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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小站:田桐《革命之首领》文本探源

——兼谈勒庞《乌合之众》对中华革命党的影响

更新时间:2019-11-18 07:22:49
作者: 邹小站  

   内容提要:二次革命失败后,孙中山总结辛亥革命与二次革命失败的教训,重提革命程序论,并强调领袖权威对于革命事业的意义。在寻求理论资源时,孙中山借重罗伯特·米歇尔斯的理论。田桐是中华革命党的重要宣传家,其《革命之首领》一文是强调领袖权威的重要文字,此文的主要思想来自于古斯塔夫·勒庞的《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一书,是中华革命党曾受勒庞影响的显证。

   关 键 词:田桐  《革命之首领》  孙中山  勒庞

  

   田桐(1879-1930),字梓琴,号恨海,又号玄玄居士,晚署江介散人,湖北蕲春人,是辛亥革命时期的著名革命党人,也是著名的革命宣传家。二次革命失败后,田桐流亡日本,随后加入中华革命党,任中华革命党湖北省支部支部长,是此一时期孙中山的坚定追随者,也是此期孙中山革命思想的重要阐发者。

   勒庞是法国右翼思想家,著名的社会心理学家,其《乌合之众》以及他对群体心理、革命心理的若干看法,在近代中国有相当的影响。关于勒庞对于近代中国思想的影响,目前可见的著述不多,除勒庞的译着如《乌合之众》《革命心理学》①的译者前言中对此有所交代外,还有几篇论文,即林建刚的《勒庞思想在中国的传播及其影响》(《开放时代》2009年11期)、冯仰操的《“五四”时期周作人思想中的国民与群众——兼论其对勒庞思想的承变》(《海南师范大学学报》2016年10期)、徐蕾、李里峰的《群众心理学在近代中国的译介与传播》(《福建论坛·社会科学版》2016年12期)。这些论文对勒庞在晚清民国时期的影响进行了梳理,提供了不少材料。但是,目前似乎还没有人注意到,中华革命党也受勒庞的影响。田桐的《革命之首领》一文是中华革命党曾受勒庞影响的显证。

   本文的主要目的是对田桐《革命之首领》一文发表前后的思想背景及其文本进行梳理,探究该文与勒庞《乌合之众》一书的关系。这无论是对于中华革命党革命思想的研究,还是对于田桐的研究,或者对于勒庞对近代中国的影响的研究,都是有意义的。

   二次革命后,革命党人多流亡海外。对于未来路向,两大主要革命领袖孙中山、黄兴之间存在严重分歧。孙中山比较乐观,认为袁世凯表面上统治稳固,但边疆不宁,宗社党蠢蠢欲动,袁世凯阵营内部争权夺利,统治并不稳固,而革命党在二次失败后,虽丧失地盘,被迫流亡,但精英尚存,且袁世凯的反动统治正不断地创造新的革命党,故他主张积极开展革命,并认为不用两三年,革命形势必有大改观。而黄兴则认为,革命新败之后,袁世凯统治尚较稳固,又得进步党之拥护,袁世凯野心未完全暴露,背叛民国之迹尚未显着,一般国民尚不反对他;而革命党在失败后,力量大不如前,此前拥兵数万,据数省之地,尚且失败,今流亡海外,无尺土寸兵,再进行革命,无非军事冒险,徒然牺牲热血青年之性命,实无意义。故他主张办刊阐发国民党历来之主张,以中道理性的言论与国人商榷,“不作不近情言以骇流俗,披心剖腹,将前之所是者是之,非者非之,尽披露于国民之前”,争取国民之理解与支持;广泛地接纳各派新式政治精英,以结成广泛的反袁阵线,不可将政治革新事业当作部分激进党人的专利品;培养军事干部与法政干部,以造就革命与建设之人才[1]612-618。因为与黄兴的分歧,孙中山要求黄兴“静养两年”,由他按照自己的方略全权推动革命。两年后,若革命无成,可再从黄兴之方案[2]91。黄兴拒绝孙中山的提议,认为革命之目的在求政治之改良,“此乃个人之天职,非为一公司之权利可相让渡可能包办者比”,他将继续为政治革新事业奋斗[3]357。因为内部的分歧,国民党在组织上分裂为孙中山领导的中华革命党和黄兴领导的欧事研究会,前者持激进的革命立场,后者持温和的革命立场。

