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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平寿:刑事司法中的犯罪数额概括化认定研究

更新时间:2019-11-17 08:16:46
作者: 张平寿  

   内容提要:出于节约司法成本、解决证明困难、提高诉讼效率的目的,我国刑事司法实践中存在着较多犯罪数额概括化认定的情形,并普遍形成对行为人不利的犯罪数额认定倾向。此种犯罪数额概括化处理的实践做法所存在的主要问题表现为:与刑事认定的准确性相抵牾、体现出刑事政策在事实认定中的不当应用、概括化认定数额与确证数额在量刑上未予合理区分。犯罪数额概括化认定具有存在的合理性基础,但对其在实践中的运用应确立一定的限制性规则,即计量对象海量化原则、允许反证原则、从轻处罚原则等,以切实兼顾刑法的秩序维护和人权保障价值,实现效率与公正的相对平衡。

   关 键 词:犯罪数额  概括化认定  司法成本  公正  效率  Amount of Crime  Generalized Determination  Judicial Cost  Justice  Efficiency

  

   一、问题的提出

  

   在刑事司法中,犯罪数额的认定过程对于司法成本因素的吸纳已越来越多地体现于诸多类型案件,①从而发挥着影响定罪量刑的功能。伴随经济发展和社会信息化、网络化的不断深入,犯罪事实所涉的犯罪对象、手段、后果等已越来越呈现出堆积化、难以计量化、不可逐一核实化等特征,从而给犯罪事实的正确认定和司法有效处理带来难题。如网络制作、复制、出版、贩卖、传播淫秽物品牟利犯罪中淫秽电子信息的实际被点击数,属于司法机关认定罪与非罪、“情节严重”和“情节特别严重”的重要依据,该点击数并不应包括无效点击、重复点击、自我点击的数量,因而在认定实际点击数时需将此类点击数排除,然而在数量庞大的点击数中如何将无效点击、重复点击等与实际点击予以有效区分,在操作上往往很难进行,亦需要极大的技术、人力等投入。又如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成立系以个人信息的真实有效性为前提,而实践中行为人所出售、提供、非法获取的公民个人信息动辄达数十万、数百万条,显然对如此庞大数量的个人信息逐一核实真伪所需耗费的巨额成本将让司法机关难以承受其重。再如网络售假型犯罪,支付平台所记载的大量交易记录金额通常成为认定销售金额的关键依据,然而网络销售中却不乏大量虚假交易存在,如淘宝网店出于“刷信誉”“刷钻”目的,故意通过朋友或中介进行虚假交易,并且存在真假混售情形而致交易记录并非全部反映的是售假金额。由于网络交易对象、交易记录数量的庞大性和交易发生的跨区域性,将虚假交易从海量化的交易记录中予以排除通常较为困难,若无相关当事人主动提供线索,司法机关一般难以发现,即使主动通过线索排摸取证,亦须消耗巨额的物质和时间成本。虽然建立于案件证据基础之上的犯罪事实通常仅以法律真实样态呈现,然而让法律真实无限靠近乃至重合于客观真实无疑是司法者在裁判案件时所应秉持的追求所在,亦是司法寻求客观真实、达至公正报应、实现有效预防之路径所依。对于海量化的犯罪对象和后果等,当其数额具有定罪量刑的意义时,对所有对象或后果的逐个查明显然有利于最大限度地实现客观真实并有助于量刑公正,但其过于沉重的成本代价却与诉讼的及时性、司法资源的有限性等相矛盾。在犯罪事实要素海量化或其查证需以巨额司法成本耗费为代价的情形下,考虑司法成本因素而建立于事实要素未逐一核实基础上的犯罪数额认定,如何寻求其有效路径以最终实现公正的定罪量刑,无疑是两难之下立法者、司法者不得不思考并应作出妥当选择的问题。

  

   二、我国司法实践中的犯罪数额概括化认定

  

