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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 亮:南海问题:中日深层次结构性战略矛盾的第四表象探析

更新时间:2019-11-17 21:29:26
作者:    

  

   对于当前的中日关系,“重回正常轨道,重现积极势头”是两国最高领导人一致的政治共识。得益于双边关系的积极转圆,中断数年的两国最高领导层的互访得以重开,中日经济高层对话、海洋事务高级别磋商及中日战略对话等各种机制性磋商框架也纷纷重启,而谈判历时十年的中日海空联络机制也终获启用。进一步地,双方同意践行“互为合作伙伴、互不构成威胁”的政治共识,共同致力于构建契合新时代要求的双边关系。然而,这并不意味因为当前中日关系重现积极势头就回避两国之间存在的各种敏感、复杂的结构性矛盾,它强调的是双方应通过对话协商、建设性管控分歧。

  

   长期以来,台湾、历史认识和钓鱼岛是浮现在两国深层次结构性战略矛盾之上的三大表象问题。而现阶段,中日南海矛盾也已呈现出一些深层次结构性战略矛盾的特征,并成为横亘在两国之间的第四表象矛盾。笔者认为,唯有在正视矛盾存在的基础上,厘清矛盾的结构特征,评估矛盾的发展态势,最后提出相宜的对策建议才有利于中日关系的发展大局。


一、中日深层次结构性战略矛盾的表象问题探究


   中日比邻而居,历史瓜葛与地缘矛盾纠结缠绕,表象面的现实利益纠葛与深层次的战略结构疑虑交织叠加,一方面使得两国关系远较其他双边关系来得复杂敏感,另一方面日本对中国崛起带来的各种冲击也远较美欧国家来得直观和强烈。其结果是日本对华认知没有真正理顺,不少人在思想认识上还没有解决好崛起的。中国到底是机遇还是挑战、是伙伴还是对手。如果把中日关系的发展比喻成一段海洋航程的话,则两国间深层次结构性战略矛盾便宛若海中的冰山,而浮在海面上的冰山一角,就是横亘在两国之间的一系列表象矛盾。

  

   (一)中日深层次结构性战略矛盾的三大表象问题

  

   揆诸战后中日关系的发展,通常会将台湾、历史认识和钓鱼岛列为三大表象矛盾。

  

   1.台湾问题的核心是日本政府能否恪守“一个中国”原则,这是中国的核心利益之所在,也成为中日能否维系官方往来的基础。

  

   众所周知,作为中日恢复邦交的中方立场——“复交三原则”,主要就是围绕台湾问题展开的。日本学者若林正丈曾将两国在实现邦交正常化时围绕“台湾问题”达成的政治共识称为“1972年体制”,归纳指出日本政府在承认中国大陆的同时,与台湾地区只能发展以经济、文化为中心的非官方关系,并强调说“中国认可这一选择的同时,国际社会秩序亦保持稳定,就其意义而言,已成为一种国际体制”,而“这一国际体制因成型于《中美上海公报》及《中日联合声明》发表之年,故称为‘1972年体制’”。但现阶段,日本认为这一对华的“政治性 承诺”应结合时代变化进行调整。如台湾已经实现“民主化”,任何事关台湾“主权”的变动均必须符合台湾的主流民意。又如,日本虽然对台湾的主权归属问题没有发言权,但从区域和平与稳定的立场出发,反对任何一方单方面改变现状等等。

  

   毋庸讳言,日本一直视台湾为制衡中国大陆的战略性工具,而安倍还曾毫不讳言地强调说台湾是日本维持其从东北亚到东南亚一线所谓“开放国家”战略的重要支点地区。

  

