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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英:再论“二次革命”前后的上海总商会

更新时间:2019-11-18 07:30:05
作者: 朱英 (进入专栏)  
并声称上海商团也因此蒙受了不白之冤。(25)前还曾提及,李平书在“二次革命”结束后受到袁世凯政府的通缉,与其联合行动的王一亭自然也会引人猜疑。据《时报》报道,上海租界工部局曾议决以所谓“乱党”名义,“将孙文、黄兴、陈其美、岑春煊、李平书、沈缦云、王一亭、杨信之八人,逐出租界”。(26)

   非常耐人寻味的是,这八人中的后四人均为当时上海商界中的活跃人物,而且除李平书之外都曾在本届上海总商会中担任议董。据《申报》报道,上海宣布独立后,王一亭、沈漫云曾在总商会召集议董20余人,商议“请总商会劝告商界赞成独立”,协理贝润生和议董严渔三坚决反对,并表示总商会“亦决不能以独立通告商界”。在场议董进行表决,赞成者举手,结果“只有王一亭、沈缦云、杨信之、顾馨一四人举手,遂少数不能通过而罢”。(27)尽管总商会后曾刊登广告,特别强调总商会内部“并无要求独立之议”,但结合王、沈等人的言行,以及上海租界工部局对8名“乱党”发出的驱逐令看来,即使《申报》的这一报道有不准确之处,但恐怕也并非完全是空穴来风。(28)种种迹象表明,“二次革命”期间上海总商会内部领导层的政治态度与有关言行并非完全一致,总商会声称的上海全体商界“均反对此次扰乱”也并不十分准确。另外,由上海南商会、商团公会、救火联合会等商人团体组成的上海保卫团,对待“二次革命”的态度与言行与上海总商会也有所不同,因而上海总商会在通电中所声称的“上海全体商界”严格说来并不确切。针对上海总商会的这一说法,《民立报》发表的文章也曾予以批驳,认为“上海商界同胞,亦不乏识时名达,岂尽甘作袁氏牛马者,奈何总商会竟动辄用‘全体’二字,辱没尽净。……所谓‘全体’者,假托也。”(29)

   另一值得考察和分析的问题是上海总商会对待王一亭遭受外界非议的态度。王本人在启事中说“近日各报登载关于鄙人之事不一而足,蒙总商会分别函请各报更正”,这说明总商会仍在维护王一亭的名誉。在王一亭最初提出辞职时,总商会许多议董也表达了挽留之意。自7月22日的特别会议之后至8月30日,总商会有较长时间没有召开常会。据总商会议事录中的说明,是由于“第十三四两次常会,因暑假停议,第十五次常会因无事停议”。8月30日总商会召开第16次常会,但因到会议董不足法定人数,按规定只能“先开谈话会,将应议事件逐一研究后,然后再函未到会各议董追认定议”。会上所议之第一案,即为“本会王协理辞职案”。原案交议理由书说明“七月间特会王协理以辞职宣告,经众挽留。旋又函告本会,坚词引退,是王协理之去志已决,无可相求。……本会旧章,只设总理一人,协理一人,此次王协理辞职,是否暂阙不补,候新商会法颁行,再行遵办?”经过讨论,“公议今日到会议董既不足法定人数,且俟下次常会再议。”(30)

   9月13日上海总商会召开第17次常会,讨论的第一案仍是王一亭辞职案。总理周金箴首先发言,说明是日清晨王一亭“又以电话再三力辞,并亲至邵君琴涛处,详述此次沪乱以前,不惜牺牲一身,双方奔走,以求弭兵息战者,实冀免商埠之糜烂耳。不料事与愿违,苦求无效,而人言藉藉,莫谅苦心,自知浅弱,不敢再预外事,即使挽留,断不奉命,谆嘱邵君来会代达其意。是王协理去志已决,无可强留,应否允其告辞,抑阙不补,请公决。”据总商会议事录记载,经讨论之后,“公议王协理此次奔走呼吁,确为商民人等生命财产求免损失起见,心实无他。惟素性忠厚,易受人愚,遂致众口铄金,莫可辨白。当此危疑震憾之秋,似宜允其暂辞,阙而不补。会中一应事宜,目下暂从旧章,由周总理、贝协理二君偏劳。”这段文字中的“易受人愚”一句值得推敲,似乎是暗示王一亭在南北双方奔走调停,虽然是出自保护商民人等生命财产的目的,但因其生性忠厚容易被人利用,所以造成了这样的后果。不过,上海总商会的多数议董不仅没有对王一亭落井下石,而且认为其行为并无出格之处。在该案讨论即将结束时,议董沈联芳提出上年总协理的选举结果曾报工商部备案,现王一亭协理自请辞职,似也应呈部查照。“鄙意如果报部,则王因公受谤情形,亦宜各为剖陈,以彰公道”。对这一提议众议董表示赞成,“公决于呈文中将王协理辞职缘由,约略叙述,则被诬一层,不辩自明矣。”至此,王一亭辞职案作为“二次革命”期间上海总商会内部发生的一个插曲遂告结束。

