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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复生: “幸存者”与“债权人”:“30末”学人的启蒙主义

——以洪子诚、钱理群、李陀为例

更新时间:2019-11-18 20:46:00
作者: 刘复生  

  

  

   本文并不准备具体讨论洪子诚等人的文学史观念和研究风格,而试图从宏观层面把握他们的精神结构,理解这一代学者的某种思想实质或基座。一旦对此有所领会,他们文学研究的进路自然清晰可见。对于洪子诚等人来说,文学永远不是第一位的,借由现当代文学研究、文学创作,他们总是试图和处身其间的社会历史实践进行对话。所以,理解这一代学人的恰当方式,应该是进入他们的社会历史视野,由此才能真正理解其文学理想、价值观和方法论。在他们那里,文学和历史实践从来都是紧紧缠绕在一起的。不难看出其学术研究背后的社会历史关切,某种意义上说,这正是他们从事文学研究的根本原因和深层动力,他们在特定语境下鼓吹“纯文学”和审美的自律性,其实都是一种特定的修辞而已。

  

   洪子诚、钱理群、李陀三位先生都是1939年出生,如果这份名单的标准放宽,还可以包括同年出生的吴福辉等人,姑且可称他们为“30末”学人。当然,这只是用来描述一种特定的知识态度、一种精神立场的公约数,未必和其生理年龄完全一致。比如,从精神结构的相似性上,完全可以将年长几岁的谢冕也纳入进来。

  

   众所周知,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30末”学人是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重要开创者和中坚力量,他们的研究奠基性地规定了文学启蒙主义的基本方向,稍后才有20世纪50年代出生的王晓明、陈思和等知青一代学者的崛起。“30末”学人一直保持着启蒙主义的底色,珍视“启蒙”的基本价值,比如关于理性和客观真理的信念、对普遍主义的现代性的追求、对文学独立价值的确信、反对独断论的自由理念、人道主义的价值观和经验主义的方法论等。这些启蒙主义信念也在他们的生活风格中打上烙印,比如洪子诚对“纯诗”和古典音乐的热爱。

  

   不可否认,这批“30末”学人一直保持着思想的活力和创造力,他们与时俱进,对启蒙主义也做出了某种反省,如李陀显得尤为彻底。但总体而言,这种反思与自我批判还是有限度、有保留的,而且和“50后”学人有着不同的风格和方向。然而,众所周知,20世纪80年代的启蒙主义后来导致了一系列问题,它所导出的社会实践方案也并没有兑现最初的承诺。因此,现代性和启蒙主义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备受质疑和批判。那么,在这种背景下,应该如何理解“30末”学人的启蒙主义?如何评价其历史意义,又如何看待他们至今仍然普遍坚持的启蒙立场?

  

   在此,有必要追问“30末”学人的初心,探究他们启蒙主义的实质性内容。他们的“启蒙”始终处在未完成状态。的确,20世纪80年代的启蒙主义在实践中发生了变形,这和它的逻辑起点不无关系,在这一点上,“30末”学人的确难辞其咎。但是,后来所发生的“启蒙辩证法”式的转折,并不能完全由他们负责。

  

   从根本意义上说,主流的体制化的启蒙主义哲学和文学,并非他们的初心和原意,而那种借由启蒙的意识形态化所展开的“新的野蛮”,也绝非他们所愿。虽然他们现在可能有时仍然使用启蒙主义的语汇,但其真实所指已经发生了转移,或者说,他们一直在以顽强的诉说强调着“启蒙”的本意。借由这种固执的招魂仪式,“30末”学人一直在试图恢复“启蒙”被玷污的原意和被扭曲的本心。他们对启蒙主义的坚持,是在以一种执拗的姿态重申尚未兑现的承诺、没有完成的方案,以及被背叛的八十年代遗嘱甚至是五十年代遗嘱。他们以中国启蒙主义演化史的见证者甚至幸存者的身份进行着对“启蒙”实践的审判。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们是在以重回“启蒙”原点的特有方式,进行着对于“启蒙”的再启蒙。虽然效果尚待评估,但这种努力本身值得同情和尊敬。至少从主观上,他们并没有背叛自己的理想。不仅如此,在新的时代语境中,他们的启蒙主义又有了新的针对性和现实意义。

