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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天航 熊觉:理解“国家自主性”:基于概念的考察

更新时间:2019-11-20 07:10:21
作者: 马天航   熊觉  
以及所产生的影响,都因具体的场景而异。”(20)单从洞察力而言,斯考克波超越了新马克思主义的国家观,潜在自主性对自主性的存在和表现作了区分。存在不意味着被察觉,国家自主性只会在特定条件下表现出来。18世纪的法国、20世纪的俄国和中国的社会革命与一般的革命或者政变是不同的,因为它们引发了社会结构的根本性变化,社会阶级的变化自然包含其中。倘若相对自主性的生成可以概括为“阶级平衡论”,那么潜在自主性的生成就可称作“阶级失能论”。主导阶级对于国家的控制由阶级冲突而引发的对内革命以及外部战争被严重削弱了。马宏尼(Mahoney)详细梳理了法国大革命进程中那些属于国家自主性的部分,有助于我们理解国家行为是如何影响法国革命的。(21)

   与相对自主性和潜在自主性相比,“有限自主性”(bounded autonomy)(22)提供了一种功能性的界定。所谓有限,是指存在一系列的条件限制和约束了国家行动的空间,关注的是“独立却又受到社会约束的”国家如何引导后发国家融入世界经济体系。赵鼎新和霍尔(Zhao and Hall)模糊了内在自主性和外在自主性的界限,将影响国家自主性的因素概括为地缘政治、旧有的政体结构、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现有的政治制度以及文化传统。这些因素既可能扩大也可能限制国家自主性。有限自主性是一个中性概念,它对于国家能否融入世界经济体系并获得持续发展会产生影响,但结果是不确定的。有限自主性并不必然带来赶超式的经济发展,尽管越是后发国家,国家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越是吃重,然而,国家的引导或干预只是推动经济发展的要件之一,还需要地缘政治格局、国家整合程度、政权合法性和主导意识形态等多重因素的匹配。与此相比,“嵌入自主性”接近一种理想类型,并被视作发展型国家的首要特征。准确地说,用嵌入自主性解释发展型国家是一种事后解释。只有当特定的后发国家取得持久的经济增长并步入中等发达国家的行列后,赶超过程中该国的国家-社会关系才会被划归为嵌入自主性。如果这个国家步入了中等收入国家陷阱或者根本就没有改变其在世界经济体系末端的困境,那就被称作嵌入自主性不足或被归为掠夺型国家。可见,嵌入自主性作为理想类型可以被整合到有限自主性的框架中来,成为值得期待的国家自主性的发展方向。

   (二)谁的自主性:国家的主体性分析

   当我们在探究国家自主性究竟归属于怎样的组织或个人的时候,“国家主义者”的标签业已被贴在了头上。完全将国家落实到特定载体上显然不合时宜,但在特定的案例中,国家必然具体到组织和个人,他们的决策空间和执行力被看作自主性的直接表征。(23)

   1.作为顶层精英的国家

   自主性的载体被限定为顶层精英,意味着问题的关键是最高权力者的决策空间。回溯“波拿巴主义”出现的条件:“资产阶级已经消失而工人阶级尚未得到统治国家的能力的时候。”波朗查斯认为相对自主性并不是“国家结构与生产关系之间的一种直接关系,而是国家对阶级斗争领域的关系,特别是其针对权力集团的阶级和派别的相对自主性,并扩大到针对权力集团的同盟和支持力量的相对自主性”。(24)一如马克思想证明的是“法国阶级斗争怎样造成了一种局势和条件,使得一个平庸而可笑的人物有可能扮演了英雄的角色”。(25)换言之,上层阶级和派系之间的斗争与平衡成就了小波拿巴的法兰西第二帝国。马克思借此嘲讽资产阶级议会制度的虚伪和无力,而路易·波拿巴这个借助无产阶级和小农阶级支持当选的总统利用资产阶级各个派系的争斗复辟了帝制。有趣的是,法国的历史进程验证了“波拿巴主义”的时效性,1870年,当法国对外战争失败,资产阶级重新掌权后,享尽阶级平衡红利的路易·波拿巴也只能黯然退出历史舞台。所以,新马克思主义倾向于从顶层精英的视角理解国家自主性。