   总体说来,上海总商会对待王一亭辞职案的态度还是较为平和的。虽然王一亭等人的言行给总商会带来了一些困扰,致使总商会不得不在报上登载广告加以澄清,但总商会却并没有对王一亭进行指责,并且认为王的行动“确为商民人等生命财产求免损失”,这既保护了王一亭个人的名誉,同时也维护了总商会的声誉。另外,也表明王一亭确实是生性平和忠厚,平日之为人处事不错,很少树敌,因而遇事也没有被人推波助澜而陷于四面楚歌的困境。(31)

  

   四、“二次革命”结束后上海总商会力辞政府所颁奖章

  

   由于以上海总商会为首的全国各地商会在“二次革命”爆发后,几乎是无一例外地都公开表示反对,结果讨袁军没有得到商界在经济上的宝贵支持与援助,这虽然不能说是“二次革命”很快失败的主要原因,但多少也会产生一定的影响。而在袁世凯看来,商会有此行动就是对他本人及其政府的莫大支持。

   因此,就在“二次革命”结束后不久,黎元洪即向政府和国会提出应对商会反对“乱党”的行为予以褒奖,尤其“沪粤两埠,通海最早,程度较优,故抗拒残暴亦最力。赣浔宁皖,商力较薄,曲从不甘,显拒不纳,卒因默示反对,使该党筹款无着,失其后盾。至如湘谋独立,亦因不获商会之赞同,故宣布最迟,取消亦最速。”(32)这一建议应该正合袁世凯之意,可作为进一步笼络商会和商人的手段。袁世凯随即亲自签发了奖励商会的通令,声称“各省商会,同心拒逆,实多深明大义之人,应由各该都督、民政长确切查明,分别呈请奖给勋章匾额。”(33)随后,各省官厅即遵令办理向所在商会颁发奖章匾额事宜,代理工商总长向瑞琨也为此专门向各省商会发出了通告。上述黎元洪和袁世凯的这两段文字,在有关论著评价“二次革命”时期的商会时大多都会摘录引用,因而我们应该并不会感到陌生。但是,却绝少有论著提及上海总商会对袁世凯政府给予的这一褒奖持何态度,究竟是满怀感激乐于接受?还是忸怩作态加以拒绝?

   就一般情况而言,无论是民间社会团体还是个人,能够获得政府颁发的奖励勋章与匾额,都应该会感到十分荣幸,不仅会恭恭敬敬地接受,而且还会摆放在较为显眼的位置加以炫耀。当时,对于袁世凯政府颁发的勋章匾额,全国各地虽有部分商会欣然接受,(34)但被认为反对“二次革命”最力的上海总商会,却出人意料地一再表示不愿意接受袁世凯政府颁发的奖章,这一表现似乎有些令人不解。

   9月27日上海总商会召开第18次常会兼特会,到会者包括总协理在内共有议董14人,会员也是14人,“政府拟给奖章案”被列为本次会议的第一案进行了讨论。原案理由书称:“查前月沪上战事发生后,曾准前江苏民政长应(德闳)函开,奉国务院电开,奉大总统令:以上海商会通电全国,首先拒乱,实属深明大义,应将最为出力之人,择尤呈报,以凭奖励。”同时,京师商务总会、全国商会联合会京师总事务所也来电表示:“以代理工商总长向瑞琨先生与吾商界关系素深,凡遇商人事件,无不乐予维持。此次呈请大总统,由工商部及各省都督查明拒乱异常出力者,颁授徽章匾额一节,尤为尽力,已见命令,望就近与地方官接洽,遵令办理,期无遗漏,以副大总统、向总长惠商之雅意。”对此,上海总商会的原案理由书则认为,“此次通电,系特开大会公决,人心厌乱,全国一致,断无邀奖之理。应否具文呈谢,抑或如何办理,应请公议。”

