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上一页 文章阅读 登录

曾荣:清末民初边疆危机中的“政府外交”与“国民外交”纠葛及社会思想变迁

更新时间:2019-11-18 07:21:09
作者: 曾荣  

   内容提要:清末内忧外患的时局下,中俄外蒙问题、中日满蒙问题、云南片马事件等边疆危机接踵而至,清廷却奉行“秘密外交”政策,对“国民外交”实施严厉打压。基于清政府外交“不足恃”的社会认知,国民在现代民族国家意识的驱使下,积极探索“外交之主体何在”问题,并主动承担外交“主体”责任。民国肇建之时,国家社会根基尚未稳固,俄英两国分别扶植外蒙、西藏“独立”,边疆危机日益深化。国民一改“外交之主体”地位,充当政府外交“后盾”,并强化“监督政府之责”。清末民初中国边疆危机中“政府外交”与“国民外交”的纠葛,表面上是外交“主体”地位的转换,实质则是国民对政府认同与否的表达,折射出近代中国边疆危机中社会思想的深层变动。

   关 键 词:边疆危机  政府外交  国民外交  外交主体  国民认同

  

   近代中国外交的转型,是在清末民初中国边疆面临严重危机的背景下发生的。清末内忧外患的时局下,“东三省、蒙古、新疆及滇桂等省纷纷告警”,中国边疆危机一触即发,清廷却实行秘密外交政策,对国民参与外交进行严厉打压。基于清政府外交“不足恃”的社会认知,在现代民族国家意识的驱使下,国民积极参与对外交涉,承担外交“主体”责任①。民国初年,俄、英两国分别扶植外蒙和西藏“独立”,中国边疆危机日益深化,国民外交逐渐成为政府外交的“后盾”。学界既往对清末民初边疆危机前后的中外交涉作了详细考察,关注焦点在于政府官方层面的对外交涉或中外互动,但未及国民外交思想变动及其深刻影响的研究②。本文历时性考察清末民初中国边疆危机中“政府外交”与“国民外交”相互纠葛的历史样态,借以厘清中国“外交之主体”问题提出与演化的历史趋向,旨在揭示国民外交从“主体”到“后盾”地位转变的历史意蕴,进而呈现近代中国外交思想转型发展的历史变迁。

  

   一、清末边疆危机与外交“主体”地位的博弈

  

   清末边疆危机肇始于日俄两国对中国领土的侵犯。早在1907年7月30日,日俄两国就达成第一次密约,划分两国在中国东北及外蒙古地区的势力范围③。《日俄协约》的签订无疑加剧了中国的边疆危机。

   在边疆危机一触即发的紧急关头,国人表现出对国家外交事务的高度关注,由此展开对清政府外交政策的猛烈抨击。1910年1月,《时报》连续刊载题为《某星使奏外交事应公诸舆论疏》的时论,指责清政府在外交中“秘密而不与人商”,以致“外交大小事无不以秘密而失败”,强烈要求清政府“外交事宜应公诸舆论”,尽快放弃秘密外交政策④。25日,《新闻报》时论进而发出“外交之主体何在乎”的拷问,指陈中国“数千年来外交之主体唯知有君而不知有民”,而当此边疆危机四起之时,“外交之主体何在乎?在国民而已”⑤。显然,此论意在呼吁广大国民积极参与对外交涉,希冀国民享有外交“主体”地位。

   在舆论界的鼓噪下,京中言官也加入到议论行列。30日,都察院在代递文耀等人的上奏时提出:“我国之外交,只恃一二外交官,以口舌强辩之功,为樽俎折冲之用,无国民为之后援”,以致我国一与外人交涉,均最终归于失败⑥。显然,清政府“秘密外交”严重威胁到国家利益,“外交秘密一次,则权利丧失一次,国民亦叫苦一次”,为此,《时报》主笔陈冷向清廷呼吁,将外交诸事公之于众,使国民知晓对外交涉情况,发挥国民在外交中的作用⑦。