  

  

   要理解20世纪三四十年代出生的这批学人的精神基底,必须重新理解他们与中国革命历史的关系,也需要重新理解他们和改革开放及20世纪90年代历史的关系。

  

   洪子诚等人都出生于1939年,分享了共同的时代命运。非个人选择的生存情境以及不平静的共和国历史进程,强有力地塑造了他们的精神气质、思想性格和感觉结构。这批学人既见证了社会主义体制的生机勃勃,也目睹了它出现问题的完整过程,更亲历过全面的政治、社会矛盾。按照一般说法,这段历史造成了时代的牺牲品——“右派”一代和“知青”一代。而“30末”这一拨人,恰恰处在“右派”和“知青”两代之间。一方面,他们比“右派”年龄小,既无王蒙式的“少共”经历,也没有被打成“右派”的资格;另一方面,他们又比“知青”年长,普遍错过了当“红卫兵”和“知青”的年龄与时机。由于这样一种历史身份的中间状态,他们缺少深刻的创伤感和历史怨恨情结。但是,他们毕竟是 “从旧社会过来”的一代人,对革命的合法性与社会主义理想有着真切体认和深刻认同。因此,他们一方面分享了“右派”和“知青”的失落感,对革命和社会主义理想进行了深入的批判性反省;另一方面,由于没有“右派”和“知青”那样的悲剧性命运转折,他们得以保持一种相对客观与淡定的态度,不易产生恨屋及乌式的偏激姿态,更不会走向颓废和自暴自弃式的自我否定,从而大幅度地偏离或背离初始的政治信念。

  

   这批20世纪30年代末出生的学人,是1980年代启蒙的中坚力量。大约从1969年开始,对“革命”的怀疑普遍弥漫开来,由此造成了20世纪60年代反体制革命精神的转向,经过1970年代的地下酝酿,到1980年代,知识界开始将目光转向近代以来西方的思想资源,尝试在社会主义文化之外寻找解放的灵感。在理性的层面上,他们或许是要告别革命,但支持其“别求新声于异邦”的激情却恰来源于反抗体制压制、追求平等自由的革命精神。李陀编《七十年代》文集的深层用意,或许即在于追寻演绎这种历史线索。

  

   如果不是迷惑于他们所借助的西方现代话语形式,而是关心这些“启蒙”呼喊的深层政治诉求,不难发现,1960年代延续下来的革命议题才是这场启蒙运动的真实内容。这也构成了20世纪80年代思想运动的反抗性色彩和解放性意义。1980年代发生的是一场以启蒙话语重申的革命回响,这种回响包含对此前异化了的革命的纠正,因而具有伟大的解放性和深刻的历史意义。

  

   共产主义革命就其目标而言与现代启蒙主义的理想性并不存在必然矛盾,极而言之,革命其实可以看作对背叛初心的“启蒙”的批判,并为变质了的“启蒙”所许诺的自由平等注入实质性内容。在具体的历史实践中,“启蒙”的“遗嘱”并没有得到真正落实和认真执行,所以,哈贝马斯才说“现代性是一个未完成的方案”。

  

   同样,共产主义也是一个未完成的方案,虽有各种主客观原因和历史情由,但这毕竟是事实。共产主义理想,简言之,是建立在物质极大丰富性基础上的普遍自由的公共生活,即所谓“自由人的联合”,它伴随着人的异化状态的消除和新的人性状态与德性的形成。“30末”学人心目中的启蒙主义正是“社会主义版本”的启蒙主义,它所针对的批判性对象,是社会主义的异化状态和具体历史实践,而非西欧式的封建主义和神权统治。当然,二者在隐喻意义上获得了某种一致性。“30末”学人的理论来源其实不是18世纪的欧洲启蒙思想,而是马克思早期“人道主义”时期的理论文本《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及苏联东欧内部抗议社会主义异化的异端思考和文学创作。新启蒙运动初期实质就是一场社会主义思想内部的自我批判运动,但在形式上,却可能表现为对个人自由的强调和对集体的再思考。这在20世纪其实是普遍性的世界现象,这种思想底色只有在20世纪90年代市场社会来临之时才能再度显现。

