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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英:再论“二次革命”前后的上海总商会

更新时间:2019-11-18 07:30:05
作者: 朱英 (进入专栏)  
与上海总商会态度有所不同的是在陈其美宣布上海独立之前新成立的上海保卫团。该保卫团由上海教育会、上海南商会、上海救火联合会、商团公会四团体组成,由商团公会的李平书担任团长。⑩上海总商会在7月17日的特别会议上曾讨论是否也加入保卫团,会员沈仲礼认为“保卫团如能将南北两方和平解决,不用武力,本会极应加入”。但当主持会议的协理王一亭提议“本会应否加入,请列席诸君举手表决”时,却只有少数人举手赞成,因此总商会并未成为保卫团的一员。(11)有关论著认为保卫团的成立也是上海商界反对“二次革命”的应对举措,(12)实际上保卫团与总商会在“二次革命”期间的态度并不完全一致。上海保卫团的设立虽然也是“一面维持内部治安,一面弭止战祸,务使我上海地方不遭兵火为目的”(13),但其所采取的具体行动主要不是向武力讨袁的革命党人施加压力,也没有将讨袁的革命党人称为“乱党”公开表示反对,而是附和讨袁义军要求驻守制造局的北军撤出上海。7月19日李平书等人还代表保卫团前往制造局面见北军首领郑汝成,随后,李平书又曾约见北军数位将领,甚至还邀请陈其美也参与秘密磋商,提出“将该局军火一并封存,以待南北大局定夺之后,再行办理”。(14)李平书领导的保卫团虽然未达目的,但因其与上海总商会的不同态度,所以袁世凯在镇压了“二次革命”之后,即下令对上海总商会给予嘉奖,而对李平书则毫不留情地进行通缉抓捕。

  

   二、上海总商会请求外国领事“维护商场”

  

   在前述7月21日上海总商会召开的特别会议上,有议董提出请外国领事团出面干预,以避免沪上发生战乱的方案,因没有达成一致意见而未果。但从后来的史实不难发现,上海总商会的许多议董并未因此而完全放弃该方案,依然认为这一方案有望实施,并进行了若干努力。7月22日总商会又再次召开特别会议,讨论“维护商场案”,实际上就是再次专门商议这一方案。有关这方面的情况,因以往的相关论著在考察“二次革命”期间的上海总商会时都很少提及,这里略作介绍。

   据《上海总商会议事录》透露,总理周金箴在本次会议开始时特作如下说明:“昨日特会散会后,有议董多人嘱鄙人与贝协理、夏议董至领袖领事处,商量维护商场办法,并请领事团向南北两军协助和平解决。”这表明在21日的总商会特别会议上,只是因议董印锡璋指出请外国领事团出面干预“于主权有碍”,才没有再继续讨论并形成一致意见,但实际上不少议董对这一方案是表示支持的。由于关涉国家主权,他们在会上不便表明态度,而是在会后纷纷向总理和协理提出了这一要求。

   在多名议董的要求下,由周金箴总理、贝润生协理和夏粹芳议董等人出面,代表总商会于当日即拜见了领袖领事。周金箴在会上也报告了这次见面商议的结果,“据领袖领事说,北政府可以电告,南军一方面各国不认为交际团,未便与商。惟保卫治安一节,自当协助,但须商会来函,方可与各领事妥议。”于是,总商会草拟了函稿,夏粹芳也另订了一稿,周金箴特别强调:“此函关系重大……应请诸公细心商榷”。经查参加本次特会的人员名单,印锡璋虽也有出席,但或许是碍于众多议董和总协理的一致主张,在会上没有再次提出此举“于主权有碍”的意见。遂经过讨论,“公议会拟一稿,较为妥当,迅即缮送。”该函稿全文如下:

   致荷兰领事兼领袖领事函(7月22日)

   启者:江西事起,南京独立。沪南制造局本有北来军队驻守,近日南路军队云集,喧传将有战事,商民已极恐慌。或开战,南市固遭糜烂,租界即不得安宁。商民连日开会,均不愿目见战事。租界以内,诚知贵领事已防护周密,毋庸过虑,然南北毗连,一旦启衅,事所难料。应请事前如何消弭之处,务祈贵领事迅速筹商。商民公意,商场万不能作战场,庶商务、治安两有裨益。专此奉布,顺颂日祉。(15)