   日俄第一次密约之事未平,两国再度缔约之事又起。1910年7月4日,日俄两国签订第二次协约(《日俄协约》),划定双方在中国的势力范围,并承诺互不干涉对方势力范围等事宜⑧。《日俄协约》的签订无疑严重侵犯中国主权,消息一经传出,国内舆论哗然。9日,《新闻报》一篇题为《论日俄协约》的社论称,协约必将使中日满蒙问题、中俄外蒙问题的交涉变得更为艰难,呼吁国民“急图挽救之策”,起而参与对外交涉⑨。立宪派团体“国会请愿同志会”亦发表《为日俄协约泣告国民书》,声诉“今日国家已亡,主权已丧,土地已削”,日俄密约关涉中国存亡,国家领土主权遭到严重侵犯,然而清政府官员却唯恐“触犯强国之怒,有碍于目前之禄位”,当此危急存亡之秋,全体国民必须团结起来、共谋抵制⑩。

   与此同时,各界人士纷纷自发组织成立“保蒙会”,希冀以实际行动起而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引起社会各界的巨大反响。7月17日,陈冷发表题为《保蒙会》的时评,指出清政府的蒙古政策“谋之数年而无效”,《日俄协约》的签订使中俄外蒙问题变得更为棘手,当前之计唯有“藉保蒙会之力”,“集合蒙古之人,发生蒙古之事”,力图解决中俄蒙古问题(11)。

   显然,《日俄协约》的签订进一步深化清末中国边疆危机,并引燃中国国民参与外交的导火索,一方面国人以强有力的舆论抨击清政府外交,反对协约对中国主权的侵犯,另一方面国民借助“保蒙会”等团体的力量直接参与外交,显示出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的坚定决心,由此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遭致包括日本在内的国外舆论之敌视。日本《时事新报》更是以“维持满洲之现状”相标榜,诬称中国反对协约人士为“排日论者”,诋毁其“酿成排日思想”,呼吁日本政府及外交当局对于中国提倡“所谓国民的外交者,不可一日付之忽睹者也”(12)。

   中国知识人士进一步深入考察了中外政府与国民对外交涉地位的根本区别。概言之,在国外,“夫外交者,国民团体之事,国民不能人人与于外交之事,不得不委诸之数人之手,以期行将之利便”,国民与政府共谋外交之成功。然而在我国,当此边疆危机万状之时,清政府却无视国人要求,继续执行秘密外交政策。“吾国外交,乃别于国民,自为一事,其利也,政府享之,其害也,人民受之。”(13)显然,清政府在外交上与国民针锋相对、势同水火,这与他国政府与国民共谋外交之成功形成强烈反差,由此导致国家主权之丧失,引发时人切肤之痛。

   时至1910年底,云南片马交涉接踵而至。清政府在中国边疆地区推行的新政延伸到川滇边区,这引起英国殖民者的忧虑。为维持英国在华利益,由英国控制的缅甸政府决定派密支那副专员赫兹(W.A.Herts)率领英国远征队,于1910年12月开赴云南片马地区。“片马事件”由此爆发(14)。

   英国入侵云南的行动激起国人的强烈抗议,云南省谘议局亦成立“保界会”,并“通告各省”,称“政府畏葸之深”,国民应当自谋“文明办法”,坚决予以抵抗(15)。随后,谘议局还推举周钟岳和李子畅两人赶赴北京,“请外部与英使严重抗议”(16)。

   云南商界人士亦起而响应,他们召开紧急会议,呼吁广大商民抵制英货,并且“通函省外各商一体办理”(17)。在其发动下,“蒙自、云南、昭通、大理、临安、普洱等处绅民一律不购英货,以示抵制”。此外,远在日本东京的中国留学生亦发出通电,声称“俄迫伊犁,英占片马,法强索滇矿”,长此以往,中国主权恐将丧失殆尽。为寻求挽救之策,留日学生决定“设立救亡机关”,呼吁国人“组织国民军,以救灭亡”(18)。1911年2月26日,东京留学生召开全体大会,发起组织“国民会”,并发表声明,将其宗旨与计划公之于众(19)。与会学生明确提出“讲求对外政策”的口号,并一致赞同“设法警告内地及各省谘议局拒绝此约”的建议,表现出参与外交的强烈愿望与决心。同时,为将上述决议付诸行动,使各国“知吾国学生尚有团结之力,人心未死”,众留学生决定立即发起“示威的运动”(20)。

