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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颐:良知与理性:引人深思的三个莫斯科之旅

更新时间:2019-11-18 20:18:27
作者: 雷颐 (进入专栏)  
他多次到法国的殖民地北非游历,其中一次还是由法国政府殖民部组织。显然,政府殖民部想利用他的名声,让他为自己政府的殖民政策辩护。没想到,深具人道主义精神和正义感的纪德看到的却是自己政府在殖民地的罪恶,1927年和1928年分别出版了《刚果之行》和《乍得归来》,对自己国家在非洲进行殖民主义的罪恶作了无情的揭露和严厉批判。他不仅怒斥了政府的罪恶,还严厉谴责了一些法国商人利用特权的巧取豪夺、欺压当地人民。这两本书,在法国引起激烈争论,有人指责他不爱国,有人赞扬他坚守公平正义。但影响之大,政府不得不派团去调查。由于亲眼看到殖民主义的罪恶,他转而同情、支持共产主义,开始赞颂苏联,成为令人瞩目的左翼作家。1934年1月,纪德曾去柏林纳粹德国宣传部长戈培尔,要求释放季米特洛夫和被关押的共产党人。同年,纪德进入反法西斯作家同盟警惕委员会。

  

   1936年6月17日,纪德应苏联作协邀请参加高尔基葬礼,然后在苏访问两个月。6月20日,在高尔基的葬礼上,他在莫斯科红场发表演讲。他直接、明确、坚定地反驳西方认为十月革命毁灭了文化、使文化面临危机、危险的观点,热情洋溢地称赞苏联文化:“不错,文化遭遇危险了,但这危险并非从革命的和解放的势力方面而来,反是从那企图压服并击破这个势力而把精神蒙蔽起来的党派方面而来。危害文化的,乃是法西斯主义,乃是狭义的、人为的民族主义,这个主义与真实的爱国主义,与那对自己国土的深切的爱,是没有任何相同之点的。”因此他高声宣布:“拥护、保卫并重新荣耀文化之使命和责任,现在落到国际革命伟大势力肩上了。文化的命运,在我们精神中,是与苏联本身命运相联系的。我们拥护苏联。”他特别震惊的是,苏联从根本上改变了他对“作家”使命的看法。他从来认为,从古到今,凡是有价值的作品,都是对社会现实的批判,作家的使命就是批判、反抗,有意识无意识都是革命者、战士。但是苏联一定有了十分惊人的新事业,因为:“现在,在苏联,却破天荒第一次提出完全不同的问题:即一个革命作家再不是一个反抗的人了。恰好相反,他适合大多数人的愿望,全民众的愿望,尤其可赞许的就是适合民众领导者的愿望。”几天后,他在对莫斯科学生演讲时无情地批判了西方、批判了自己所属的资产阶级,盛赞苏联代表了人类的未来:“未来寄托在你们身上。未来不是由外而来的;未来是在你们里面。而且不仅是苏联的未来如此;因为其余世界的命运将依赖于苏联的未来。未来,――就是你们这些制造未来的人。”由此,他还歌颂了苏联老一辈革命家“慷慨牺牲他们的血汗而获得胜利”,提醒青年说“你们可不要休息在这个胜利上面”。苏联的老一辈革命家排开了天上的一堆乌云,但其他国家仍是乌云密布,所以苏联青年现在不能袖手旁观,“你们负有重大责任”,不要忘记包括他自己在内的西方国家许多人都把希望的眼光“紧紧盯住在你们身上”。(〔法〕纪德:《访苏归来》,东方出版社2015年中译本,第62、63、67页)

  

   作家是敏感的,时间略久,他就发现了苏联并非他理想中的天堂,也有问题,有的还非常严重。

  

   最明显的是大小商店都货架空空,莫斯科等大城市物资匮乏。为了买蔬菜、水果等生活必须品,人们都要排队,经常是一排几小时。纪德不是经济学家、说不出所以然,但了解到长期如此,感到必有体制性问题。然而,使纪得意外的是,苏联工人却认为自己是最幸福的人,欧美工人都在水深火热中生活。这种幸福感,源于他们对外部世界几乎一无所知:“他们的幸福是由希望,信赖和无知构成的。”俄国的穷人之多、贫富差别之大、等级之森严、对穷的歧视鄙视冷漠,也使原以为苏联人人平等的他大感意外。(《访苏归来》,第29、39页)

