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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福贵:当代中国文学研究话语体系的建构

更新时间:2019-11-18 20:10:10
作者: 张福贵 (进入专栏)  
比如新时代的“人民性”概括比毛泽东时代具有更广泛、开放、包容的特点。正如有学者所说:“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蕴含的‘人民性’政治思维,具有划时代的创新性,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关于政治建设的逻辑起点和思维主线,是以唯物史观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的理论体现。”因之,从“人民性”概念的历史继承和发展过程中,可见中国70年来文学研究中国家集体话语的政治谱系和精神流脉。“人民性”作为一个贯穿性概念,成为中国新时代文艺发展的历史经验总结和理论资源积淀。

  

   无论是“文艺为政治服务”还是“人民性”问题,本质上都是强化文学的政治性,这既是时代文学和作家的选择,也是文学创作和文学研究的本质属性,是“政治—历史”逻辑的使然与必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很长一段时间,革命历史普遍成为文学创作的重要内容,而由革命、人民、英雄组成的“集体话语”则是文学研究的总纲领,以广大人民群众为中心的读者也成为不可或缺的主体,它们虽有不同的进入视角,但都是通过艺术化和学术化的方式得以实现的。文学创作的政治伦理是从“艺术”到“政治”,而不是简单地从“政治”到“艺术”;文学研究也是从“学术”到“政治”,而不是形式主义的从“政治”到“学术”,这是文学家和文学研究者的共同职责与使命,也是时代、社会、国家发展的历史责任担当。需要说明的是,在具体的艺术实践中,国家集体话语在某些特殊时期或个人那里,可能表现为相对封闭和单一,一定程度上忽略“个我”的叙述与表达,而有时又有将“大我”做过度阐释的倾向。不过,不能不顾历史事实和时代需要,简单用今天的理念去苛求当时的文学创作与研究。当然,国家集体话语体系建设并不限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前三十年,而是贯穿整个七十年新中国文学研究始终,只是前后既有继承性又有发展创新。这个连续性主要表现在以唯物史观为主体的“政治—历史”逻辑,有学者认为:“这种历史逻辑体现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内在联系。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理论源泉,在价值立场、思维方法、理论旨归等各方面具有一致性。”由此可见,基于事实与实践基础上的“政治—历史”逻辑,对当代中国文学研究具有长期性的指导作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艺,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精神。任何一个时代的经典文艺作品,都是那个时代社会生活和精神的写照,都具有那个时代的烙印和特征。任何一个时代的文艺,只有同国家和民族紧紧维系、休戚与共,才能发出振聋发聩的声音。反映时代是文艺工作者的使命。广大文艺工作者要把握时代脉搏,承担时代使命,聆听时代声音,勇于回答时代课题。”

  

   以革命、人民性、英雄主义为核心的国家集体话语,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30年文学创作和文学研究的主要话语。它以宏大叙事、国家民族进步、集体歌唱等形式,成为那个时代和社会的最强音,也成为国家现代化发展不可或缺的内动力。今天,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得到不断丰富发展,文学研究的国家集体话语体系日渐完善成熟,都离不开前30年的开拓进取。

  

二、社会个人话语的探索创新

  

   历史唯物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告诉我们,评判当代中国文学研究,应用辩证、动态、发展的眼光,采取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这样就能避免断章取义、随心所欲、简单笼统的形式主义做法。70年当代中国文学研究话语演变是一个连续不断深层一致的完整过程, 是一个有始有终、有前有后、有因有果的发展统一体。换言之,它是一个螺旋式上升的历史过程。从国家集体话语的角度来看,前30年是文学研究的主调,但并不等于说那时没有个人话语;后40年开启了社会个人话语的大门,但国家集体话语并未消失。只是比较而言,对于前30年国家集体作为主流话语来说,后40年的社会个人话语变得更加强大和突出了而已。改革开放以前所未有的社会变革、国家发展、个人能动性张扬,开启了一个新时代,也推进了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向纵深发展。