   因此,自蔡英文当选台湾地区领导人后,日台关系一度十分“热络”,如2016年1月16日是蔡胜选日,时任外相的岸田文雄随即罕见地以书面形式发出贺词,声称双方“有着共同的价值观”,希望彼此“继续维持非政府间实务关系,并深化合作与交流”。与此同时,安倍本人及官房长官菅义伟还分别向蔡表示“由衷地祝贺”。随后,日台交流窗口——“公益财团法人交流协会”和“亚东关系协会”,也于 2017 年初分别更名为“公益财团法人日本台湾交流协会”和“台湾日本关系协会”。而时任总务副大臣赤间二郎于2017年3月26日对台湾进行的公务访问,更是创1972年日台“断交”以来的历史记录。日方的上述举动毫无疑问地遭到了中方的强烈抗议,而日方也清楚台湾问题关乎中日政治关系的基础,其政治红线不可逾越,且在中日关系重回正轨的大背景下,安倍遂于2018年5 月向中方明确表态“日方将按照日中联合声明的规定,仅同台湾保持民间往来”。

  

   2.历史认识问题牵涉国民感情,敏感而脆弱,牵一发而动全身

  

   在战后日本的语境下谈历史认识,主要指日本国内对从“九一八”事变到太平洋战争那段历史的认知态度,核心是如何认识侵略历史的问题,具体包括日本在靖国神社、历史教科书、“慰安妇”及强掳劳工等与之相关问题上的认知态度与行为。日本作为二战的策源地之一,围绕对历史的反省和道歉问题一直是日本与中韩等周边国家产生摩擦的主要原因之一。

  

   20世纪80年代的中日关系曾因历史教科书、中曾根康弘以首相身份参拜靖国神社等问题一度恶化,但当时日本政府决定从现实国家利益角度出发,对上述问题旋即进行了正面回应,如中曾根明确表态不再参拜靖国神社,并让时任官房长官的后藤田正晴以发表谈话的方式对该问题做出了积极的官方承诺,使得历史认识问题在当时得到迅速、妥善的解决。到1993年和1995年,日本官方又先后以“河野谈话”和“村山谈话”的形式,对“慰安妇”、历史认识问题表达了“深刻的反省和由衷的歉意”。令人遗憾的是,也就是从那时开始,靖国神社和历史教科书等问题成了影响日本与中韩等周边国家关系的不定期引爆点。如日本历史教科书中歪曲甚至美化侵略战争的论述一再出现,而小泉纯一郎主政期间就因为连续参拜靖国神社,最终导致中日首脑互访中断五年之久。2013年 12月26日,第二次组阁的安倍正式参拜靖国神社,不但遭到包括中韩在内的国际社会的一致声讨,连美国也罕见地声明表示“失望”.对此,安倍回归首次组阁时以送玉串料的形式代替亲自参拜的方式,以缓和矛盾。而受此影响,除卫藤晟一外,近年来安倍内阁的阁僚也不去参拜靖国神社。进一步地,习近平主席于2018年9月12日会见安倍时,安倍又明确表态说:“在历史和台湾问题上,日方坚持在两国政治文件中确认的立场,这一点没有任何变化”。

  

   3.钓鱼岛问题既牵涉国家主权之争,又蕴含东海海洋权益纠纷

  

   从原因看,其问题的形成实际上是历史问题与台湾问题相互叠加的产物;从结果看,恰因为钓鱼岛问题的存在,很大程度上对中日东海专属经济区划分和海洋权益等问题产生了重大影响。对于钓鱼岛问题,中方一直秉持“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基本立场,意图将该问题对中日关系发展大局的影响降至最低。而中日双方在很长时间内对“搁置”,该问题也达成了一定程度的默契。然而,随着2010年钓鱼岛“撞船事件”的发生和2012年日本政府决定非法“购岛”,加之历史认识问题出现的叠加效应,中日关系一度陷入到“政冷经凉”的窘境,跌至邦交正常化以来的谷底。直到2014年11月,中日双方就处理和改善两国关系达成“四点原则共识”,指出“双方认识到围绕钓鱼岛等东海海域近年来出现的紧张局势存在不同主张,同意通过对话磋商防止局势恶化,建立危机管控机制,避免发生不测事态”,“双方同意利用各种多双边渠道逐步重启政治、外交和安全对话,努力构建政治互信”,双边关系才开始止跌回稳进一步地,两国最高领导层同意有效管控东海等方面的矛盾分歧,共同维护东海和平稳定。以此为基础,双方同意在两国高层交往引领下,坚持把东海建设成为和平、合作、友好之海的共识,并继续推进海洋领域的务实合作。