   斯考克波没有将国家局限在特定的统治者集团,但是由专职统治者和原生官僚制构成的顶层精英与韦伯式的现代国家还是存在根本差异。全盛时期的帝制国家凭借其强大的军事控制还能够保证地方(尤其是边疆地区)与中央的一致性,然而,随着现代资本主义的崛起,那些越是沉陷于旧制度威权的国家就越发被甩到世界体系的边缘位置。现代资本主义经济模式和地方主义的崛起对于老大帝国的转型提出了严重的挑战。绝对主义国家不再能够集中权力并贯彻国家意志。在外部资本和军事实力的强力干预下,帝制晚期的法国、俄国和中国甚至连领土的完整性都难以维系。由于缺乏有效的议事制度和社会参与机制,重大的历史转型时刻国家的命运系于专制君主的好恶,内有农民阶级的反叛以及上层地主阶级对于旧制度的维护,外有战争带来的税收和国防的巨大压力。转型的特殊时刻为专制君主创造了诸多的发挥自主性的机遇,然而,受制于国力的衰微,专制君主和精英集团所能做的事情却非常有限。

   前现代国家的决策主体集中在少数的顶层精英,很多时候仅系于君主一人,然而,时间顺序并非影响决策主体属性的唯一因素,在现代国家,政策领域的专业性和敏感程度也可以影响决策者的范围。在美国海外原料投资政策的研究中,国家的行为被看作是占据中央政府特定职位的官员行动的有机集合,这些职位包括总统和重要的部会首长,尤其是国务卿。这些顶层精英的意见和行动塑造了美国海外原材料投资的政策方向。当然,这些政策并非凭空产生的,顶层精英的选择受到国家利益的限制。具体来说,按照重要性顺序排列如下:(1)保证最大化市场的竞争性结构从而降低价格;(2)增加原料供给的安全性;(3)保证其他一般性的外交政策目标。(26)以1950年“铁幕”的全面降临为界,美国外交政策也发生了一种方向性的转变,由物质利益本位向意识形态本位转变,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大阵营之间的对立主导了海外原材料投资的政策走向,利益团体更为关心投资的直接损益,当上升到意识形态竞争的层面,物质利益的得失在一定程度上被抑制住了,从而赋予了看似弱势的联邦政府更大的选择空间。

   简言之,顶层精英作为国家自主性的载体受到时间条件和议题领域的影响,前现代国家没有成熟的官僚制,关键决策权掌握在专制君主和少量精英的手中。对于特别专业和机密的领域,比如外交和军事,无论是现代国家还是前现代国家,政策走向都不会放在社会议题中广泛讨论。只有社会化和生活化的政策议题,专业官僚、社会集团以及大众才可能不同程度地介入到决策过程中,国家的主体性边界随之发生变化。

   2.作为专业官僚的国家

   当我们把自主性的问题放置在现代国家框架下的时候,规范的官僚制度和专业化的公职人员成为国家自主性发端和扩展的根本因素。韦伯式的国家成为考察现代国家自主性的基础。(27)这个领域最为重要的议题就是国家干预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后发国家能否及如何赶超发展的问题。无论通产省引领的日本奇迹(28)还是军人专制下创造的汉江奇迹(29),抑或国民党治下中国台湾地区的经济腾飞(30),东亚地区的赶超式增长给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带来极大的挑战。愈是经济后发的国家和地区,政府干预扮演了愈发重要的角色。这种赶超主要是工业的赶超,在短时间迅速完成“进口替代-出口创汇-产业升级”甚至自主创新的过程。(31)根据东亚的发展经验,“发展型国家”(32)包括几个方面。

   首先,国家愿意并坚持把经济发展和现代化作为长远的目标,所有的活动都围绕着这个目标展开。这种意志源于落后国家或地区由战争挫败或抵抗外敌的惨痛经历而生发的现代民族主义,即罗纳德·多尔(Ronald Dore)所说的“发展意愿”。(33)其次,一个有能力规划并推动发展、且以发展为使命的经济官僚体系。查莫斯·约翰逊(Chalmers Johnson)认为,成就“日本模式”的首个要素就是“一个规模不大、薪金不高、而又具备高级管理才能的精英官僚队伍。这支官僚队伍的素质评定不应当由它所要求的薪水来衡量,而应该通过在最好的政法学院和管理学院里面展现出来的优秀学术成果和突出的竞争力来决定”。(34)进一步,“将这些官僚人才集中到一个指导性的机构(例如日本的通商产业省、韩国的经济企划院和中国台湾的‘经济部’工业局)专门处理工业转型等事项”。(35)“于是,发展的优先性得以在政策协调上显现,即政治高层的支持使得在不同领域政策的协调上,经济发展多半能够得到优先考虑。同时,经济成长的成果能够较为平均地为社会大众所分享,从而确保发展目标的优先性能得到社会长期的支持。”(36)