   在应对片马事件时,云南谘议局议员还注意发动和引导普通民众共同参与外交。云南人闵德修“以识时务见称于乡人”,为发动广大民众共同应对片马交涉而撰写《片马紧要记》,并且将此书印刷成册,广为发行。对此云南谘议局副议长段宇清、张世勋两人分别为该书作序。段氏在序中盛赞闵氏“协同组织云南保界会以维持国界界务”之举(21)。而在致云南谘议局的信函中,闵氏更是呼吁“一争不能则再争。再争不能则屡争。一千七百万之云南人,一十四府之议长议员,亦皆合力以争”(22)。显然,随着云南片马问题的不断恶化,能否妥善解决此案不仅直接关系到西南边陲安危,还影响到国家与社会的稳定。对此,近在咫尺的四川省谘议局,在其讨论“改正官报体例”议案时,决定将“边藏交涉事务”列为官报重要内容之一(23)。

   1911年3、4月间,片马交涉告急,云贵总督李经羲数次致电清廷。在函电中,李告称英占片马后,云南全境危在旦夕,对此清政府军机处仅做出“着外务部知道”的表态(24)。李氏请求清政府支持,告知“事机危迫,请调左江镇总兵陆荣廷,挑带劲旅四五营迅速赴滇,以资控摄,并由滇给饷”,但清政府仍然是敷衍了事(25)。在此前后,云南谘议局亦多次致电清政府,“请指拨饷械,团练民军,并电恳资政院开临时会”,以商讨外交应对之法。然而,清政府竟答以“资政院并无干预兵政、处决国际交涉之权”,此事“只宜密筹对待,讵可自相惊扰肆意沸腾”。另一方面清政府电告云贵总督李经羲,斥责谘议局议员为“乌合之众”,命其对诸议员“多方劝谕,勿令变生意外”(26)。云南谘议局议员们维护边疆安危的请愿由此受到沉重打击。

   鉴于“英人驻兵片马,以逼滇藏边境,滇省飞电告急,其影响且及于四川”的危况,身为四川省谘议局议长的蒲殿俊颇感焦虑,在其题为《流年之慨》的时论中,蒲氏历陈议员们无法正常行使参与外交之权的状况,我国外交之机一误再误,国家主权亦因此不断丧失,由此发出“政府其与吾为对者也”的绝望之叹(27)。

   值得注意的是,片马危机之时,短短数月间,各界民众成立许多团体或组织。其中,由商团公会发起成立的“全国商团联合会”和“义勇队”颇具声势。1911年3月12日,商团公会在上海召开特别大会,“拟先立一全国商团联合会”,以联合会为基础,广泛发动各地商团成立组织,并着手“组织义勇队”(28)。而在外患日亟的情形下,国人开始深入探讨“政府外交”与“国民外交”关系问题。北京同志会在《告全国同胞书》中表示,“先进各国对于政府外交之不可恃者,往往以国民之外交补救之”,何况今日我国政府外交丧权辱国至此等地步,仍实行秘密外交,完全置国民外交于不顾(29)。3月14日,《时报》社论呼吁沪商组织的“义勇队”等团体积极参与外交的同时,应“及早觉醒,不生依赖政府之想”(30)。东京留学生则向国内各省谘议局广致函电,告以今日俄侵伊犂、英占片马、法索滇矿,边疆危机日益深化,然而“政府无望”,国民只有自行“组织国民军,以救灭亡”(31)。

   显然,国人在片马事件的逼迫下,已纷纷组织起来,表现出参与外交的强烈愿望,而从当时的舆论情况来看,大家均不约而同地将“国民外交”置于“主体”地位,这表明国人对国民在外交中的作用有着深刻的认识,亦在某种意义上反映了国民对清政府的不认同态度。

   国人对清政府的不认同态度可谓渊源有自,其根本原因则是清政府对国民参与外交的敌视政策以及对国民军、义勇队等民众团体行动的禁止与打压。4月13日,清军机处电斥国民组织团体之举是“以乌合之众挑衅强敌”,诡称云南谘议局编练民军的要求是“自相心惊扰,肆意沸腾”,令云贵总督李经羲严加防范,以免“变生意外”(32)。而在留日学生大会召开后,驻日大臣汪大燮急电清政府称,学生“此等举动不足救亡,实足速亡,且恐内有革匪从中煽惑,欲借端肇乱”,通电还建议清政府立即“通电各省督抚,严行禁止”。清政府收到电报后,令政务处、学部、陆军部“赶速通电各省查禁”,“北洋陆军各镇,已加意防范,分派宪兵赴各营队密查”,从而使留日学生挽救国家危亡的行动遭受沉重打击(33)。

清政府的无情打压使留日学生们义愤填膺,他们以“留日全体学生”的名义,(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本文链接:http://m.aisixiang.com/data/119073.html
文章来源: 《江苏社会科学》 2018年05期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