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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汉国:70年来中国近代史学科建设的成就与新使命

更新时间:2019-11-19 21:15:07
作者: 朱汉国 (进入专栏)  

  

   学科意义上的中国近代史研究是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才开始的。回顾中国近代史学科的建设和发展,可以说,70年来中国近代史学科建设所涉及的各个方面,无论是学科体系,抑或是研究内容、研究领域、研究方法等,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在中国历史学这个大门类中,中国近代史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已趋向成熟。70年来,中国近代史学科建设的成就突出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学科体系的确立与发展

  

   综观70年来中国近代史学科建设所取得的成就,首先体现在确立学科体系的一系列问题上,由认知分歧趋于一致。如何建设中国近代史学科体系,涉及如何确定学科研究的时限,如何认识历史发展的基本线索等问题。在对这些问题的认知上,都经历了由分歧到相对统一的过程。

  

   1.关于中国近代史的研究时限

  

   中国近代史的研究时限究竟从何时开始,止于何时?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学术界未形成共识。早在新中国成立之前,就有学者撰写了不同版本的冠以《中国近代史》的著作。如李鼎声、陈恭禄、蒋廷黻、范文澜等都出版了以“中国近代史”为名的著作。翻阅他们的著作,在“中国近代史”时限上并不一致。虽然他们大多主张把鸦片战争作为中国近代史的开端,但下限却各不相同。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近代史学科建设迈上了快速道。学人开始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去思考及辨析近代中国发展的历史,构建中国近代史学科体系。学人一个普遍的认知,即近代以来的中国历史是中国人民反抗外来列强侵略进行革命斗争直至胜利的历史。近代以来的中国革命史,以五四运动为界,又划分为新、旧民主主义革命两个时期。1840年至五四运动,是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1919年五四运动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为了明晰中国新、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区别,也是为了凸显中国共产党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意义,学人在构建中国近代史学科体系时,开始明确把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历史规定为中国近代史,把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历史规定为中国现代史。从1950年代至1980年代出版的有关《中国近代史》或《中国现代史》著作,其各自的研究时限大体如此。如林增平、李侃等的同名《中国近代史》,其时限均为1840—1919年;魏宏运、王桧林等的同名《中国现代史》,其时限均为1919—1949年 。在教育部颁布的1950年代至1980年代的中小学历史教学大纲中,也明确规定:“中国近代史就是从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到1919年五四爱国运动前夕的中国历史”。其时,各高等院校历史系也是按照民主主义革命两个历史时期设置“中国近代史教研室”和“中国现代史教研室”的。

  

   然而,对于以新、旧民主主义革命来划分中国近代史、中国现代史学科时限的做法,在1950年代就有学者表示了不同的看法。李新、荣孟源等基于中国社会形态变迁的视角,认为中国近代史的时限应为1840—1949年。李新认为:“从1840年的鸦片战争起直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止,这个社会性质是基本上没有改变的。因此没有理由把它划分为近代史 (1840—1919) 和现代史 (1919—1949) ,而应该把它写成一部完整的包括整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时代的通史。”“为了方便起见,把它称为近代史也是可以的。”荣孟源也撰文指出:“有人说,中国近代史的断限应从1840年起,到1949年止。我赞成这个意见”。他说:“从鸦片战争起,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中国社会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革命性质是民主主义革命,这一百一十年的历史应该作为一个历史时期,叫做中国近代史。”

  

   1978年改革开放后的一段时间里,虽然学术界的主流认知仍以五四运动为界来划分中国近代史和中国现代史,但在一些有关中国近代专门史的著作中,人们开始“破界”。如范明辛等编著的《中国近代法制史》 (陕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何君启等主编的《中国近代体育史》 (北京体育学院出版社1989年版) 等,其所述的“中国近代”,即为1840—1949年的中国历史。1990年代以后,又出现了“破界”的中国近代通史性著作。1999年,张海鹏主编的以1840—1949年为时限的《中国近代史》,由群众出版社出版;白寿彝总主编的《中国通史》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其近代部分即为1840—1949年的历史。

  

   2001年,教育部颁布新的《义务教育历史课程标准》明确指出,“中国近代史始自1840年中英鸦片战争爆发,止于1949年南京国民党政权覆亡”,“是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逐渐形成到瓦解的历史”。2007年和2012年,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的《中国近现代纲要》 (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 和《中国近代史》 (高等教育出版社2012年版) 相继出版,这两部高校教材都明确把近代史学科研究时限定为1840—1949年。应该说,这是官方对中国近代史研究时限作出的一种制度性确认。

  

   迄今,虽有个别学者对中国近代史学科的研究时限仍有一些异见,但1840—1949年为中国近代史,已成为学术界的主流认知。

  

   2.关于中国近代史发展的基本线索

  

   如何认识中国近代史发展的基本线索,是确立中国近代史学科体系的另一个关键问题。在这一问题上,学术界的认知也经历了发展变化的过程。

  