  

  

   因此,不难理解,“30末”学人通过文学研究呼唤人性权利,是对违反社会主义原则的压抑状态的反拨。他们对自由的肯定,其实只是在肯定被压抑的能动的历史主体性;他们本能地厌恶政治,把摆脱最糟糕的1970年代政治抽象化为反对一切政治;他们痛恨虚假的宣传,把1970年代的宣传理解为一切意识形态。正是在这样的对立中,他们把文学看作个人自由(其实是人的历史主体性的碎片形式)的最后避难所。由是,文学获得了至高价值,他们也由此获得了把文学研究作为志业的神圣感和投身其中的激情。

  

   “30末”学人对“纯文学”的热爱是“虚假”的,他们不会接受抽空社会历史内容的形式主义实验,也不会对空洞的欲望化书写感兴趣。但同时他们更不能认可“十七年”式的、与现实政治关联过于紧密的文学。他们钟爱的是社会历史中内心的痛苦挣扎、反抗绝望的悲剧感和追求理想的不竭的道德热情。洪子诚对于俄罗斯文学的热爱即是明证。而李陀对于现代主义文学的某种精英趣味,也不同于一般的先锋派,和当年的马原、格非、余华、苏童更非一类。他的思想更多地契合于西方的1968年艺术,他是中国1980年代的马尔库塞和新世纪的阿多诺。可以认为,马尔库塞《审美之维》之主旨准确地代表了李陀的想法,包括他对现代主义形式的强调以及对艺术通过自律性曲折介入现实的可能性的思考。

  

   宽泛地说,“30末”一代人都是1960年代离家出走的孩子和隐秘的继承人,他们拒不承认父亲,却摆脱不了父亲给予的血脉。他们并没有真正抛弃“人民的文艺”,却耻于使用“人民的语言”。

  

   在“30末”学人这里,“启蒙”隐含着某种革命性的维度或“社会民主主义”气质。这一点在钱理群身上表现得最为鲜明。他对知识分子责任感的强调、启蒙民众的精英立场、借由鲁迅研究打开的批判性空间,对这些都不能进行非历史的形式化的讨论,而应把握其真实的具体内涵。如果说鲁迅对“国民性”的批判,指向的是“人民的不成熟状态”和由此导致的辛亥革命的实质性失败——这构成了鲁迅小说和杂文写作的创伤性内核和贯穿性主题。那么,钱理群在“新时期”重提“国民性”问题,针对的却是20世纪70年代期间的“人民的不成熟状态”。

  

中国近代史上的三次“启蒙”,真正的核心主题都是如何造就具有成熟理性的革命主体。但很不幸的是,三次启蒙都半途而废。五四时期的“启蒙”,范围有限,和普罗大众基本不发生关联;共产主义革命的“启蒙”,深入了“阿Q”式的民众,塑造了新的阶级主体,召唤起惊天伟力,实现改天换地,但其实并没有真正改变“内在的人”,革命动员的成功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物质性成就,反而掩盖了内在精神革命的不足。创造社会主义新人并没有成功,文化领域的斗争复杂激烈、多有反复。由于诸多主客观条件限制,社会主义主体始终停留在表面。越过胡风芜杂含混甚至神秘化的表述可以看出,试图继承鲁迅衣钵的他,对于五四“启蒙”的强调,尤其是对于民众中存在的“精神奴役的创伤”的持续追问,(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lim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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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探索与争鸣》2019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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