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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西建 谭诗民:重审马克思主义的“政治批评”:问题与意义

更新时间:2019-11-18 07:05:36
作者: 李西建   谭诗民  
则是一种带有转折性并且值得深入反思和总结的重要思想现象。

   1968年代爆发的法国革命,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探索的革命可能性的一次重大实践,整个左翼思潮在逐渐回落的过程中,又进行了新一轮的对马克思主义的重新认识,理论家们不仅从中认识到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异化社会批判理论的现实价值,也寻找到马克思主义这一思想武器运用的新出路,这就是政治革命与社会和文化的结合。“在资本主义的初期工业化的阶段,主要冲突的场域在工厂以及整个劳动的关系之中。而在我们所谓的消费社会里,问题的主要症结从生产转向消费时,文化的层面显得格外重要。”也正是在这一时期,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文学批评提出了“文化政治”的问题。马尔赫恩认为,在20世纪70年代后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中,“‘文化’被理解为社会关系中意义的重要时刻”,“文化远不再受制于外在的政治考验,它本身已经是政治的了”。“如果文化与社会性具有共同空间,它必然包含了政治的内涵。”“文化是政治的必然成分,进一步说,政治的手段在严格的意义上往往是文化的。”[8]31从阶级与政党政治向文化政治的转变,无疑扩大和延伸了传统文论的政治含义,这不仅适应了新的社会文化思潮发展的需要,即通过各种民权运动、学潮、民族解放、妇女运动等谋求人的权益和解放,也体现了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即电影、形象、时尚、生活方式、市场营销、广告以及与传媒文化相关的各种符号、图像、场景渗透到整个社会生活的过程之中,使文化成为社会关系与结构中的核心因素与问题,成为政治批评的重要对象与领域,也因此引起当代马克思主义学者的深入思索和高度关注。

   伊格尔顿作为一个具有国际声誉的马克思主义学者,一贯坚持文学理论的政治批评属性,从1976年出版《马克思主义与文学批评》,到2003年发表《理论之后》,贯穿其理论始终的核心思想就是“一切文学批评都是政治批评”。在《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最后一章作者总结道:

   在本书中,我从头到尾都在试图表明的就是,现代文学理论的历史乃是我们时代的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历史的一部分。从雪莱到诺曼·N.霍兰德,文学理论一直就与种种政治信念和意识形态价值标准密不可分。的确,与其说文学理论本身就有权作为理智探究的一个对象,还不如说它是由以观察我们时代的历史的一个特殊角度。纯文学理论只是一种学术神话。[9]196-197

   伊格尔顿的“政治批评”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学文论的重要拓展和完善,它超越了党的阶级的、甚至是作为狭义理论的纲领或思想主张的政治,而是指向人的现实生存及发展,从人类解放的高度认识和理解政治,赋予政治批评以新的时代精神内涵。伊格尔顿说,与人的意义、价值、语言、感情和经验有关的任何一种理论都必然会涉及种种更深更广的信念,如,那些与个体和社会的本质、权力和性的种种问题,对于过去历史的种种解释、对于现在的种种理解和对于未来的种种瞻望有关的信念。文学理论不应因其政治性而受到谴责。应该谴责的是它对自己的政治性的掩盖或无知,是它们在将自己的学说作为据说是“技术的”“自明的”“科学的”或“普遍的”真理而提供出来之时的那种盲目性,而这些学说我们只要稍加反思就可以发现其实是联系于并且加强着特定时代中特定集团的特殊利益的。[9]196-197在《理论之后》伊格尔顿分析了当代社会的政治,并指出西方马克思主义转向文化,部分原因是政治虚弱或对政治不再抱幻想。然而,这样做,也使得许多西方马克思主义不再像它那战斗的革命先辈,而成了彬彬有礼的乡绅,成了幻想破灭、失去了政治权威、墨守成规的学究。[10]31依伊格尔顿的理解,理论中缺失的另一半并不是文学、读解、文化或美学,而是政治。其补救的办法就是建立一种雄心勃勃的“政治批评”,这就是所谓的“后理论”,它是在一种更宏伟、更负责的层面上,向后现代主义逃避的那些更大的问题敞开胸怀。这些问题包括道德、形而上学、爱情、生物学、宗教与革命、恶、死亡与苦难、本质、普遍性、真理、客观性与无功利等。伊格尔顿所坚守的政治批评,是力图对西方启蒙的价值观念展开一场批判性的再思考[11]237-238,他丰富和完善了马克思主义的政治批评,牢固确立和奠定了政治批评在后理论时代促进文化与文艺发展不可或缺的巨大作用。