  

   无处不在的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使他更为震惊。到处都挂着各式各样的斯大林肖像,哪怕是最贫苦最简陋的小饭馆,也挂着他的画像。纪德不禁感叹这无疑是从前挂神像的位置,不知道是出于崇拜、热爱或恐惧。但无论何时何地都见到他的画像。到斯大林家乡访问时,他想到应给斯大林发封电报,对苏方的盛情接待表示感谢。没想到,他说“向您致敬”时,翻译和邮局人员都说只用“您”不合适,应加一些诸如“劳动者领袖”、“人民导师”之类。纪德抗议说完全没有必要,但翻译与邮局人员坚持要加上这些话,他们嘀嘀咕咕,最后还是加上了一些颂词。他明白,“说斯大林永远正确,就等于说斯大林什么都正确。”(《访苏归来》,第42、43、46页)

  

   纪德敏感异常、深刻异常地将“个人崇拜”与苏联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联系起来:“‘无产阶级专政’,这是当初对我们的许诺,而如今却相去甚远。专政,对,显而易见;但那是一个人的专政,不再是团结一致的无产者、苏维埃的专政。万勿自欺欺人,必须明明白白地承认:这绝非人心所愿。再进一步,我们甚至要说:这恰恰是人心所不愿。”由此,他想到了自由与文化的关系:“在一个国家消除反对派,甚至只是阻止反对派表达见解、形成力量,也是极为严重的事情:这要走向恐怖主义。一个国家全体公民思想一致,当权者执政当然更加方便。然而,面对这种思想贫穷化,谁还敢谈论‘文化’?没了平衡的力量,思想怎能不完全倒向一边呢?”“危害文化的,莫过于这种精神状态了。”(《访苏归来》,第46、30页)

  

   他发现:“在苏联,所有事务,不管什么问题,只能有一种观点,这是事先就确定了的,永远也不能改变。况且,人的思想已经塑造成型,对他们而言,随大溜变得很容易,很自然,不知不觉就做到了。”“每天上午,真理报都教导他们应该了解什么,想什么,相信什么。绝不能出格!因此,每次同一个俄国人谈话,就好像同所有人交谈了似的。倒不是每个个丝毫不差地服从一句口号,而是一切都定了格,谁也不能别出心裁。想想吧,这种思想塑造,从幼儿就开始了。”由于人的头脑经过了“深加工”,更悲哀的是在这种状态下连思想不自由的感觉都没有:“如果是必须响应某种号令,那么思想至少还能感到不自由。然而这样事先就加工定型了,不待号令就先行响应,思想就连受奴役的意识也丧失了。如果有人来对苏联青年说他们思想不自由,我认为他们许多人会感到惊讶,会予以反驳。”“危害文化的,莫过于这种精神状态了。”他顺便提醒他的法国同胞:“最好办法,莫过于去苏联(或者去德国,自不待言)逗留一段时间,这有助于我们珍视在法国还享有的、有时也被我们滥用的无比宝贵的思想自由”(《访苏归来》,第28、53、30、54页)

  

   到苏不久,他学会了一个新的政治词汇:“路线”。他的演讲稿,有些地方翻译提出要修改,因为不符合“路线”。时间稍久,他发现苏联的文化、艺术如果有“批评”的话,就是指一部作品违背、不符合党的“路线”,要受到严厉批判。“在苏联,一部作品再怎么优美,只要背离路线,就要遭到鄙弃。美,被视为资产阶级的一种价值观。”“对艺术家、作家的要求,就是合时宜,合了时宜,其余的一切就会随之而来。”他准备好的一次演讲,因为路线不正确被取消,因为他提到惠特曼歌颂林肯是出于自愿而不是强迫;由于强制歌颂,可能苏联本有些像波德莱尔、济慈、兰波那样的天才作家因不愿歌颂而被埋没。(《访苏归来》,第52、56页)

  

