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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淡宁:比较中国和西方的政治价值观:能学到什么,为什么重要

更新时间:2019-11-17 09:11:50
作者: 贝淡宁 (进入专栏)  

   内容提要:随着中国经济和军事的崛起,其主要的政治价值观将逐渐对中国和整个世界产生影响。因此,我们需要了解、比较和学习中国政治文化中的主流价值观。本文试图将中国哲学传统中精英统治、等级制度与和谐文化三个主流价值观,与西方社会政治文化中的主流价值观进行比较。

   关 键 词:精英统治  等级制度  和谐  民主  平等  自由

  

   中国学生和学者在政治思考过程中,天生就会运用比较的方法。尽管存在政治上的限制,中国大学里的政治研究大多涉及中西方哲学传统中主流政治价值观的比较。师生读取中西方传统中的经典,经常去西方国家学习政治理论的最新研究。相比之下,西方的大学则显得格外狭隘。主流英语系大学的政治科学、哲学和法律院系大都致力于西方社会的学术研究,缺乏对中国传统和当代中国政治研究的认真探索。

   为什么这很重要?有哲学上(或知识层面上的)原因。中国哲学为思考政治事务提供丰富多样的范例文本,而西方大学无视中国传统的经典学术研究。而且,通过对不同传统文化中主流思想的学习,能够产生具有深远影响的新政治思想。还有政治层面的原因。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迫于西方国家拥有较强的经济和军事实力,中国的政治学被边缘化。中国政治传统尚未影响到中国之外的世界其他地区,从实用层面上讲,西方人没有了解它的必要。但现在我们不能不讨论中国崛起的影响。我们需要了解中国的政治价值观,因为它们不仅影响了中国,还影响了世界大部分地区。例如,中美政治上的不同观点不仅是两国在军事和经济利益上存在冲突,一定程度上源于不同社会对主流政治价值观和社会理想的优先排序不同。当然,这两个社会共同拥有多种政治价值观,但这些价值观在社会中的优先排序不同,这在冲突事件中很重要。为了化解根植于文化误解中的政治冲突,需要理解不同的政治价值观并尊重道德上的差异。更重要的是,比较工作可以产生新的政治思想来思考我们这个时代紧迫的全球问题。当西方国家能够完全支配世界时,完全依赖西方政治价值观,很难产生与当今多极世界相关的实用见解。

   这并不全是坏消息。西方国家远非完全一致,例如挪威似乎更具有国际意识。区域研究一直是美国大学突出的分支学科,政治学家主要比较发达国家的政治机构,其次在较小程度上比较发展中国家的政治机构,很少比较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政治机构。政治学家通过严格的实证研究(例如,世界价值观调查,亚洲民主动态调查),比较不同地区和国家的政治价值观。然而,缺乏的是对西方以外政治价值观的系统反思,这与中国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一个多世纪里,中国学者一直在讨论如何向“西方最好的国家”学习。

   当然,我们期望系统地从事中国政治思想研究,这源于政治理论界的首要目标是规范化思考社会应该如何运作以及确保政治活动合理有序,但进展缓慢。20世纪80年代初,我选修了“柏拉图到北大西洋公约”模式的课程,毕业也没有意识到能够从非西方政治世界学习任何有益的规范性知识。在20世纪80年代末,西方社群主义思想家对建立在自由民主经验基础上的普世政治观提出质疑,但没有提出任何政治上可取的现实替代方案。主要讨论关于深化民主的必要性而非限制民主、如何简化等级制度而不是考虑哪些等级制度是合理的,以及忽视对和谐价值的讨论。西方自由主义者最终采纳了社群主义的观点,同时,由于没有与非西方社会的主要政治价值观进行正式研究,自由主义与社群主义的辩论在学术上消失了。最近,比较政治学理论领域研究进展缓慢,但确实对西方大学产生了影响(vonVacano 2015)。布鲁金斯学会的桑顿中心中国思想家系列丛书和《普林斯顿-中国》系列翻译出版了中国政治学理论的关键著作。其中大量涉及比较政治学理论中的方法论讨论(Dallmayr 2010,Godrej 2011,Jenco 2007)。理论家将过去伟大思想家的伦理思想和政治思想进行了比较(Yearley 1990,El Amine 2015)。比较政治学理论中的部分著作包含了更明确的规范性问题(Tan2004,Jenco 2010)。但是,西方大学很少系统地比较中西方的政治价值观,并以人民大众更能接受的方式将这些观点与当代的政治问题联系起来。也没有从中国政治文化中获取比如精英统治、等级制度、和谐政治价值,为比较项目建构基础。