   总理周金箴首先在发言中强调总商会之所以向全国发布通电,只是顺从众商之意,维护商人利益,并无其他个人目的。“商人在商言商,惟以保持实业发达为唯一宗旨。三四月间,谣言蜂起,乱机隐伏,各商已心惊胆颤,纷纷来会,要求发电,设法阻止。当时本会以人心易扰难靖,岂可先事张皇,故一以镇定为主。迨后乱事日迫,诘责纷至,特开大会,邀众公决。”结果因众商“反对之烈,全体一致,遂决议通电全国商会,以定人心。是反对乱事,既非一二人之私见,则政府虽有命令,亦难尽人加奖。如诸君赞同不受奖章,本会拟具呈辞谢,请公决。”议董傅筱庵认为政府仅颁发奖章并无实惠,应该拨发现款以恤商艰,故在发言中指出:“奖章万不能要,惟商务困难,金融阻滞,政府有保护维持之责。鄙意当于辞奖呈内,力请政府筹拨现款,设法维持,俾商界得沾实惠。”这显然是出于“在商言商”和维护商人切身经济利益的现实考虑。与会的总商会会员钱新之则表示:“吾商界此次拒乱,乃商人天职,决无受奖之理。”

   针对傅筱庵的发言,周金箴提出了不同意见,认为“辞奖为一事,维持又为一事,不能牵混,况维持商业,乃政府分内所应办,即无此事,亦应设法,不能与辞奖并作一谈。”讨论过程中发言者均主张辞奖不受,随即进行公决,“不要奖者,请举手。全场皆举手。遂表决并分送辞奖呈稿,互相斟酌,定稿缮发。”表决之后,议董沈联芳又提出“前次大会时议董、会员中有多位非常激昂,今日皆不在座,应否将本日集议情形,分函告知?”周金箴表示“拒绝乱事,各业中均有激烈之人。”如欲函询,则须普及,未免太过繁琐。据总商会记事录记载,对是否函询一事,“公议商会为商人公共会所,非总协理私事。今日如此大会,到者不及十成之二,亦系自己放弃,只能作为默许。若议决之件,尚须函询,何必开会集议?”最后再次公决的结果是:“不必函询,但将呈稿送登各报,俾未到诸君周知可耳。”(35)

   上海总商会议决辞奖之后,即将其呈国务院文在报上公开发表,以广而告之。这封呈文的具体内容在总商会议事录中并无记录,从《申报》上查到全文如下:

   窃本年六月赣省事起,扰乱东南大局,上海商界,全体反对,通电全国商会,一律同意。商人在商言商,自前年光复后,元气大伤,至今未复。当此民国初造,建设方殷,深望大局和平,商务发达,国家岁入增加,庶几种种建设,有所措手。人人心中所盼望者,既造民国,必求巩固,以尽人民之天职,别无宗旨于其间。乃迭蒙江苏民政长来函、工商部来电,转行大总统命令,以商会深明大义,将出力人员择尤开单,奖给勋章匾额,等因。奉聆之下,无任惶恐,于九月二十七日敝会本年第十八次议董常会改为全体会,咨询意见。各团体代表暨到会各员,佥称此次反对扰乱,乃出于商界全体之同意,不特沪商一致相同,即全国商会亦与沪会相同,既非一二人之力所能致,自不得与行军前敌冲锋陷阵者,相提并论,政府固不能尽人而奖,商界亦实无邀奖之人。政体既改共和,政府与商民实为一体,当以保商恤商为根本,则商民受赐良多。恳请呈复国务院转呈大总统,俯察舆情等语。理合据情具呈,伏乞俯赐察核转呈,不胜感祷之至。(36)

   此后,汉口商会也十分关注上海总商会的这一辞奖决定,曾致函询问是否有变?上海总商会回复告知:“本会前经具呈恳辞,并无变更。”(37)受上海总商会之影响,汉口和武昌商务总会也致函大总统、副总统、国务院和工商部,表示:“读九月十七日大总统命令,查请奖给各商会等因,至深感激。惟是此次商会抗乱保安,系商全体之力,非少数人奔走之劳,共容国民义务,岂敢上邀矜奖。……商会同人,实不敢受。谨布悃忱,惟祈垂鉴。”(38)南京总商会也曾向全国商会联合会京师事务所表达此意,并“电请代辞”。(39)

但是,我们从上海总商会议事录中却发现,上海总商会于1914年2月14日召开的第3次常会,又再次讨论了这一问题。据总理周金箴介绍,之所以不得不再次商议是否受奖,是因为尽管总商会“一再函辞”,但农商部、江苏省长公署、上海县知事仍要求总商会上报受奖人员名单,尤其“农商部电以本会去秋对于乱事,发电宣言,拒逆效顺,(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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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广东社会科学》2018年0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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