸种问题。为此,必须努力寻求\"工具实证主义\"以外的社会学研究手段,以便有能力面对剧烈变动中的社会结构和社会安排。奠基于\"行动社会学\"之上的\"社会学干预\"或许就是有效方法之一。不过,面对中国社会转型的实际过程,这一源出于法国图海纳学派的方法,必须在原则和技术上都有所改进。嫁接\"解放社会学\"的诸原则,形成\"强\"、\"弱\"两种干预手段,可能构成一种有意义的尝试。本文结合对农民工和都市运动两种现象进行社会学干预式的研究,试图阐释\"强干预\"与\"弱干预\"的不同方式和操作特点。

  关键词:转型社会学;社会学干预;强干预;弱干预

  

  一、转型社会、转型问题与转型社会学

  

  (一)\"经济奇迹\"与\"体制奇迹\"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所取得的巨大经济成就早已为人所共知。近30年来高速度的经济增长解决了以往在\"指令经济\"体制(command economy system)下难以解决的众多经济难题,使得大多数人民的生活水平和国家的经济能力都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改善和提升。在这个不太长的时期内,中国社会就从科尔内(J .Kornai)笔下的\"短缺经济\"(shortage economy)走向了以市场经济为主体的\"丰裕社会\"(affluent society).将此种经济增长称为\"经济奇迹\"并不过分。不过,对于导致这个\"经济奇迹\"的\"体制奇迹\",迄今为止却未必为人所深切觉察:近30年来,我们的政治体制保持了高度的延续性和一致性。因此,中国的改革开放造就了一个奇特的境遇:高度总体性的国家体制与迅猛发展的市场经济并存共生、互为促进。两者的这种密切结合,在人类历史上似乎还从未出现过。由此出发,奠基于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经验之上的整个社会学的理论逻辑,似乎都在经受挑战。

  (二)\"社会的生产\"作为独特的转型问题

  转型期中国社会\"经济奇迹\"与\"体制奇迹\"的并存共生,使得当今的中国社会呈现出不同于东欧、中欧和俄国等其他转型社会的某些独具特点。在经济迅速增长的同时,\"体制奇迹\"带来了一连串出乎意料的社会后果:其中人们原本以为市场经济会自然而然地带来的那些社会范畴,如社会平权、公民社会等等,并没有自动实现,相反,它们却成为悬而未决的问题。由此可以形成一个判断:中国的转型社会虽然身处现当代的时空条件下,但生发出来的却是最古典的问题,其中之一就是关于\"社会\"的问题:作为\"自组织的社会联系\",\"社会\"究竟能否产生?如果能够产生,又会从何而来?

  \"社会的生产\"构成当今中国社会面临的一个基本\"转型问题\".虽说面对这个问题,在关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历史教科书里找不到现成的答案,但这并非意味着就没有任何可供参考的理论线索。实际上,按照\"社会学的马克思主义\"(Sociological Marxism)的理解,我们在这里所说的社会,就是波兰尼(K.Polanyi )意义上与\"自我调节的市场\"(self2regulated market )相对立的\"能动社会\"(active society),以及葛兰西(A.Gramsci )意义上与\"国家\"相对立的\"公民社会\"(civil society )(转自Burawoy ,2003).所以,我们所面对的转型问题可以被具体化为:在中国社会转型期特有的\"开放的经济+连续性政体\"的条件下,这种\"能动社会\"或\"公民社会\"究竟如何被生产出来?①「这里所说的\"社会的生产\",与图海纳(A.Touraine )等人提出的\"社会的生产\"(Productionof Society)(Touraine et al .,1973),具有不同的意义。图海纳等所谓\"社会的生产\",面对的问题是西方社会在历经世界大战、法西斯暴政等众多劫难之后,究竟是如何维持和再生产出来的。而作为\"转型问题\"的\"社会的生产\",是指社会生活的自组织机制在受到长期压抑后,在仍然欠缺某些基本前提的条件下,是否能够被再生产出来?」