  

   马克思早在《政治经济学批判手稿》中就强调“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而这种经典性的人学理论与“人的解放”意识是高度契合的。整体上看,“社会个人话语”虽不及“国家集体话语”来得崇高和宏大,但也具有基础和目的作用,也是进一步深化发展的结果。换言之,国家集体精神是以具体的社会的“个人”为前提,国家集体主义也是以每个社会个人的发展和幸福为最后目的。“国家集体”最初需要“社会个人”作支撑,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又需要突出“社会个人”作用,彰显“社会个人”价值旨归。因此,回望当代中国文学研究七十年历史,改革开放后20多年的“社会个人话语”的突显,既是对前30年的继承发展,又是一种螺旋式提升,尤其是继续坚持改革开放这一大的国家“整体”和“集体”中探索发展。“社会个人话语”是在改革开放宏大语境下产生的,没有改革开放这个大背景,也就没有“社会个人话语”的回归和生成。应该说,改革开放在本质上是社会思想解放,是“人”的主体性、能动性、创造性得到充分发展和涌流。这是中国社会主义事业进行自我调整和不断发展深化的必然结果和集中体现。改革开放以来的“社会个人话语”是与时代、国家集体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像《乔厂长上任记》、《陈奂生上城》等改革文学的出现,就是在“大我”中发现和融入“小我”,也是真实的社会人生写照。有人这样概括说,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新时期文学的一个伟大贡献就是对人的重新发现,70年代末、80年代初,一大批作家在自己的作品中呼唤着同一个字:‘人’!于是,如何重新认识人、评价人、表现人,就成为中国当代作家所注意的中心和追求的目标。一个崭新的文学时代从此开始了”。这里的“人”主要是“国家集体的人”后面的“个人”,是那个包含了“人”的全部丰富性的“个我”,甚至不排除有欲望、私心、缺点的那个“小我”。前30年高扬“国家集体主义”时,“个我”和“小我”不同程度地被遮蔽,甚至成为批评和否定的对象;然而,新时期以来,这个包括了“个我”和“小我”的社会个人话语开始走上前台,被赋予了合理性、合法性地位。文学研究也是如此,与前30年相比,改革开放后的20多年将“社会个人话语”作为文学创作和文学研究的重要表达方式。

  

   文学创作和文学理论对于“人”的进一步思考,是新时期的一个重要标志。周扬、胡乔木等人结合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思想,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以及《中国社会科学》、《文学评论》、《文艺研究》等报刊连续发表文章进行思想文化讨论。这对中国文学研究中思想文化话语的形成产生极大作用,对提高广大知识分子和青年学子的理论兴趣功不可没,对改变新时期人们的知识思想结构不无意义。可以说,理论为当代文学研究的话语开放提供了方法论的强大支撑。

  

   文学研究的革命的“国家集体话语”是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的历史性研究,这种历史性不仅表现为文学创作的题材内容,还包括历史观念和研究方法。相比之下,20世纪80年代后兴起的文化研究虽说也有这一历史特点,但更多的是一种思想理论观念和文化分析方法。这极大影响了同代文学研究的价值取向,并形成了文学研究的“社会个人话语”,也构成了新时期社会影响较大的思想文化潮流。需要指出的是,文化研究的“社会个人话语”既来自外部的影响,更离不开文学研究内部的思想逻辑。新时期改革开放继承了“五四”以来的现代性个人意识,于是,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文学研究的“社会个人话语”得以突显,文学创作中的“自我表现”甚至极端化也得到了赞扬与包容。

  