  

   综上所述,上述三大表象矛盾或能搅动中日关系的根基,或能引发两国从民间到官方的情感对立,都是相当复杂且敏感,甚而牵一发而动全身的问题。因此,上述矛盾的解决绝非一朝一夕之功,若纠缠这些矛盾本身而忽视两国关系发展的大局,忽视现阶段改善中日关系对中国外交大战略部署的重要意义,显然是没有抓住矛盾的主要方面。反过来说,在两国关系“重回正常轨道,重现积极势头”的现阶段,若回避上述矛盾的存在,采取掩耳盗铃做法的话,任矛盾持续恶化,甚有与矛盾的主要方面发生转化之虞。从这一角度而言,两国选择通过对话协商建设性管控矛盾分歧的做法体现的正是实事求是的务实精神。

  

   (二)中日深层次结构性战略矛盾的第四表象问题

  

   2019年6月 27日,习近平主席在大阪会见安倍时强调说:“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们要共同致力于构建契合新时代要求的中日关系,使中日关系成为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重要积极因素。”换言之,在新时代的背景下,中日两国将会拥有越来越多共同利益和共同关切。但反过来说,新时代中日之间也有很多矛盾早已超越双边层面,需要从区域乃至全球的视角加以审视,探究哪些有可能会成为新的横亘在两国之间的第四表象矛盾。现阶段其最为显著的就是中日在南海的矛盾。

  

   按常理推论,日本并非南海域内国家,却何以与中国在南海发生严重矛盾?

  

   首先是由南海重要的战略位置决定的。南海连接太平洋和印度洋,本就是国际海上贸易最为重要的通道之一。从“进”的角度看,日本列岛四面环海,资源极度匮乏,如食品自给率为37%,能源自给率更低至8%。若缺乏全球资源的滋润,连维持1.26亿民众的日常所需都极为困难。从“出”的视角看,日本作为全球第三大制造业强国,贸易立国的原则要求它必须牢牢占住广阔的海外市场。显而易见,这种两头在外的经贸格局导致日本极度依赖海外市场,进而使得其对航路(sea lane)畅通的要求是极其强烈的。而日本80%左右的物资输送均要通过南海,因此其极度重视南海的战略地位,认为这是关乎国家命运的生死攸关的大问题。

  

   其次是由日本对中国崛起的总体认知决定的。在国家定位上,日本一直强调海洋国家的属性,这既是对自己作为一个岛国,在经济、贸易、资源上高度依赖海洋等特征的一种自然诠释,也是对其坚持自由、民主主义、市场经济和法制的一种政治定位。进一步地,日本强调说日美同为海洋国家,两国价值观彼此相同,因此日美同盟是维系亚太地区自由、和平与稳定的基石。而日本自认是美国主导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得益者和拥护者,并强调说自由、民主、人权与法治是日本最基本的价值理念。因此,尽管日本越来越正视中国经济持续发展对提振日本经济的重要正面意义,但利益归利益,观念归观念,日本在对华奉行经济务实主义的同时,仍不忘强调中国在价值观上的“异质性”存在,倾向于认为中国是正在挑战由美国主导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修正主义国家,中国在亚太地区的各种言行就是试图排斥日美在区域内的各项制度安排和影响。具体到南海问题,日本认为中国在南海一系列维权维稳的行为是用实力单方面改变现状,不仅是对基于国际法的国际秩序和国际规范的严重挑战,也将对日本在该海域的航行自由和航行安全产生严重的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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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lim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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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亚太安全与海洋研究,2019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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