  (三)转型社会与转型社会学的使命

  时至今日,未必有人再来质疑\"转型社会\"的提法了,虽说就在几年之前,还有人对这个提法抱持强烈的否定态度。但是,如何面对转型社会,如何探讨转型问题,对中国的社会学来说,却还远远不是一个已经达到高度自觉、形成集体共识的事业。中国社会学恢复重建于20世纪80年代初。在经历了长达差不多30年的\"冷冻期\"之后,它是在美国社会学的帮助下逐渐复苏的。美国社会学提供的理论和方法的训练,造就了改革开放以来最初的一代社会学家,使得他们能够着手从事最基本的社会学调查和研究工作。然而,人们不久就发现:重建的中国社会学由此而陷入一场深刻的悖论之中。这一悖论至少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就\"问题意识\"的生产而言,面对巨大的社会转型,社会学本来应当具有把握社会制度和阶级再形成的宏观眼光,培育生产宏大话语的能力,但却因遭遇\"后现代\"思潮,接受了强调\"碎片化\"的思维方式而丧失了这种能力;第二,在理论和技术方面,本来应当发展出有能力把握剧烈社会变动的理论和方法,但却接受了最适合于测量稳定社会的理论模型和技术手段,并且逐步将之奉为主流而忽略了发展其他的方法。这就窒息了中国社会学的\"想象力\",造成了它的\"错位\".面对社会转型带来的巨大想象空间,社会学很难提出振聋发聩的好问题;面对剧烈变动的社会现实,社会学也缺乏恰当的理论和技术手段加以研究和测量。所以,现实情况竟是这样:在应当讨论阶级分层的时候却去研究职业分层;在应当面对制度变迁的时候却专注于人际关系;在劳动生产过程之外去研究劳工;面对底层社会的苦难却强调\"价值中立\".实际上,近两年来社会学开展的某些大规模社会调查,就体现出上述的特点。甚至可能陷入布迪厄所嘲笑的\"社会巫术\"(social magic )那一类的手艺:它借用科学的手段来遮蔽生活现实,麻痹人们的思想,但却决不提供新的知识(Bourdieu,1999;毕向阳,2006a :282)。

  社会学跳出上述\"学术巫术\"陷阱的一条途径,就是重新定位,面对转型社会,寻找适合探索转型逻辑的社会学理论和方法,而这些理论和方法或许与观测稳定社会的理论和方法大相径庭。

  

  二、\"行动社会学\"与\"社会学干预\"

  

  (一)从\"结构社会学\"走向\"行动社会学\"

  如柯尔库夫(P.Corcuff)所说,社会学总是在一系列的\"成对概念\"(paired concepts)的争论中进展的(柯尔库夫,2000:1).\"社会行动\"和\"社会结构\"就是社会学中一对经常被使用的、但却带有强烈争议性的\"成对概念\"(唐有财,2005).自古典时期以降,社会学家们总是沿着将这对概念处理成\"二律背反\"的道路前进。大多数社会学家强调\"结构\"对\"行动\"的制约作用。从\"社会结构\"出发来处理人们的\"社会行动\",突出结构模式、社会规范和制度安排等对\"社会行动\"的支配作用,是这些社会学家处理\"结构与行动\"关系的基本思路。这条思路构成社会学的主流看法。时至今日,沿着这条思路进展的,在宏观理论层面有各式各样的\"结构主义\"和新老\"制度主义\",在微观理论层面则有以\"社会网分析\"为核心的\"结构社会学\".与此同时,另一些社会学家则强调社会行动的主导作用,并且试图在此前提下沟通\"社会行动\"与\"社会结构\"(例如,沿着马克思主义道路前进的社会学家,多半会强调\"实践\"的作用;沿着韦伯传统前进的社会学家,则多半会强调\"社会行动\"的作用).最后,按照柯尔库夫的说法,当代一些最重要的社会学家,如布迪厄等人,其最重要的理论贡献莫过于试图借助\"建构主义的提问方式\"来超越\"行动与结构\"的二律背反,达成新的理论综合(柯尔库夫,2000:3).