   那么,比较中国和西方主要政治价值观意味着什么呢?当然,二者有很多共同的领域。在中国,没有人公开反对“薄”人权,例如反对种族灭绝、奴隶制、酷刑、谋杀或一贯的种族歧视的权利(Walzer 1994)。但在西方社会,诸如民主、平等和自由等主流政治价值观在中国备受争议。毫无疑问,中国政府官员经常质疑这些价值观,并限制有关西方价值观的政治辩论,以掩盖丑陋的政治权力滥用。但这并不是政治的全部,甚至不是主要的部分。大量中国政治改革者、中立的学者及国外研究中国哲学与政治文化的专家认为,与西方主流政治价值观相比,以精英统治、等级制度与和谐为例的政治价值观对中国政治权力运行的合理有序产生了影响(Bell & Li 2013)。当然,这种主张需要以开放思想来审视。不能根据西方社会道德理想与社会实践基础上生成的普世价值与政治推理,来否定中国的价值观。也不能断然声称文明之间有着不可协调的差异,并排斥文明之间的共性与相互学习的可能(Huntington 2011)。我们需要系统地比较中西方的政治价值观的优先排序,并探寻二者的共性和差异。如果二者能对比清楚,我们需要考虑向他们学习的可能。我们能否基于多种政治传统,建构一种独特的政治道德,帮助我们思考多极世界中的政治问题?还是我们应该顺从这些差异?如果一些差异难以协调,那么我们需要从道德上反思如何根据差异来协调关系。我们需要在何种程度上承受或尊重一个与我们政治观截然相反的社会?当西方国家在优越的经济和军事实力支持下施加压倒性的文化影响,则在未来这些差异有可能被忽视,但现今我们需要(至少)根据世界不同地区不同政治价值观的诉求,来看待政治冲突的文化本质。

   本文论述了近年来系统比较中国和西方国家主要政治价值观的成果。汉语语境下存在着大量的学术讨论,但由于空间的原因,我的讨论局限于英文作品。我主要关注与当今政治争议相对的哲学观点,而不是国家和地区之间价值观的实证差异,尽管后者可以阐明前者。过去几年学者已经写了相关的作品。2014年至2016年期间,我担任伯格鲁恩哲学与文化中心(BPCC)的负责人,我的思想受到工作影响。BPCC汇聚了跨文化和政治边界的主要思想家,探索我们这个时代的关键问题。通过广泛的相互学习,并将调查结果转化为一种中西方广大人民更能接受的语言进行宣传,以增进相互了解,并产生新的见解。具体来讲,BPCC关注的主题是(a)围绕长期政治意义传统和哲学意义传统中的两极分化及其张力(b)如果从不同的道德传统不同学科的角度探索,可以产生新的见解,并且(c)欢迎更多系统化的比较研究。其目的不仅是要阐明政治价值观之间的共性与道德上的合理差异,还要产生新的视角及新的哲学思想。按照来自不同文化不同学科著名思想家广泛的思考,BPCC在这一时期优先排序了三个跨文化的社会与政治意义主题,其中特别强调一直被西方学术讨论忽视的中国政治传统的贡献:精英与民主,等级与平等、和谐与自由。我以中国政治文化中的主流价值观为起点,讨论每组对立观点,并对未来的研究提出建议。

  

   二、精英与民主

  