   二次革命失败后,孙中山总结辛亥革命未能确立民主共和、二次革命迅速失败的经验教训,认为失败之原因主要有两点:第一,党人不了解革命程序论的意义,急于实现宪政,未能按照孙中山的革命程序论进行革命事业,在没有经过约法之治的情况下,就直接由军法之治直接进入宪法之治。由于没有经历以革命的武力扫荡旧势力的阶段,遂使旧势力在民国建立后仍有庞大的势力,甚至占据要津,粉饰旧治,摧残新治;同时,因为没有经过约法之治,缺乏地方自治的基础,民众没有经过民主的训练,缺乏拥护共和、反对专制的意识和能力,遂使革命党拥护共和的反袁斗争得不到国民的支持。第二,革命党内部不统一,党的领袖对于全党不能指挥如意,遂致党的组织松散,遇到大的外在压力就分崩离析,不能为统一的行动。他说,“此前同盟会——国民党之组织,徒以主义号召同志,但求主义之相同,不计品流之纯糅,故党势虽大,但内部分子意见分歧,步骤凌乱,既无团结自治之精神,复无奉令承教之美德,致党魁则等于傀儡,党员则如散沙,一旦受到外在压力,党即被摧败”[4]91-92。

   基于上述认识,二次革命后,孙中山特别强调两点:

   第一,革命必须按照革命程序论进行,才有成功的希望。他将革命分作军政、训政、宪政三期,强调革命不只是起义发动到政权建立的过程,而是从革命军起义之日到宪法颁布之日的整个时期。革命党人必须树立牢固的共和观念,将最终牢固确立共和政治作为奋斗目标。与此前重视革命军不同,此时的孙中山特别重视革命党的作用,并提出了以党建国的思想。他提出,为确立共和政治,革命党在夺取政权后,必须贯彻革命时期“一切军国庶政,悉归本党负完全责任”的政治原则,牢固地掌握权力,绝不可假手他人。他将党员分为三等,即革命军未起义之前入党的首义党员,革命军起义后到革命政府成立之前入党的协助党员,革命政府成立之后入党的普通党员。在整个革命时期,只有党员才有公民资格,才能享有政治权利。其中,首义党员为元勋公民,得一切参政、执政之优先权利;协助党员为有功公民,能得选举及被选举权利;普通党员为先进公民,享有选举权利。非党员只有在宪法颁布以后,才能在通过公民宣誓后享有政治权利。

   第二,革命党今后发展党员,必须改变过去“徒以主义号召同志,但求主义之相同,不计品流之纯糅”,“立党徒眩于自由平等之说,未尝以统一号令、服从党魁为条件”的做法[5]92,要求党员入党时宣誓牺牲一己之身命、自由、权利而图革命之成功,宣誓服从领袖的绝对指挥,永久遵守,并加盖指模以为凭证。孙中山所确定的中华革命党的组织制度是党的总理高度集权的体制,一切事权统一于党的总理。为扩展党的队伍,又保障党的统一,孙中山要求每个党员都至少要介绍一位新人入党,而一旦党员背党,除处罚本人之外,还要追究介绍人之责任。这一切的目的就是为建立一个高度统一并服从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党。他相信革命党的统一对于革命事业具有极端重要的意义,相信“革命党能统一,则革命之事业已成功过半矣”[6]26。

   孙中山强调以服从领袖之命令为入党之唯一条件,并要求党员宣誓并加盖指模的做法,与传统中国秘密社会的做法有近似之处,遭到一些接受过近代自由平等思想的老革命党人的反对。黄兴认为孙中山所拟“中华革命党总章”违背了其一贯提倡的自由平等主义,与袁世凯“徒以人为治”的做法差别不大[7]358,明确反对誓约上的“服从孙先生再举革命”一词以及加盖指模一事,以为“前者不够平等,后者迹近侮辱”[8]497。李烈钧、柏文蔚、谭人凤、陈炯明等也皆“以党魁统一事权,则近于专制;以党员服从命令,则为丧失自由”,不加入中华革命党,甚至有人称孙中山为“广人教主”[9]184。孙中山曾就此反复解释。他说,“盖党员之于一党,犹官吏之于国家。官吏为国民之公仆,必须牺牲一己之自由平等,绝对服从国家,以为人民谋自由平等。惟党亦然,凡人投身革命党中,以救国救民为己任,则当先牺牲一己之自由平等,为国民谋自由平等,故对于党魁则当服从命令,对于国民则当牺牲一己之权利。意大利密且儿作《政党社会学》,谓平民政治精神最富之党派,其日常之事务,重要行动之准备实行,亦不能不听一人之命令。可见无论何党,未有不服从党魁之命令者,而况革命之际,当行军令,军令之下尤贵服从乎?”[5]92关于入党必须加盖指模,他解释说,第三次革命必须吸取第一次革命的教训,不能再将全国人民皆名之为国民,唯“有心赞成共和,而宣誓注册者,乃得名之曰国民”。又因为采取以党建国的策略,必须给予党人优先政治特权,为了防止革命成功之日,巧诈之人纷纷宣誓赞成共和而排斥真正之革命党人,必须事前设置办法,防止假伪。要求党员入党时加盖指模,就是确认其首义党员身份,防止假冒革命党出现的办法。而且将来所有的想获得国民资格之人,都必须宣誓效忠民国,并加盖指模,今日要求入党加盖指模,只是将来成为国民的必要程序在党内的预演而已[10]141-142。