  我在这里提出\"社会结构\"和\"社会行动\"这对概念,并非旨在单纯从理论上探索两者的关系,而是力图从社会生活实践的角度出发,突出\"行动社会学\"(Sociology of Action)及其特有方法对于研究中国转型社会的意义。在我看来,社会学家们时而突出\"结构\",时而突出\"行动\",似乎并非纯粹的理论偏好使然。一般说来,在社会框架稳定的时期,社会学家努力发掘的多是\"结构\"对\"行动\"的支配和制约作用:看到貌似自由的行动背后,存在着隐秘的、深层的结构支配机制,发现制度和规范如何经由各种途径而被\"内化\"为人的行为动机。\"制度是如何思维的\"已将这条思路的基本特点一语道尽(Douglas ,1986).但是,至少在两种情况下,社会学会转而强调\"行动\"的作用:第一,即使在社会框架基本稳定时期,当频频出现社会运动时,社会学会强调\"行动\"的作用;第二,在社会转型期,人们力求改变基本的社会结构,而制度安排也不可能像在稳定时期那样规范人们的行为,提供基本社会生活秩序。这时,社会学更多地看到的是\"行动\"的意义和作用。①「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的赵鼎新教授较早表达了这一看法。本文形成的观点,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与他的交流。」

  因此,当我们发现运用某些主流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不仅难以面对转型社会和转型问题,甚至还会导致社会学变形为\"社会巫术\"的巨大风险时,就不得不转移我们的方向,实现从所谓\"结构社会学\"向\"行动社会学\"的转变,力求从行动的视角,从行动者的主体性和能动创造的视角,来考察转型中的中国社会。

  (二)\"行动社会学\"与\"社会学干预\"方法

  论及\"行动社会学\",特别是欧陆传统的\"行动社会学\",首推阿兰。

  图海纳(Alain Touraine)的理论和方法。诚然,图海纳提出\"行动社会学\",其在日常生活实践中的目标直指西方后工业主义的所谓\"程序社会\"(programmed society),在理论上则旨在对各种各样的\"结构主义\"进行批判,并且在这种批判中彰显行动者的主体性:在20世纪50年代针对帕森斯的\"结构功能主义\",在60年代针对阿尔杜塞的\"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在70年代以后则针对布迪厄的\"结构再生产理论\"(转自McDonnald ,2002).如丢比和韦维尔卡所说,到20世纪70年代以后,图海纳已撰写了超过一打的著作,涉及劳工、社会运动、依附社会和后工业社会等四个领域,并且开始思考为在《行动社会学》(Sociologiede lpaction ,1965)和《社会的生产》(Production de la societe ,1973)中形成的\"行动社会学\"体系寻找一套特有的研究方法,即\"社会学干预\"(sociological intervention )方法(转自Dubet ,1996a).显然,系统地论说图海纳的整个理论和方法并不是本文的任务。在这里只是挑选出我认为对\"转型社会学\"建设最有意义的三个观点,加以简单的提示。这三个观点全都根本不同于传统的社会学。

  第一个观点是对\"社会\"的不同理解。与帕森斯主义将\"社会\"理解成一系列规则、技术、功能和适应环境的反应方式不同,图海纳要求实现\"从社会到社会行动\"的过渡,并且把\"社会行动\"理解为\"社会自身的某种历史质\"(historicity )的体现。按照图海纳的界定:\"\'历史质\'即社会根据其文化模式,经由冲突和社会运动来构建其自身实践的能力\"(Touraine,1988:3).图海纳由此恢复了曾经被结构主义消解为无的历史主体(historicalagency)的概念和意义。

  第二个观点是对\"社会学研究方法\"的不同理解。按照图海纳的观点,社会学家不再是社会生活之外在的旁观者,而是社会运动的积极参与者。只有通过能动的干预手段,介入社会生活,社会学家才能形成关于行动者本身的真切知识。(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fra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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