   有次在旅店大堂,他对一位陪同画家直率说出了自己的看法,但这位画家高声反驳他说:“我国的一位艺术家,首先必须路线正确。否则的话,多高天赋的作品,也要看成‘形式主义’……我们要创造出一种新的艺术,无愧于我们这样伟大人民的艺术。艺术,今天必须是大众的,否则就称不上艺术。”纪德针锋相对地说:这是迫使艺术家随大溜儿,最优秀的艺术家不会同意这样玷污他们的艺术,宁愿沉默也不会屈从。结果是“你们口口声声说,要为文化服务,要发扬光大和捍卫文化,将来肯定要成为文化的耻辱”。这位画家也不示弱,再次反驳说他这是资产阶级思维方式,马克思主义既然在许多领域结出累累硕果,也会创造出新的艺术。这位画家的声音越来越高,简直像是讲课或背课文。纪德考虑是在大堂,便不再回答,立即离开回房。但过了一会儿,这位画家来到他的客房,低声对他说“咳!我当然清楚了……可是刚才,有人听我们谈……而我的画展很快就要开幕了。”(《访苏归来》,第51页)

  

   这一切,使他得出一个尖锐、大胆的结论:“我不免怀疑,今天,在任何别的国家,哪怕是在希特勒统治下的德国,思想还会比这里更不自由,更加低三下四,更加战战兢兢(惊恐万状),更加府首岾耳。”(《访苏归来》,第40页)

  

   在离开苏联前,他对是否公开写出自己的见闻犹豫不决,踌躇再三,因为他热爱苏联,热爱这片土地,热爱这里的人民。更重要的是,他仍热爱这里正在进行的事业,担心自己的直言会有损神圣的事业,但最终,他决定公开发表自己的所见所闻所感:“如何解释在苏联,我(在精神上)时而感到特别温暖,时而又特别寒冷呢?在重申我热爱的同时,我应当隐藏起保留意见,向世人谎称赞赏一切吗?不行。我十分明显地感到,这样做势必损害苏联,也损害她在我们心目中所代表的事业。不过,将苏联和这项事业联系得过紧,也许是个非常严重的错误,会让人以为,我们在苏联所感到的种种遗憾,可能要由这项事业承担责任了。”“苏联并未到此为止,还在给我们教育,令我们惊喜。” (《访苏归来》,第58页)

  

   为避免引起苏联和热爱苏联的人们的误解,纪德在“前言”中一而再、再而三地强调:“在我的心目中,还有比我本人更重要、比苏联更重要的东西,这就是人类,这就是人类的命运、人类的文化。”“然而,我的思想则不同:对于自己希望能始终如一的拥护的人,我要求极为严格。仅限于颂扬,这样表达热爱实在糟糕,我认为毫无顾忌,直言不讳,就是极大地帮助了苏联,帮助了她所代表的事业。我要提出批评,正是由于我钦佩苏联,钦佩她已实现的奇迹,也由于我们还对她有所期待,尤其她还会让我们产生希望。”“谁能说得明白,苏联对我们曾经意味着什么?不只是一个遴选的祖国,还是一个榜样、一个向导。我们所梦想的、几乎不敢期望的,但始终致力追求诉却在那里发生了。由此可见,在一片土地上,乌托邦正在变成现实,而且已经取得了巨大成就,让我们心中充满渴求。”“我坚信苏联最终能战胜我指出的特定错误,另一方面则更为重要,即:一个国家的特定错误,不足以抹杀一项国际性的、全人类事业的真理。谎言,哪怕是默认的谎言,看上去倒可能显得很合时宜。坚持谎言也同样如此;但是,这正中敌人的下怀。而真话,讲出来再怎么令人痛心,刺伤也只能是为以治病。”(《访苏归来》,第5、6、8页)

  

   然而,纪德的表白毫无用处,白费一片苦心。《访苏归来》甫一发表,立即激起苏联和全世界热爱苏联的人们的强烈谴责、谩骂。

  

   为了回答这些责难,纪德知道仅靠自己的旅途见闻并不能完全说服人,于是找了更多的资料对苏联作了一番研究不,写了九篇文章作答,总名为“答客难”。如果说两个月的旅途见闻,只是根据一些直观印象提出一些批评意见,这番“答客难”则是在更多资料基础上进行研究,彻底否定了苏联模式:“苏联并不是我们当初希望它的那样,并不是它当初保证要成为的那样,也不是它还竭力装出的样子:它背叛了我们的所有希望。如果不让我们的希望陨落,那我们就必须另找寄托。”“如果说当初,你首先成为我们的榜样,那么现在,唉!你却让我们目睹一场革命会陷入怎样的泥潭。” (《访苏归来》,第13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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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雷颐游走古今 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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