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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颐:良知与理性:引人深思的三个莫斯科之旅

更新时间:2019-11-18 20:18:27
作者: 雷颐 (进入专栏)  

  

   茨威格与罗曼·罗兰都可说是杰出的思想家,更是公认的敏感深刻、胸怀博大、充满爱心的作家,对人类的痛苦与罪恶有着超乎常人的感受、悲悯和愤怒。所以,他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群情狂热中才能不约而同地“冒天下之大不韪”坚决反战,呼吁人们应该认清“祖国/战争”所造成的巨大灾难与罪恶, 公开主张“让祖国战败”,因此被自己的同胞和政府视为“叛徒”、“卖国贼”,完全孤立,备受打击迫害。面对穷凶极恶的法西斯主义,他们更是不惜冒生命危险,公开揭露其罪恶,要人们认清它的巨大危害。

  

   然而,在看到斯大林主义的某些弊病甚至罪恶时,茨威格却欲言又止,总认为任何表态都有失慎重;罗曼·罗兰更是不顾事实地对其公开颂扬,只在日记中吐露自己的疑虑、写下所见的某些真实情况,但随即又千方百计为其找出种种“可以理解”亦即“可以原谅”的理由。尽管只是略有微辞(而且是非常可以理解、原谅的),罗曼·罗兰仍生怕引起50年后的读者对苏联、对他的态度和观点的“误解”,所以不仅要求“日记”在去世50年后再公布,而且在“日记”的最后再次强调:“当我重读这些笔记时,我感到担心,它们可能显得过于持批判态度,并使把我当作兄弟的人们感到不愉快。我希望,将不会发生这样的事,那些将阅读我的日记的人们,能感觉到我对我所写到的人们的尊敬和依恋,我把刻画他们的个性特点作为自己的任务(况且我的分析可能是错误的)。我不希望,批评性意见以及对某些事情的某种克制态度会歪曲我的主要思想。我在作出总结时,说出了自己的有利于苏联和斯大林的政策的意见。目前这些政策包含某种消极的东西;这是不可避免的:任何打算都不可能没有错误(‘犯错误是人所固有的’)。可是,斯大林的政策所包含的积极的东西远远超过所有消极的东西。我丝毫不怀疑,世界更美好的未来是与苏联的胜利连在一起的。”(第137 页)今日读此文字,使人不禁哑然失笑,同时更感历史的嘲讽实在过于残酷。当然,我们不必也无权嘲笑、苛责先贤,但这一切不能不使人心情格外沉重地进行一种历史的追问:这是为什么?否则,这段历史就是一片空白。

  

   很明显,并不是对一种外在力量的惧怕使他们“不敢”对斯大林的苏联做出批评,而是一种道德性的内在约束使他们噤若寒蝉。他们确可说是欧洲,不,是人类的良知,但在实际是以各种宏伟说辞为精美包装的罪恶面前,他们的良知却完全“瘫痪”,所以他们虽然看到了种种严重的问题,但又为自己的这种“思想”而深感歉疚,更不愿意将其说出,生怕造成各种“不良影响”,甚至进一步为其找出种种“可以理解”的理由。他们没有意识到,这实际使任何罪恶都可以得到解释。罪恶一旦被开脱,罪犯便更加肆无忌惮。其实,正是“人类良知”们的这种回避或自我欺骗,使更多的人被欺骗,使悲剧更为深重。事实说明,他们缺乏的并不是承认、说出真理的勇气,而是认识真理的理性,所以“良知”就被那些“宏伟说辞”轻易捕获。无论真假,谁占有了那套“宏伟说辞”谁就真的占有了一种巨大的“道德优势”,而对这种说辞下的罪恶的揭发者反居“道德劣势”,反成为“反对进步”的“不道德”者。

  

   纪德的遭遇证明此点。《访苏归来》对苏联当时的问题作了坦率的揭露和批评。尽管他一再申明、表白自己是发自内心地为苏联好,相信苏联终归要克服他所指出的重大错误,但仍受到全世界左派的激烈围攻,一时间群情汹汹,被指为落后、反动、背叛。爱伦堡是大名鼎鼎的苏联作家,历经斯大林、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这三个时代。他的作品《解冻》是苏共二十大后批判斯大林、斯大林时代的代表作,以至成为批判、否定斯大林和斯大林时代的符号。他曾接待过访苏的纪德,几十年后他写回忆录时历史已经证明了纪德的正确,他本人此时对斯大林时代的揭露、批判也比当年的纪德有过之而无不及,但令人咄咄称奇的是,他不仅不承认纪德的先见之明和道德勇气、不承认自己当年的蒙昧和怯懦,反而依旧对纪德作了最恶毒的漫骂。在“纪德--他不过是一只螟蛾”这整整一章的篇幅中,仍然严批、甚至谩骂纪德,连纪德表露对妻子的深深爱恋都成为他嘲笑的内容,甚至咒骂纪德有“精神上的阴部露出症”!(《人·岁月·生活》〈中〉,海南出版社1999年版,第292页)显然,正是对“过去”的矛盾态度和心理,导致了爱伦堡这种使人深感可悲的理智混乱,也可见纪德当年受围攻之激烈。

  

   这三个人的访苏态度说明,像纪德那样揭露被各种宏伟说辞精美包装的真相,实际需要更大的道德勇气和更强的理性。

  

   罗曼·罗兰可能万万不会想到,就在他写下这些日记半个多世纪后, 曾经无比强大的苏联竟会轰然坍塌,彻底解体。苏联的灰飞烟灭原因当然很多,很多,但像茨威格、罗曼·罗兰这种有“人类良知”之称的人们明明看到了它的严重弊病, 却出于自以为是“道德”的原因为其“讳疾忌医”,终于沉疴不治,无疑也是其中一个虽然不大、但并非不重要的原因;像纪德那样坦率指出弊病却受到激烈攻击,无疑也是其中一个虽然不大、但并非不重要的原因。

  

   但愿茨威格、罗曼·罗兰这种事与愿违的悲剧不再重演;但愿纪德这种直陈病情,结果“信而见疑,忠而被谤”的悲剧不再重演。

  

本文责编:lim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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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雷颐游走古今 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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