   相比自主性欠缺的拉美国家,东亚国家嵌入自主性的生成及其效用的稳定发挥源于一些先决条件的达成。(37)其一,国家机器强大到能在缺乏地缘政治帮助下完成土地改革。土地改革的前提是社会力量的相对薄弱,尤其是旧有的地主阶级,在经历长时间的战争或殖民统治后,丧失了对于社会的控制能力。无论改革的动力源自哪里,土地改革都意味着国家权力对于社会的最根本渗透,破坏了原有的买办和代理人,强化了国家的基础型权力。同时,上层精英借助分派土地获得了底层农民的支持,失势和碎片化的社会集团只有依附国家权力才能生存,而区隔化的社会缺乏集体行动的能力,即便表达抗议,也很快被行政和军事手段压制。(38)相比之下,拉美各国比东亚地区尽管更早地接触现代化,却始终没有彻底的土地改革(39),自然没有能力向基层渗透并整合社会力量,也就更难推行长远发展的政策。

   其二,国家能否形成并维护有利于专业精英成长的现代官僚制度和组织体系对于理解国家如何取得自主性同样重要。官僚人员和内部组织的性质与优秀官僚的素质和独立见解之间关联密切。在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官僚人员是在精英领导原则下被严格的聘用和晋升制度管制的。相反,巴西和阿根廷等国家的上层、甚至中层官员都会随着政府更迭而发生大规模的变动(40),官职成为掌权者的战利品,变动的官僚集团无法推行持续性的政策。此外,稳定性和职业化路径能鼓励官僚人员以长远的眼光作出产业政策的调整,优先考虑国家整体的利益。

   其三,“国际体系”是左右国家自主性的重要因素。二战后,美国的扶持对于东亚地区的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一种半开放的世界体系,霸权对抗前沿的国家和地区成为经贸往来和情报流通的重要平台。日本、韩国、中国台湾等位于封锁共产主义中国和苏联的第一岛链,这种战略需要保证了美国对于上述国家和地区的充足援助。拉美的地理位置降低了自身在冷战中的重要性,其资本流入主要来自国外直接投资,而这些投资和贷款有一半以上都流入到私人企业和资本家的手中,政府所能掌控的非常有限。(41)简言之,以地缘政治的功能性需要为国际背景,以经历战乱后孱弱的社会力量为内在条件,拥有坚定发展意愿的专业化官僚群体,配合战略性的产业政策和温和的分配政策,才有可能推动后发国家和地区短时间内在世界体系中由边缘达到次级中心的位置,反之,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展会非常缓慢,甚至停滞衰退。

   3.国家的二象性:作为行动者和场域的国家

不管是作为顶层精英还是专业官僚,国家都被视作特定的行动者,并且这个行动者是看得见的实体。然而,还有一种考察国家自主性的方式:作为场域的国家。这并非一种替代性的框架,而是国家的另一面向。“国家自主性与精英的自主性(无论是顶层精英还是专业官僚)没有太大关联,而是与特定的政治制度的自律逻辑相关。”(42)这些特定的政治制度是在先前的权力斗争中产生的,然后变得制度化了,后来决策者的偏好和行动都受到历史遗产的影响。我们没有否认行动者的作用,而是强调弥散的权力场域的影响,因为行动者在构建制度的同时为制度所塑造。“制度主要影响政治化行动者的合作方式,而不太涉及谁对谁发号施令。”于是,“国家在本质上是变动的社会关系被权威加以制度化的路径,它不仅把现存的社会冲突加以制度化,更是把对新冲突具有影响的历史冲突加以制度化——国家从一种被动消极的场所(经典马克思主义和多元论的观点)不是变成直观的运作者(真正精英论)的观点,(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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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学术月刊, 2018, 50(8): 80-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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