   有学者指出:“90年代中国批评界一个引人注目的走势或许就是从文学批评到文化研究(也有人称文化批评)。”也有学者认为,文化研究的“范围则大大超出了文学研究的领地,进入到了对人类一切精神文化现象的考察研究之境地,甚至以往被具有鲜明的精英意识的文学研究者所不屑的那些‘亚文化’以及消费文化和大众传播媒介都被囊括了进来”。简言之,文化研究话语方式就是透过文化视角考察文学史,经由文学批评透视社会思想文化特征。这种潮流明显受到亨廷顿的“文化冲突”理论、汤因比的历史哲学观念等思潮的影响。人的“个性”和思想的锋芒是通过文化的研究达成的。与“国家集体话语”一样,文学研究的“社会个人话语”也是努力对近代以来中国历史的一种阐释,但是重点和方法都有所区别:从文化分析的视角更注重对于历史的思想性、个人性阐释,更关注“五四”以来的思想革命价值,反思近百年来中国社会革命历史进程中“人”的问题。与前一阶段革命的国家集体话语不同,思想性的个人话语不局限于“政治—历史”逻辑,而是扩大到“文化—思想”逻辑:从思想文化变革的角度评价文学,强调人的个性和价值。“文化—思想”逻辑来自“政治—历史”逻辑,在进一步完善后者的基础上,对国家集体话语研究实践不能充分解释的文学现象做出新的理解,这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国家集体话语研究所留下的思想和文化缺憾。从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到世纪末的文化反思,中国文学研究的“社会个人话语”主要是在“审美现代性”理论引导下,进行一种思想文化反思。或者说,社会个人话语就是基于“文化—思想”逻辑,在传统与现代的文化冲突中探讨文学的“自我意识”、“个性价值”和“人性发展”,这是与国家集体主义的“现代性”既相关又有区别的现代意识。

  

   表面看来,改革开放初期文学研究的社会个人话语建构,来自于五四时期倡导的西方近现代人本主义文化思想。其实,五四时期的思想文化同样也有国家集体话语的强大声音,是“五四”这个“小传统”所具有的丰富的现代性资源为后来的文学发展开辟了道路。所以,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文学研究话语中,我们既听到来自“五四”思想的回响,同时也感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30年的生命涌流。过去,人们过多强调西方思想文化理论对于20世纪八九十年代文学研究“社会个人话语”的影响,忽略“五四”文学价值,特别是忽视经由“五四”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前30年的历史发展脉动。因此,我们理解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话语体系,离不开中国社会和文化发展变化的历史现实情境,也离不开“国家集体话语”与“社会个人话语”的相生相长。

  

首先,大量引进西方各种理论与方法,这成为20世纪80年代文学研究“社会个人话语”从内容到形式探讨的全面展开。最早在文学研究中产生影响的是西方现代主义“意识流”的进入,何新在1980年发表《什么是“意识流”?》的开篇文章,随后张德林的《人物意识流动的深层结构》、乐黛云的《当代西方文艺思潮与中国小说》等也都延续了这种探讨。最初的探讨是从新时期诗歌评价开始的,吴思敬的《说“朦胧”》、何新的《论“先锋”艺术与西方现代文化精神的转移》、鲁枢元的《论新时期文学的“向内转”》、林兴宅的《论文学艺术的魅力》等文章张扬文学审美追求的个人化体验,而其中谢冕、孙绍振、徐敬亚关于诗歌美学问题的三篇文章,成为“社会个人话语”探讨初期代表性的观点,在新时期文学发展史上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而何新的论文《艺术现象的符号学分析》和专著《艺术现象的符号——文化学阐释》以及林兴宅的《论阿Q性格系统》、鲁萌的《诗歌的信息系统概论》、程文超的《小议当代文学研究中的信息方法》、王一川的《从信息角度看艺术》、吴亮的《马原的叙述圈套》、陈平原的《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赵宪章的《论弗洛伊德的文艺心理学方法》、姚文放的《耗散结构与美的逻辑行程》、陈晓明的《拆除深度模式》与《现代主义意识的实验性催化》等,(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lim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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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社会科学》2019年第10期P43—P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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