   但是,孙中山的解释,并未能说服持不同意见者,革命派内部分歧仍然严重。为强调领袖权威对于革命组织的意义,孙中山的追随者在不少文字中都反复申述孙中山的主张,比如,陈其美就曾致函黄兴,强调“此后欲达革命目的,当重视中山先生主张,必如众星之拱北辰,而后星躔不乱其度数;必如江汉之宗东海,而后流派不至于纷歧。悬目的以为之赴,而视力乃不分;有指车以示之方,而航程得其向。”[11]221在中华革命党强调领袖权威的论述中,田桐的《革命之首领》是一篇重头文章,值得特别注意。

   关于孙中山强调革命领袖的权威,学界以往多强调其受中国传统秘密结社的影响,而对于孙中山在1914年6月15日《致陈新政及南洋同志书》及1914年7月29日《致南洋各埠洪门同志函》中两次提到意大利“密且儿”的《政党社会学》一书,并将其中阐述的观点作为政党必须听命于一人的依据,“国内学者从来未加留意”[12]27。张朋园先生慧眼独具,指出孙中山所称的“密且儿”是德裔意大利政治学家米歇尔斯(Robert Michels,1876-1936),孙中山所称的《政党社会学》就是《寡头统治铁律——现代民主制度中的政党社会学》。通过分析,张先生指出,孙中山由自由主义者转为威权主义者,“亦如其早年倡导革命,几乎完全是受西方的影响”②。

   中华革命党在入党方式上要求宣誓服从领袖一人之命令,并加盖指模,受西方法庭作证宣誓、婚姻宣誓以及就职宣誓的影响,但是否完全未受传统秘密结社的影响,还不能断定。就中华革命党时期孙中山强调革命党组织统一的重要性,强调领袖权威的思想而言,其主要思想资源并非来自传统,而来自于西方学说,是可以成立的。除受米歇尔斯的《寡头统治铁律》一书以及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影响之外,中华革命党时期,革命党人还明显受勒庞(Gustav Le Bon,1841-1931)及其《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③一书的影响。这一点此前学界未曾提及,《民国》杂志第六号所载田桐所撰《革命之首领》(署名玄玄)一文[13],就是一个显然的证据。田桐时任中华革命党湖北支部长,曾多次参加中华革命党在东京的活动,与孙中山过从甚密,是中华革命党重要的活动家与宣传家。目前尚无证据表明《革命之首领》一文的写作系出于孙中山的授意或者指点,但也不能排除此种可能性。

《革命之首领》全文分10节,近万言,比较系统地阐述了革命首领对于革命的意义,革命首领的种类及其应当具备的素质,革命首领传布主义、运用党徒的方法,革命首领的威严及其种类,革命首领对于党徒的宰制力及其对于革命事业的意义等问题。总体上看,这是一篇强调领袖权威对于革命组织、革命事业的价值的文章,是中华革命党的一篇相当重要宣传文字。此文是为孙中山强调“重组革命党,首以服从命令为惟一之要件”[5]92的思想做理论阐发而推出的。在孙中山要求党员服从领袖一人之命令的主张遭遇不少老革命党反对的情形下,《革命之首领》一文颇受中华革命党的重视,除在《民国》杂志第六号(1914年12月15印刷,12月18日发行)刊载外,很快就于1914年12月27日由《民国》杂志社另出单行本。(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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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 《晋阳学刊》 2018年0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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