   早在1949年之前,学人在论述中国近代史时,对近代以来的历史发展线索就表达了不同的认识。其中,代表性认识有两种:

  

   一种是向西方学习的“近代化”认知。1923年,梁启超在《五十年中国进化概论》中从中西文化差异的视角勾画了中国近代史发展的主线,即向西方学习。此后,蒋廷黻在梁启超“西化论”的基础上,揭示了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近代化”线索。他在《中国近代史·总论》中指出,近百年的中华民族根本只有一个问题,即中国能否近代化?走向近代化,是贯穿蒋氏著作的主线,也是其评价近代中国历史人物、历史事件的标准。

  

   另一种则是反抗外来列强侵略的“革命史”认知。1939年,毛泽东在《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中提出了著名的“两过程”说,他指出,近代以来的中国历史,就是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主义相结合,把中国变为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过程,也就是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过程。与此同时,一些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在论述中国近代史时大体都持此认识。例如,李鼎声所著《中国近代史》明确声明,撰写此书的目的就是要“暴露国际资本的群魔,怎样从中国吮吸膏血来膨胀他们自身,怎样驱使他们的鹰犬,来榨取中国广大的勤劳人口,以及中国被压榨的奴隶大众,怎样用自己的战斗力量反抗此种残酷的吸血与狡诈”。他认为,中国近代史就是一部帝国主义侵华史,中国近代史的发展主线就是中国人民反帝斗争史。范文澜撰写《中国近代史》上编第一分册时基本上也是按“革命史”视角来论述的。只要翻阅该书目录,即可清晰地看到这一点。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伟大胜利。中国人民革命斗争的胜利,加之冷战格局的国际形势,极大地影响了中国人对中国近代史发展主线的认知。在此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从“革命史”的视角来认识中国近代史发展的过程,逐渐成为学术界的主流认知或唯一视角。在这方面,胡绳作出了特殊的贡献。1954年,胡绳在《中国近代历史分期问题》一文中依据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的观点阐释了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主线是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他强调,讨论中国近代历史的分期,就是要揭示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及其演进脉络。而中国近代历史的发展主线,就是在近代中国几乎无处不在的阶级和阶级斗争。从阶级斗争引发革命,由革命推动历史进步,这就是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基本线索。据此,胡绳把中国近代史主线勾画为太平天国、戊戌维新和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三次革命运动高涨”的过程 (即“三次革命高潮说”) 。胡文发表之后,立即在近代史学界引起强烈反响。随后展开了一场围绕中国近代史发展主线和具体分期的讨论。从参与讨论的论文内容和观点来看,基本上是重复和完善胡绳的观点。所以,这场讨论实际上进一步强化和传播了胡绳的观点。此后,直至1980年代,胡绳阐发的“阶级斗争→反帝、反封建革命→推动历史进步”的“革命史”观点,成为近代史学界公认的权威观点,所揭示的“三大革命高潮”为主线的近代史叙事体系也被普遍采用。

  

   1978年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明确在政治上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决定把全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重新恢复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由此而引发了学术界关于中国近代史学科体系的重新思考。1980年,李时岳在《历史研究》发表了《从洋务、维新到资产阶级革命》一文,提出了与胡绳的“三次革命高潮”说不同的看法,主张把农民战争、洋务运动、维新运动、辛亥革命看作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主线。李时岳的文章反映了学术界对以往把中国近代史简化成“三次革命高潮”认知的反思。此文的发表,在学术界引起了极大震动,促发了中国近代史学界对中国近代史发展线索的进一步思考。

  

   从1980年代开始的关于中国近代历史主题的讨论,即中国近代史究竟是一个主题 (反帝、反封建革命) ,还是两个主题 (反帝、反封建革命和争取近代化) ?而到了1990年代,又开始了“革命史范式”与“现代化范式”之争。说到底,这都是学术界关于中国近代史发展线索的重新思考。

  

   事实上,近代中国的社会性质决定了中国近代史的内容有两大主题:一是进行反帝、反封建革命,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二是争取社会近代化 (现代化) ,争取国家富强、民生幸福。中国近代史的“民族民主革命”和“近代化”这两大主题,密切关联,并行不悖,共同构成了中国近代史发展的主要线索。

  

   胡绳晚年在谈到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线索时曾明确指出:“在近代中国前面摆着两个问题:即一、如何摆脱帝国主义的统治和压迫,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二、如何使中国近代化。这两个问题显然是密切相关的”。

  

   应该说,中国近代史发展两大主题的揭示,并非是要简单地否定以往的“革命史”认知,而是力求更全面、客观、辨证地认识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线索。张海鹏在撰文分析“革命史范式”与“现代化范式”的关系时指出,“撰写中国近代史,局限于革命史的视角,可能对社会经济的发展,社会的变迁注意不够”;“反过来,如果不注意‘革命史范式’的主导,纯粹从‘现代化范式’的视角观察中国近代史,很可能改铸、改写中国近代史,而使得中国近代史的基本面貌变得面目全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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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lim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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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河北学刊》2019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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