   在社会经济和信息技术不断发展进步的同时,现代犯罪无论在手段、内容还是形式等方面都呈现出与传统犯罪明显不同的诸多新特性。犯罪类型由自然犯为主转向自然犯与法定犯并重。作案地域已由现实空间拓展至虚拟空间,尤其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犯罪的数量迅猛增长,利用互联网及QQ、微信等即时通讯工具实施的诈骗、盗窃、开设赌场、贩毒、组织卖淫、非法侵犯公民个人信息、诽谤、组织传销、非法集资、销售假冒伪劣产品等犯罪已成为刑事案发重点领域。外来人员犯罪高位徘徊,涉众型经济犯罪凸显,等等。上述特点,不仅使得我国刑事案件发案数逐年上升,②更造成司法机关打击犯罪的成本日益增长,尤其对于销售伪劣商品、侵犯知识产权、破坏环境资源等法定犯和利用信息网络跨区域乃至跨国境实施的诈骗、开设赌场、非法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等犯罪,往往因为涉案物品数量庞大、资金流向复杂、被害人数众多、作案范围广泛等导致司法机关对于犯罪事实的查证变得愈加困难,甚至查证不能。如电信诈骗犯罪涉及的被害人通常成百上千且分布于全国各地,要求侦查人员对每个被害人逐一询问以核实被骗过程无疑将耗费巨额人力物力;又如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所涉及的公民信息常常达数十万或上百万条,要求侦查人员对其中每条公民信息予以核实以确定其真实性,必将导致司法投入的不堪重负而脱离现实。如若一意行之,虽有利于实体客观真实发现的最大化,但亦会造成诉讼进程的过分拖延,有碍于刑罚及时性和必要性原则的实现,形成对被告人和被害人权益保护的双重妨害。

   有鉴于此,基于兼顾实体公正与诉讼效率的要求,我国刑事司法实践在犯罪数额事实认定中较多存在这样的情形,即在犯罪行为明显存在,犯罪数额涉及海量化对象查证或特定数额查证,其所消耗的巨额司法成本与欲达到的公正目标明显不成比例时,数额认定并不以海量化对象的逐一查证或特定数额的具体查证为基础,而是将其全部纳入犯罪数额并据以定罪量刑,笔者在文中称之为犯罪数额的概括化认定,即数额认定是以概括化、笼统化的面貌呈现的,并非每一具体数额均存在着与已有证据的充分对应关系。如2010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两高”)、公安部《关于办理网络赌博犯罪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公通字[2010]40号)规定:“对于开设赌场犯罪中用于接收、流转赌资的银行账户内的资金,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能说明合法来源的,可以认定为赌资。向该银行账户转入、转出的银行账户数量可以认定为参赌人数。”又如,2017年“两高”《关于办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17]10号)规定:“对批量公民个人信息的条数,根据查获的数量直接认定,但是有证据证明信息不真实或者重复的除外。”上述司法解释中,在开设赌场、非法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的犯罪行为均客观存在的前提下,对于银行账户内的资金是否全部属于赌资、向银行账户转入或转出的每个银行账户是否均由不同人员使用、公民个人信息是否均为真实,其实都不能根据在案证据予以充分证实,而实践中出于司法成本和诉讼效率的考虑,此类案件的调查取证亦不太可能达到这一程度。从可能性角度分析,完全存在银行账户资金并非赌资、账户数额与参赌人数并不对等、某些公民个人信息属于虚假信息的可能,然而基于打击犯罪和诉讼效率的需要,此类资金数额、账户数量、公民信息数量一概被司法解释规定为影响定罪量刑的赌资数额、赌博人员数额、公民个人信息数量等犯罪数额。再如2015年《全国法院毒品犯罪审判工作座谈会纪要》(法[2015]129号)规定:“对于有吸毒情节的贩毒人员,一般应当按照其购买的毒品数量认定其贩卖毒品的数量,量刑时酌情考虑其吸食毒品的情节。”此种贩毒数量以购买数量进行认定的情形亦属一种犯罪数额的概括化认定。实践中,司法机关追根溯源而将有吸毒情节的贩毒人所购买毒品的数量查证清楚通常已属不易,要求其在此基础上再将所购毒品的详细去向、具体贩卖数量和吸食数量等予以查清,这必将因人力、物力、时间等大量投入而消耗巨额司法成本。因此,此种情形下忽略所购毒品确实用于吸食的可能而不再具体查证,直接将购买数量概括化认定为贩毒数量便成为实务部门的当然之选。此外,2016年“两高”《关于办理电信网络诈骗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法发[2016]32号)中有关电信诈骗犯罪所涉及诈骗信息数、拨打电话次数、网页浏览量的数额认定,亦存在犯罪数额的概括化认定情形。③司法实践中对于网络销售型犯罪交易金额的计算、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犯罪中伪劣产品数量的计算等亦广泛存在着数额概括化认定的情况。