   在今日所谓后人类、后现代、后理论迭出的复杂文化情境中,詹姆逊的政治批评作为混沌文化时代的一剂良药,无疑在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当代发展中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和作用。在《马克思主义与形式》《语言的牢房》《政治无意识》等重要著作中,詹姆逊依据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从一种鲜明的文化政治立场出发,通过分析当代资本主义发展的复杂态势和格局,提出了一种马克思主义辩证批评的文化阐释学理论。这一理论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把关于生产方式对社会文化、意识形态的根本的、最终的决定作用,与人类文化的实践性辩证地结合在一起,对文学文本进行解释。这种解释同时又是对产生文学文本的社会历史的解释。“因此真正的解释使注意力回到历史本身,既回到作品的历史,也回到批评家的历史环境。”[12]746马克思主义文论本质上是一种意识形态批评,詹姆逊的辩证批评的解释学把艺术文本自身的特殊性与社会历史相联系,强调辩证批评对文学的意识形态的阐释应从文学的审美特性出发,意识形态在文学中不仅是内容的直接表达,而且是主要渗透在文学形式中的隐含的政治趋势。诚如作者所指出的:“我历来主张从政治社会、历史的角度阅读艺术作品,但我绝不认为这是着手点。相反,人们应该从审美开始,关注纯粹美学的、形式的问题,然后在这些分析的终点与政治相遇。”[13]131可见,詹姆逊倡导的马克思主义辩证批评的阐释学核心,是把艺术形式作为理解文化和社会的代码,由此展开更彻底、更深层的意识形态和政治分析。

   在《政治无意识》中,詹姆逊坚持政治批评的优越地位和不可替代性:“本书将论证对文学进行政治阐释的优越性。它不把政治视角当做某种补充方法,不将其作为当下流行的其他阐释方法——精神分析或神话批评的、文体的、伦理的、结构的方法的选择性辅助,而是作为一切阅读和一切阐释的绝对视域”[14]8。而这种优越性,“即对特定文本惰性的已知事物和素材的这种语义丰富和扩大,一定发生在3个同心框架之内,这些框架标志着文本社会基础的意义通过下列观念而拓展:首先是政治的历史观,即狭义的定期发生的事件和颇似年代的系列事件;然后是社会观,在现在已经不太具有历时性和事件限制的意义上指的是社会阶级之间的构成性张力和斗争;最后,是历史观,即现在被认为是最宽泛意义上的一系列生产方式,以及各种不同的人类社会构造的接续和命运,从为我们储存的史前生活到不管多么遥远的未来历史”[14]63。詹姆逊强调说,在狭隘的政治视域内,作品被解作象征性行为;在第二个视域被扩展到社会秩序时,文本在形式上被重构成伟大的集体和阶级话语的表达,即一种意识形态素;而文本被置身在整个生产方式的复杂序列中,甚至与一种特定社会构成的激情和价值不知不觉吻合时,文本与其意识形态素都将经历最后一次改造,必须根据我将称为形式的意识形态的东西来解读,即是由不同符号系统的共存而传达给我们的象征性信息,这些符号系统本身就是生产方式的痕迹或预示。[14]-65由此看,伊格尔顿和詹姆逊对马克思主义政治批评的发展和继承,主要体现在整体性视域、人文价值取向及思想阐释深度诸方面。确切地说,两位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所践行的文化政治批评,一定意义上恢复了马克思主义政治批评的原典内涵,消弭或摆脱了历史上曾出现的、单纯为阶级和政党服务的狭义政治的痕迹,从而赋予政治批评更为广阔的视野和更为重大的社会担当,体现出鲜明的存在论与意义论的特征。