   显而易见,上海总商会的这一行动,表明其领导人在当时的情况下,一心只希望避免战事发生,商场不能变成战场,商人不能遭受经济损失,为达此目的而不惜采取各种行动。在此之前的6月初,附设于上海总商会的全国商会联合会总事务所甚至还曾直接致函孙中山、黄兴、陈其美,要求“诸公通电各省,表明素志,其有谋为不轨者,一体严拿,尽法惩治,并恳电致北京贵党本部,以国家为前提,一致进行。”(16)孙、黄、陈三人署名的复函虽承认“影响所及,首在商界。来函所称,殊深扼腕”,但同时也拒绝了全国商联会总事务所的要求,“至来函嘱通电各省及北京国民党本部一节,用意固佳,惟严诘奸宄,地方政府责无旁贷,谅无待鄙人等之谆嘱。国民党乃系政党,其政纲早经宣布,固已一致进行。此时大局稍定,若再以鄙人一二人之意通电全国,恐转滋歧惑耳。”(17)

   上海总商会无论是致函孙中山、黄兴和陈其美,还是寄希望于借助驻沪外国领事,以避免战事发生,其实都不现实。革命党人显然不会应商会的要求停止武力讨袁的行动,外国领事也不会真心维护整个上海华商的利益,至多只是关注租界内的安全与治安。例如驻京公使团曾应驻沪领事团的请求,正式通告南北双方:“(一)无论南北,如欲在沪开战者,须离租界三十英里。(二)须各存金镑一千万镑,预备偿还各项损失。否则,即以违背万国公法论,定行干涉。”(18)对于上海华界及华商的安全,驻京公使团的通告只字未提。不难看出,上海总商会寄希望于驻沪外国领事对华商给予保护,只是一厢情愿不切实际的幻想,并没有产生什么实际作用。

   其实,对于请求外国领事团出面干预,以图避免“二次革命”致使商场变为战场的舆论与行动,在此之前即有报纸发表文章认为此举实不可取。例如《时报》发表的“社论”即曾特别指出,国内政争应该“绝对不受外人干涉”,同时也“绝对不受外人扶助”。因为“一国之政争,由一国人自主之,虽甚纷扰,其结果亦不过楚弓楚得。若一有外国加入其间,大之恐扰乱世界之和平,小之亦不免如墨西哥之丧地。……既求外人为援助,则他日以权利交换,在所不免。”(19)然而,当时的上海商人和商会中除了印锡璋这样的个别人对此有所认识之外,其他人都只是希望保全自己的商业利益,根本无暇顾及其他,因而也不顾报刊舆论的忠告,依然幻想请求外国领事团出面干预,由此可以进一步证实上海商人和商会在面临政治追求与经济利益互相冲突时,首先考虑的是经济利益的得失。当然,这种表现也符合商人“在商言商”之品格特征,并不足为奇。

  

   三、“二次革命”期间上海总商会协理王一亭辞职案

  

   从《上海总商会议事录》中我们还可以发现在“二次革命”期间,上海总商会曾经发生过一场不大不小的王一亭辞职风波,从中可以窥探上海总商会内部在“二次革命”中某些鲜为人知的内幕。而对于这场王一亭辞职风波,除个别之外以往的相关论著几乎均未提及,(20)因此很有必要予以介绍和说明。

   王一亭,浙江吴兴人,早年曾任日清轮船公司买办,后作为主要股东参与投资创办大立面粉厂、申大面粉厂、上海内地电灯公司、华兴水火保险公司等民族资本企业,同时担任这些企业的董事,并曾出任上海信成商业储蓄银行的董事长。1912年,当选为上海总商会协理。据已故的丁日初先生考察,王一亭在辛亥革命前即与上海革命党人建立了密切的联系,曾资助于右任创办《民立报》,并参加了同盟会,(21)后来又成为国民党党员。

   “二次革命”爆发后,上海也宣布独立,7月23日驻沪讨袁军总司令陈其美下令向北军开战,上海陷于了战火之中。总商会先前为避免战事发生的所有努力,全部都化为了泡影。王一亭因其特殊身份,加之在“二次革命”爆发前后的表现,遭受外界诸多猜疑,报章也有披露,甚或连总商会的名声也因此受到某些连累。7月22日总商会特别会议曾议决在报上刊登一则广告,内容为“此次变起,商业受害,本总商会在商言商,迭次开会,全体议董会员,同一意旨,保护商业治安,并无要求独立之议。连日报载新闻,间有失实之处,恐多误会,合亟广告,惟祈公鉴。”(22)传闻总商会有要求独立之议,应该是王一亭、沈缦云等人的某些行动致使外界产生的印象,而总商会为消除这一传言及其影响,急于在报上刊登广告予以澄清。迫于各方面压力,王一亭于7月28日在报上刊登启事,声明已经辞去总商会协理一职,并退出了国民党。该启事及所附王一亭致国民党、总商会的函全文如下:

   近日各报登载关于鄙人之事不一而足,蒙总商会分别函请各报更正,并登鄙人致各报主笔函,度邀公鉴。鄙人素性和平,从未稍涉非分。此次南北二军开战,南市因遭糜烂,而租界亦必大受影响,故一意主张要求双方免战。不意众商自兵燹之余,元气未复,一旦兵戎再见,愤恨无极。鄙人力求和平解决,转启群疑,奔走呼号,适成多事。茫茫四顾,难索解人,可胜浩叹!兹将七月二十三日鄙人致国民党、总商会函照录于后,以明此心之无他,知我罪我,听之而已。

   附:1913年7月23日王一亭致国民党、总商会函

   敬启者:鄙人生性拘谨,凡事悉主和平。此次赣省事起,宁沪相继独立。谣言初兴,尚思弭祸于事前,连日在南北商会集议磋商弭祸之法,曾将情形函登各报。盖深恐两军决裂,人民遭祸。旬日以来,竭力调停,苦口哀求,惟冀消弭祸端。虽牺牲名誉,伤失感情,四面受谤,皆所不惜。因置身商界,实受困难,徒以党籍所关,虽抱和平宗旨,区区之意,始终不能达到。至昨日求告既穷,目击大祸,窃自忿恨,无以对党员,无以对商界,惟有脱离国民党籍,告退商会协理,自引愆尤,不敢再赞一词。谨布下情,务祈见谅,至所感祷。(23)

   从王一亭的启事与致国民党、总商会函可以看出,他认为自己性格一向温和,凡事悉主和平,在南北两军对峙,沪上形势日益紧张之际,其与商界人士的主张并无二致,即要求双方免战,防止商场沦为战场,并且竭尽全力,居间调停,结果因没有达到目的,反而遭受误解和指责。王一亭认为自己蒙受了极大的委屈,牺牲了名誉,反而落得如此下场;另一方面,若以其国民党员的政治身份而言,面对国民党组织的武力讨袁行动却力主免战,则似乎又是格格不入。于是,从表面上看王一亭既不能使商界满意,也没有尽到一个国民党员的职责,所以“四面受谤”,只得声明退出国民党,辞去总商会协理一职。

   其实,细加观察不难发现王一亭的主张和平与居间调停,与当时的商界乃至总商会多数人的言行还是有所不同的。总商会是将讨袁行动视为扰乱,将组织武力讨袁的国民党作为乱党,坚决予以反对,而李平书、王一亭乃至陈其美所主张的和平解决,是敦促驻守制造局的北军撤出,由讨袁军和平接收,或者由上海保卫团暂时接管。因而表面上虽然都强调“和平”,实际上却有着本质区别。

7月21日上海总商会召开特别会议决定公开发布一函一电,表明反对“二次革命”的态度,作为协理的王一亭虽然也出席了这次会议,但从会议记录中却未看到他的发言,不过最后他肯定也是举手赞成的,因为总商会议事录写明的是与会者全体举手赞同。这或许是碍于众意,未便发表不同意见。然而,在此之前王一亭个人所参与的调停行动,主要是要求驻守制造局的北军撤出,似乎并不代表总商会多数议董的意愿。据上海多家报纸报道,7月18日陈其美与李平书等人往见制造局督理陈洛书,希望敦促驻守制造局的北军主动撤退,由讨袁军和平接管。“后屡与北军商议,北军领袖坚不承认独立,且对于中立问题亦不赞同”。19日,李平书又“会同王一亭君,乘坐汽车,前赴制造局内,面商陈督理暨北军领袖郑中将汝成,告以上海刻下秩序不安,若再坚持,设有变端,商民生命财产,势必糜烂不堪,务请顾全大局等语。兹闻郑中将已有和平解决之希望,免动干戈,即日定可议决办法。言毕,李王二君遂于十二点出局。”(24)上海战事发生后,即有报纸发表的评论文章认为李平书和王一亭对此负有责任,(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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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广东社会科学》2018年0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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