犯罪数额的概括化认定基于司法成本与诉讼效率的考虑,在证据并未完全确实充分基础上对行为人作出了事实认定上的不利结果,从证明责任分配来看,因控方证明责任的降低而实际导致了部分举证责任向行为人的转移,即行为人如要否定犯罪事实上的不利认定,则负有提出证据以反驳该不利事实的责任。由此,犯罪数额概括化认定与刑事推定存在相似之处,但两者并非等同。刑事推定是根据所证明的基础事实来认定推定事实成立的方法,基础事实成立是认定推定事实成立的前提。根据经验法则或逻辑法则,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只要确认了基础事实的存在,则推定事实即告成立,但二者之间没有建立必然的因果关系。在推定规范作用下,检察机关被免除了证明推定事实成立的义务,而证明推定事实不成立的责任则转移给被告人。④笔者以为,犯罪数额概括化认定与刑事推定具有本质区分,前者难以涵括于后者范围之内。首先,刑事推定属于替代司法证明的事实认定方法,由基础事实推导出另一事实存在,而犯罪数额概括化认定并不以某种基础事实存在为前提,而是属于司法对某种事实的直接认定。如2007年“两高”和公安部等《办理毒品犯罪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公通字[2007]84号)对相关毒品犯罪行为人主观上“明知”实施毒品犯罪的认定,规定了八种认定“明知”的情形,以及2001年《全国法院审理金融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法[2001]8号)对金融诈骗犯罪“非法占有目的”的认定规定了七种情形,均属于刑事推定,即分别以该八种和七种基础事实推定出行为人主观上对毒品犯罪的“明知”和实施诈骗的“非法占有目的”之事实。而犯罪数额概括化认定的相关司法解释,如将网络开设赌场犯罪用于赌资流转的银行账户内的资金均认定为赌资、将具有吸毒情节的贩毒人员购买毒品的数量认定为贩毒数量、将反复向同一人拨打诈骗电话数、发送诈骗信息数均计入拨打电话次数、发送信息条数,均未要求以某种特定基础事实存在为前提。其次,刑事推定要求基础事实与推定事实之间具有高度的盖然性,而犯罪数额概括化认定的事实则既可能具有发生的高度盖然性,也可能不具有。对于前者,“基础事实与推定事实通常会相生相伴,但也有例外,这些例外的可能性较低,因而对那些难于证明的事项设置推定,忽略例外情况的概率”,⑤故刑事推定中基础事实与推定事实并无前因后果之关联的情形极少发生。然而犯罪数额概括化认定的事实通常并不受发生的高度概然性的限制,例如将有吸毒情节的贩毒人员购买毒品的数量作为贩毒数量认定,但其购毒后既可能用于吸食也可能用于贩卖,且二者可能性大小并不存在高低之分。在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中,根据查获的数量直接认定批量个人信息的条数,但此类公民信息中信息虚假或重复而被告人又难以举证的可能性往往较大。再次,刑事推定属于事实认定方法,通常并不具有从严打击犯罪的目标导向,而我国司法实践中的犯罪数额概括化认定往往具有从严从重打击特定犯罪的倾向。如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关于审理破坏森林资源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00]36号)对“非法收购明知盗伐、滥伐的林木”中的“明知”的推定、“两高”发布的《关于办理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04]19号)对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中“明知”的推定、“两高”《关于办理妨害信用卡管理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09]19号)对持卡人主观上“非法占有目的”的推定等等,均仅是对司法认定路径的阐述,从中难以反映出解释者对某种犯罪处理持何种立场。然而犯罪数额概括化认定却时常体现出对特定犯罪从严从重打击的司法倾向,(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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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政治与法律》(沪)2018年第9期 第51-6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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