   近期以来,国内学界对西方后马克思主义“文化政治批评”的关注日渐曾多,这是一种需要面对和探究的当代思想资源。作为“文化政治批评”的倡导者,英国政治哲学家恩斯特·拉克劳与查特尔·墨菲(简称拉墨),依据西方后资本主义时代社会发展的复杂态势和文化变动,质疑所谓阶级斗争的宏大政治与人的全面解放的宏大叙事,倡导微观政治、身份政治与话语政治,展现出政治批评在当代社会的深刻变化与新的理论诉求。在他们看来,传统政治理论作为一种现代性的解放话语和宏大叙事,已难以解释当代西方以新社会运动为主体的社会多元对抗,我们应当从后现代视域出发观察各种社会新变,进而把解构传统马克思主义的本质主义的基础逻辑,与吸收后现代自由结合起来,重建后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地平线。后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文化政治学,其政治涵义的变化必然包括从宏观政治转向微观政治,即寻求一种异质性的权力概念,倡导和关注日常生活中的微观政治,在生活风格、话语、躯体、性、交往等方面进行革命,不再把政治斗争局限于单一的生产场所或国家领域,而是趋向日常生活的各个领域;从阶级政治转向身份政治,进入后工业社会后,知识经济和信息革命导致传统的二元对立的阶级结构发生分裂,阶级属性的划分越来越难于实行,身份政治成为主导方面;从自在政治转向话语政治,人类社会中一切有意义的存在物都是话语建构的产物,离开话语条件的所谓自在自然的实存对人没有意义,社会构型及其政治因而不是自在的、本质主义的,而是话语建构的结果,具有其话语性。不可能从一个先于话语的实存出发进行社会和政治分析,而应当从话语视域对政治进行话语分析。社会文化空间实际是一个话语场域,政治则是话语结合社会实践的思想生产活动。[15]客观而论,拉墨倡导的“文化政治批评”有其现实的合理性,它是根据后资本主义时代社会存在整体状况及突出变化,尤其是依据文化现象及矛盾成为社会结构主导问题这一事实,来确定政治批评的属性、功能及价值指向,体现出一定程度的理论干预及文化应对策略,然而它所缺少的如伊格尔顿所讲,是在一种更宏伟、更负责任的层面上,对人类的那些更为重大问题的敞开胸怀和积极的关切。当代社会背景下一种有效的文化政治批评,既包括对个体日常生活世界的积极干预和介入,也包括对“人类命运共同体”诸多重大问题的深切关注和审视。

  

   三、问题与意义

  

   如上所述,在马克思主义整体思想体系与知识谱系的变化发展中,“政治批评”无疑具有主导性地位,亦构成马克思主义文论的精髓及核心话语,对人类存在、文化发展及社会现实的审美改造有十分重要的指导作用,它引发我们所思考的一个现实问题是,在新时代社会文化语境下,如何科学理解政治的本性及功能,它体现的思想价值、方法论意义及理论启示是什么,如何看待“政治批评”在后马克思文论知识谱系中的深刻变化,当代中国文论的本体建设需要什么样的“政治批评”。

   结合马克思主义思想发展的基本脉络看,对“政治”概念阐释最具原典性和科学价值的是马克思著名的社会结构理论。马克思说:

   我所得到的、并且一经得到就用于指导我的研究工作的总的结果,可以简要地表述如下: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4]8

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精华,它为我们认识文艺和文艺理论提供了一种基本的思想图式和方法,而社会结构理论则科学描述了整个社会组织的内在构成,确立了诸如经济、阶级、国家、政治、法权、革命以及宗教、哲学、道德等在社会结构中的位置。依照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看,在相互联系的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和社会意识形态构架中,政治和法律既是最具现实性和生产功能的上层建筑形式,也是联接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社会意识形态中介机制,(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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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 《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8年0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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