   关于民主(指民治政府)和精英政治(指政治制度应该以选择和提拔具有卓越能力和美德的领导人为目标)的历史最长。柏拉图以批判民主著称,并在《理想国》中捍卫了精英政治理想。尽管思想家很少为纯粹的精英政治辩护,精英政治在随后的西方政治理论与实践中产生了重要影响。美国的开国元勋和19世纪的自由派精英,如John Stuart Mill和Alexis de Tocqueville,提出了将精英与民主结合起来的政治理想(Macedo 2013,Skorupski 2013)。今天,自由民主国家选拔精英并授予行政和司法职位,但他们对民主选举的领导人实行间接负责(Pettit 2013)。他们在一个狭小领域内行使权力,并应尽量在可能的范围内保持政治中立。例如,英国公务员是为当选的政治家服务,他们需要把自己的政治观点搁置一旁。但是应该有考核精英的想法,比如通过考试或拥有低级政府政治经历;根据能够在广泛领域上作出政治判断而挑选政治领导人的想法,在西方社会被认为是超越道德栅栏。无论多大规模的政治团体或是政治背景如何,人民条件反射般地认为,一人一票是选择政治领导人唯一合乎道德的方式。因此,如何最好地选拔出在广泛领域中作出政治判断并拥有政治团体最终决策权的政治领袖,这种政治精英理论在二战后的现代西方政治话语中消失了。可以在公务员制度中讨论精英政治,但不能据此而为这种选举政治领导人的方式进行辩护。

   也就是说,人民越来越质疑西方国家领导人的素质。选举民主具备了领导人对公民负责、并确保领导阶层和平过渡的优点,但如果选民选举出缺乏能力或容易腐败的缺乏经验的领导人,这个体系就不会良性运转。保证民主选举合理的关键在于选民是理性的,并在选择领导人方面做得很好,但社会科学证据表明,人民往往缺乏做出道德上明智与理性政治判断的能力和动机(Brennan 2011,Aden & Bartels 2016)。选民通常很难了解自身的经济利益(Caplan 2007)。他们为了自己的短期或族群利益,以不道德的方式投票,即使会给其他政治团体带来沉重的代价(Mann 2005)。当他们投票赞成共同利益时,他们通常只考虑自己的利益,而不是子孙后代、生活在本国以外的公民、动物和受政府政策影响的其他生命的利益;至少在冲突中,选民不太可能牺牲投票群体的利益来支持非选民(如未来几代人)的利益(Mulgan 2011)。

   类似于John Stuart Mill的建议,即受过教育的人应该获得额外的选票,相应的,理论家提出了旨在增加见多识广、有公德心选民更多话语权的措施。Caplan(2007)提议对选民的经济能力进行检测。Ziliotti & Bell(2014)在两个政党的政治平台上提出了多项选择题考试,这不比驾照考试难多少。无论这些提议的规范可取之处是什么,都不太可能在已经实施了个人选举制度的国家进行严肃的听证。无论如何,大多数人都不愿意放弃或者被限制投票的权利。当然,选举民主的国家可以(或许应该)实施旨在促进无党派专家作出决策的措施,并在两次选举之间提高决策过程的质量(Berggruen & Gardels 2012)。但是当选的领导人仍然有权力决定是否实施无党派的建议。专家们作出缺乏民主合法性的决定,使得承诺恢复人民权力的民粹主义煽动者崛起。总而言之,选举出不能兑现承诺或是推动了不合理政策的低质量领导人,也是人民的权力。从这个意义上说,文献表明,主要(或最终)依赖选举民主的政治制度和主要依靠选拔德才兼备领导人的精英机制之间存在着尖锐的分歧。

贤能政治是中国政治文化史上一贯的主题。春秋时期(公元前770年-公元前476年)以血缘为基础的贵族秩序瓦解之后,选拔杰出人才的思想出现了,并在战国时期(公元前475年-公元前221年)迅速发展,当时受到了重要知识分子的提倡(Pines 2013)。可以夸张地说,随后中国政治理论的争论集中在公共官员需要何种才能与道德、以及何种选取才德兼备领导人的机制。中华帝国对贤能政治的巨大贡献是创造了科举制度。从隋朝(581年-618年)直到1905年科举制度瓦解,选拔政府官员主要通过严格激烈的考试竞争的方式。(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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