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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祖武:谈谈史学工作者的责任和素养

更新时间:2019-11-19 20:54:56
作者: 陈祖武  

  

   我们研究历史人物的时候,会遇到很多干扰。作为史学工作者,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应当是一个基本的要求。但是,在历史人物研究中,如果历史人物的后人还在,就是一个很棘手的问题。我看研究当代中国史更是如此,因为有些老同志或他们的子女还在,如何记录和评价他们经历的历史,就很可能成为问题。现在修家谱、修族谱的风很盛行,尤其是沿海地区。这是个很值得注意的现象。我们写当代史,宣扬什么,反对什么,要在取舍之中看出我们的观点。我举评价历史人物的例子,就是为了说明我们坚持实事求是的态度,绝不能够为一些不良倾向所左右。现在有一种现象我很反感,就是有些人认为自己手上有几个钱,就可以曲解历史、篡改历史,这是很值得我们注意的。现在史学界有些人喜欢做翻案文章,还有人为吴三桂翻案。我认为吴三桂是个铁案,绝对不能翻,否则就没有是非了,就没有民族气节了。

  

   还有一个例子。最近十年来,我们做乾嘉学派的研究,这是社科院的重大项目。我个人先做了很多年,后来我们研究所的年轻学人又加进来一起做了五年。经过将近十年的努力,课题已经做完了,前期成果《乾嘉学术编年》已经出版。为什么要花那么多年的工夫做《乾嘉学术编年》?这缘于我的一个很深的学术体会。1992年,我第一次应邀到台湾访问,参加台湾“中央研究院”的学术讨论会,提交的论文叫《乾嘉学派吴皖分野说商榷》。以往学术界认为乾嘉学派分为吴派和皖派,过去我也是这么认为的。随着自己研究的深入,我觉得这样的看法还可以进一步讨论。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我逐渐形成了乾嘉学派不能够用吴、皖两派来简单划分的看法,认为应该把它们看成一个历史过程来研究。因此,我写了这篇文章到台湾出席讨论会。会上对我的发言没有什么大的反映,但是会后不久,“中央研究院”文哲研究所召开了全岛研究这个问题的学人的会议,随即把乾嘉学派的研究项目用所谓“国科会”的名义立项,由政府给了大量资助进行研究。十多年来,他们不间断地出了很多成果,而我们这边因为没有人来领头,虽然人才济济,但是不能形成合力,没有出什么成果。自从两岸沟通后,双方学术界互相之间也产生了影响,其中既有好的影响,也有坏的影响。我们这边一些人把历史问题简单化、不在历史文献上下工夫的坏风气就影响了对方,结果在乾嘉学派研究当中就妨碍了研究的深入。正是有感于此,我在1999年参加台湾第七届清代学术研讨会的时候提出,要重视乾嘉学术文献的整理和研究。我呼吁两岸的学人联起手来进一步开展这方面的工作。从那以后,我把研究所的几位年轻学人集合在一起,做《乾嘉学术编年》。我们筢梳了数百种文献,我还把整个道光以前的实录全部通读一遍,把其中关于学术史的资料找出来,然后把乾嘉时代学人的论著按人做出编年,把不同学者的资料汇集在一起,就成了这么一部卷帙比较大的《乾嘉学术编年》。为什么要做这个编年?一方面是要在学术界倡导一种从文献出发、实事求是、严谨务实的研究风气,另一方面是想通过我们艰苦的劳动来解决乾嘉学派研究中存在的问题;还有一个想法是通过自己的努力,通过和年轻学人一起劳动为研究所培养年轻的学术骨干。这部书从出版到现在,还没有见到学术界的批评。当然,我估计随着时间的推移,会有学人来批评它,我是希望有很多学人来批评、订补《乾嘉学术编年》的,因为,乾嘉时代的学术文献浩如烟海,仅靠我们几个同志花这几年工夫是远远不能做完的。我真诚希望有兴趣的学人帮我们来订补它,使它有朝一日能够再版,做成更加完善的东西。

  

三、“博学于文,行己有耻”


   下边,我再讲讲关于“博学于文,行己有耻”的问题。这也是一个学风建设的问题,是我一生的追求。这十多年来,有感于学术界和社会的风气,我把这种追求公开讲出来。现在学术界的一些风气很不好,急功近利,急于求成,对有益的古训更是早已置之脑后。孔子在讲“为学”时曾讲到要“博学于文”,这里的“文”,不是简单的指书本知识,而是指整个人文,是我们学人的学术素养。史学工作者最要讲素养,因为历史学科是讲求积累的学问,如果积累不到一定的程度,是不能取得发言权的。现在有些人浅尝辄止,急于发表文章,而且由于科研手段先进了,电脑上什么都有,写文章可以从电脑上下载,东拼西凑,很容易就能搞成一篇洋洋洒洒数千字上万字的文章。我认为这样做学问不是好办法。历史学是积累的学问,还是要多读书,要养成一天不读书就难受的习惯。

  

   除了要贯彻孔子“博学于文”的教诲,还要做到“行己有耻”,就是说要知道什么是耻辱。什么事情该做,什么事情不该做,自己脑子里要十分清楚才行。现在有些人拿了洋人的钱,就公然地在国外讲坛上骂自己的老祖宗,诋毁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有些共产党员拿了人家的钱,在人家那边游览一趟,回来也替人家说好话。这里面原因很多,但和一些学人不注意自身素养、忘记“行己有耻”的古训不无关系。在一些人眼里,似乎没有钱就不成其为人了,就办不成事了。我们过去没有课题费,不是照样可以做出学问来吗?现在有的课题,钱越多越靠不住。因此,我们不仅要“博学于文”,而且要“行己有耻”。学人要律己,应当树立一个做人的原则,就是什么事情对国家民族有利就要做,对国家民族不利就不要做。江泽民同志在2002年到中国社会科学院来视察,提出要把做人、做学问、做事情连在一起。这个主张我最赞成。我今天特别强调孔子的“博学于文,行己有耻”八个字,以及江泽民同志的要把做人、做学问、做事情三者合在一起的话,目的在于同大家共勉。

  

本文责编:lim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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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当代中国史研究》 2006(3):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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